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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案，我省除安置歙县6个受淹乡镇两万多名移民任务之外，还乐意接受部分浙江移民。淳安与皖南生活习惯和生产条件类似，做好这项工作难度不大。”
江苏省委领导说：“新安江电站建成后，江苏也是一个受益省，我们理应承担安置移民的任务。”接着他又说：“我们江苏苏北大丰农场海涂面积很大，能够接受大量移民。”
最后，江华提出了移民设想：“新安江水库移民采取就地上山和开发山区相结合的方针，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山区土特产来安置移民。”
谭震林听了三位当家人的发言，忐忑不安的心一下平静了下来。他激动地站起来，一拍桌子，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心里有了底。新安江开发就按一级开发，移民还是尊重当地人的风俗，就地上山安置为好。一级开发的新安江电站工程一是大坝建设，二是移民安置，两项工作要同时推进。”
1954年5月24日上午10时，是新安江人值得永远记住的时刻。这一刻决定了23万多新安江人必须告别故土、迁移他乡的命运。
1954年6月7日，浙江省委向*中央华东局申报了《关于要求成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的报告》，完全同意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和就地上山安置移民的方案。认为采取这一个方案，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上海和沪宁杭地区目前和今后的工农业生产供电需要，而且对于天目山区南部的农林业，发展山区经济，加速国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极为有利。为了加快开发山区经济工作的领导，拟成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彭瑞林任主任，王醒和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高福隆任副主任，并建议安徽省指定一位负责同志参加。
时隔三天，谭震林就签发了*中央华东局以加急电报形式向*中央呈送的报告。报告中说：“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需移民24万至27万人，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虽然分期施工将可使移民工作有6年左右的时间去分批有计划地进行，将可减少进行中的困难，但20多万人的移民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为责成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把一级开发的标高树立起来，以便更周密实际地计算必须迁移的户口人数，只有通过这种实际的计算，才能确有把握地肯定一级开发的移民方针。另就安徽佛子岭水库移民经验看来，采取就地上山的办法易为群众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今天的山区收入比平原好，群众愿意移居山区。因此只要有一定的时间，开发山区生产是能解决群众的经济生活问题的。但同时必须估计到20多万人上山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希望浙江、安徽省委立即组织力量，责成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负责领导进行实地勘测，并根据勘测的结果制定移民计划，以便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浙江、安徽省委均同意，华东局亦基本同意，按一级开发，分期施工和以就地上山为主的移民方针等重大问题，则待中央决定。”
从华东局给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华东局对新安江的开发一是下定了决心，对机构、对工作都做出了部署，同意建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二是希望国家水力发电局将华东水力发电局改为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管理局。同时，华东局也看到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一级开发移民24万至27万人工作的艰巨。如果都按华东局报告中算，6年时间去分批完成移民计划，那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将会有条不紊地推进。谭震林是这样想的，开始，华东局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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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联专家定坝址（1）
1955年10月7日，国家建设委员会下达《对新安江技术经济报告的审核意见》，批准了新安江水电站一级开发的方案。自谭震林1954年5月24日华东会议上拍板确定新安江实现一级开发到国家建委下达批准意见书的十六个半月中，浙江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新安江库区移民安置的前期准备工作，水力发电建设总局设计处编写了新安江流域规划和技术经济调查报告，就一级开发和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且提出了水电站的坝址和工程规模选择的建议方案。
在新安江开发的论证史上，苏联专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能抹去，他们的功绩在中国的水电史上应当记上一笔。
1952年，我国开发新安江的勘探人员只有五人，而且缺乏对大型水电站的勘探经验。这时，苏联派来了一批地质水电专家，其中有参与号称水电里程碑的第聂伯水电站建设的苏联地质专家卡伐里列次，水文专家鲁赤金。当时勘测设计的五人已进行了流域踏勘，并进行了糟探，认为坝址应该在罗桐埠。苏联专家卡伐里列次却认为，建设这样大的水电站不能光踏勘地面，还需通过钻探的方法，扩大勘探的范围，以便相互比较。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新安江上的工程地质人员根据苏联水力发电工程地质勘探规范程序，组成了踏勘队。有计划、有步骤地从新安江上游，安徽境内至新安江的下游建德地区，开始了全面踏勘工作，找出了技术上最可靠、经济上最合理的坝址建议方案。自卡伐里列次、鲁赤金等专家到新安江以后，不断有苏联专家加入，工程地质专家那廖托夫、科洛略夫、马舒柯夫、巴赫吉阿夫和黄河专家组奥加林等，为新安江水电站工程的地质勘探工作提出的建议就有五十六条。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
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于1955年11月2日上午8时在建德铜官地质队会议室进行了坝址认证会。会上，新安江电站选址委员主任李锐代表委员会宣读了《决议书草案》：
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确定新安江开发方式采用一级开发，并以铜官至罗桐埠段为建造水电站地段，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据此研究了现有勘测设计资料并在现场了解地形及地质条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在工程地质条件上罗桐埠坝段不如铜官坝段。二是水库内有石灰岩带状分布，地表有显著的喀斯特溶蚀现象。水库蓄水后上游地区及坝段右岸地区的石灰岩带漏水的可能性不大。但坝段左岸一带石灰岩因缺乏明确资料，目前不能做出漏水与否的结论；须由今后勘探工作予以论证。否则水电站的修建仍是不可能的。关于漏水问题的结果须经选址委员会鉴定，作为本决议书的最后补充。三是新安江水电站坝址选址委员会最后选定的铜官坝段内上段作为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的坝段，从而进一步勘探，确定最后的坝轴。对其他坝段可不再进行研究。四是新安江水电站区域的移民问题，经过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一年多的勘测调查工作，初步认为，安徽省部分可在歙县地区解决，浙江省部分基本上可在浙江省地区解决。
到会的新安江电站选址委员会的委员都发了言。罩修典一年多来跟苏联专家在一起，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抢先发言说：“新安江水电站在世界上也属于大工程，地质情况也很复杂，要求的技术条件也很高，如果我们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是不可能这么快做好的。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指导，我们增强了信心。过去我们设计人员工作中有很多缺点和毛病，我们对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和复杂这一点对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认识不够，苏联专家就是顶真，我们最终是做了，说明他们是正确的。”
3．苏联专家定坝址（2）
新安江开发一线党政负总责的王醒也有同感，他说：“选坝址工作，自从苏联专家到工地后一切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勘测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对坝址地质及石灰岩漏水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苏联专家的工作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中央已经指示今后地质勘探由地质部统一领导。移民工作由浙江省委及建德地委领导，其他设计工作由华东水利局负责。今后勘探设计工作要多请专家给予指导。同时今后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困难和问题，要主动请苏联专家帮助解决。”
工程师谷德振从技术角度畅谈自己的想法：“铜官这一段无论从地形或地质构造等条件来看，都是可以建高坝的，比罗桐埠段条件优越。但是铜官段地质上也存在缺点，主要是由小石及碎带，岩石的物理性及抗压抗剪强度需要做进一步的试验。铜官左岸是否漏水尚未搞清，地质勘探今后的主要工作，一是铜官坝段进一步勘探，了解研究断裂问题。二是水库左岸漏水问题我认为由苏联专家指导，这任务在地质部九三二队和华水勘探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完成。”
最后，大家的目光一下集中到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身上。这位上世纪30年代就拿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双硕士学位，40年代成为我国最早的桃花溪和下清渊硐水电站的设计者的中国水电技术权威，而且他绝对是一个讲政治的人。他说：“今天我们的研究与国民经济直接相关，新安江水电站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新安江水电站很大，是个小三门峡，刚才李锐局长说地方政府解决新安江淹没移民问题，25万左右的移民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搞得不好就要出事。技术问题我同意委员会的决议书。新安江电站的坝很高，达105米。但是地质情况是很复杂的，靠近大坝的断层，石灰岩区又很广，喀斯特比较发育，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许多同志进行了长期的工作。结果正是在铜官段是有条件造高坝的。但是，我们还必须小心，一是石灰岩区的漏水问题要彻底搞清楚。二是靠近坝址的大断层，小的破碎带，地质构造要搞清。”最后，他再三重复了开始的那句话：“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否则是要出乱子的。”
在大家强调技术时，留洋的大学教授却不住地强调人的生存权利，他的话讲得那么中肯，又那么深刻。但我们当时的官员却没有在意教授的观点。
李锐局长这位中国水力发电建设的总管家，听了各位的发言，更增添了他对新安江那“一滩又一滩，一滩高十丈”的兴趣，特别是那山影与舟影相映，涛声与橹声互和的美景更使他留恋。他在总结中说：“大家对过去工作的肯定和评价证明我们的工作以胜利告一段落。”接着他诙谐地说：“我们国家水电建设事业打算和新安江这美丽的江姑‘结婚’，这‘媒人’是地质工作者，能不能‘成婚’就靠这‘媒人’了，能建大坝就能‘成婚’。‘成婚’后，将来新安江水电站就成了我国水电的示范工程，成了中国水利电力史上的里程碑。”
李锐的一番话，把大家逗乐了，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这笑声，更增添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
然而，1956年2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中国各条战线上帮助工作的专家一批批撤离。卡伐里列夫、那廖托夫、马舒柯夫等苏联专家恋恋不舍地离开新安江，一切都得靠自己了。
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1）
中国人口迁移活动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历代政权为维系生存，延续种族，巩固边疆，发展经济，调整人口布局等目的，都进行过规模不等的人口迁移活动。
1956年，国家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给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移民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曾讲到我国自1956年开始的移民情况：
移民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垦荒地，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同时为了适应国家和地广人稀的地区开展工矿建设的需要，向这些地区移民，使这些地区逐渐繁荣起来。仅1956年7个月时间，已从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移出，安置在黑龙江、青海、甘肃、江西等省或安置在本省的移民达308399人。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移民工作也曾发生了不少问题，有的安置地区接受移民的任务偏重，甚至超过了原有居民的户数；有的安置地址选择不当；有的安置准备工作不够，使移民的生活感到困难，不能及时参加生产。由于这些原因，致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情绪不安，跑回原籍。以黑龙江最厉害，曾发生一万余人的骚动事件，集体请愿，包围政府，殴打干部，卧轨拦车，结果跑回山东省和流落全省各地的约有1800人。甘肃、青海、内蒙古等省区也跑回原籍二三百人。省内移民也有逃跑的，以广东省较为严重，逃回原籍的亦有1700多人。
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认真细读了国务院转发内务部的《关于移民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后，深深感到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