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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顺手翻开方老太给我的那张地图，说是地图，实际上是张万茂移民前给芹坑村画的一张草图。但图上画出了芹坑的气势和全貌：芹坑三面环山，面对新安江，村前一座牌楼，牌楼脚下的江面缓缓流淌出的江水进入铜官的“喉管”，顿时形成咆哮翻腾的“江龙”。一座座徽派建筑和村前的一大沙洲构成了一幅美好的速写。林仁年老人连声说：“我们芹坑就是这个样。”他手指着那张图上的“喉管”，说：“新安江大坝就建在这里。”
淳安移民第一村的人及后代找到了，但原来秀美的淳安永远找不到了。分布在新安江干流或支流汇合处或河畔的两岸，特别是河旁的“凸”，都是沿着天然堤作带状分布的大沙洲。淳安人在这里繁衍后代，就形成了淳安贺城及茶园、港口、街口等大集镇。新安江流域中小盆地也就形成了一个一个星罗密布的大村庄。历经千万年冲刷形成的淳遂平原一直是几千年淳遂人生活的聚宝盆。这一切都只有留在脑海中，成为抹不去的永恒记忆。580平方公里的新安江水库水面形成后，浙江建德１个乡，淳安县49个乡，安徽省6个乡，浙江安徽两省6县市56个乡（镇）都先后沉入库底，留给人们的只有记忆和遐思。
淳安人口集中的富裕村，都沉入库底。也就是说，1958年的当时11万多户，44万多人的淳安县有50％以上的人要离开故土。淳安故土上留下的就是远离新安江畔，高山峻岭上的山村，也就是当时淳安交通不便的一批贫困村落中的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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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远迁试点失败（1）
在非常时期，人的命运是难以把握的，不要说是农民，就是高层人士也难以驾驭时局的走向。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末期，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浙皖赣交界的农民，遇上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新安江电站工程，让他们来选择搬迁的地方。由于信息、交通等时代的局限性，他们无法选择，他们也不知如何选择，他们选择的标准就是眼前需要：水土好，有柴烧，土地多，肚吃饱。具备这些条件的，只能是山区。
我在江西省铅山县湖坊镇安兰村调研时，意外地遇上了新安江水库移民方冬朝。我有意地责问他：“你们德清不住，怎么要移到江西这块黄土地上？”这句话一下把他拉到50年前那段痛苦的记忆中。他说：“这都怪我们没有眼光，不领德清人的那份情。现在德清成了杭州、上海的后花园，已是天堂中的天堂。而我们现在还在温饱线上挣扎。”方冬朝老人这席话不无道理，他们是没有眼光，但这能怪他们吗？
不领“情”的淳安人，不仅导致了浙江省人委、建德专署和淳安县移委确定远迁嘉兴、金华的三个试点“流产”；同时也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打乱了整个移民的部署。
这位1943年出生在淳安县泗渡洲村的读书人，195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武康中学，保送到嘉兴中学，后转入金华二中。虽然他经历了移民的磨难，但他对新安江水库移民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与他交谈后，他交给我一本已经发了黄的他自己写的小册子。从这本小册子中，我对新安江水库移民大迁徙中汹涌的“倒流潮”、盲目“自流潮”和顽固“滞流潮”终于有了感性认识：
自1954年9月，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举荐的淳安、桐庐开发山区安置移民失败后，就把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在建德、金华和嘉兴三个地区内。根据杨思一副省长在浙江省第二次移民工作会议上的提议，在远迁移民安置试点中，选择了嘉兴县王店乡、武康县秋山乡和兰溪县张康乡。不领“情”的淳安人让负责移民的人头痛了。
茶园二村“ 5·13”抗移事件不仅震惊了淳安县委、建德地委，也震惊了浙江省人委。茶园二村失去的是鱼米之乡，但3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失去的是有序的计划和稳定的生存空间。
新安江电站建设速度要求40米高程水位的紫峰、茶园、赋溪三个乡13个村庄6000多人作为1957年第一批迁移对象，确定茶园二村远迁嘉兴县王店乡。地处嘉兴市区南7公里、水陆交通快捷的这块黄金宝地让新安江水库移民来繁衍生息，这是淳安人的一大福分。但眼光短浅的淳安人不领“情”。1957年4月19日，茶园二村低级社，选派了9个代表到嘉兴王店乡建农社参观，两天的考察，代表总结有“两好三不好”。“两好”即土地好，产量高；副业多、收入大。“三不好”：一是远离淳安500里，亲戚分离，家具难带；二是一望无边的平原，雨多风大，路小难走，柴火贵，吃水差；三是卫生差，害病多。尤其在13和14两个生产小队参观时，代表看到13个患有血丝虫病的冬瓜腿人和两个患血吸虫病的大肚皮后，听到嘉兴移委介绍，这里有80％的人患有血吸虫病。9位代表当时还不清楚血吸虫病和血丝虫病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见到面黄肌瘦的大肚皮和冬瓜腿，个个都吓呆了。嘉兴不能去，无论如何不能去，结果在回茶园二村的动员大会上，大家就哄闹起来了。二村低级社干部周树槐煽动说：“移民是好事，大家都愿意去，政府不关心，叫我们去送死，是不去的。”并又说：“如不更换地方，情愿自己去死，也不能让子孙去死。”多数群众要求政府改换地点，会议就在混乱中结束了。
2．远迁试点失败（2）
会后，各自纷纷投靠亲友，在胡月中等干部的策划下，于28日晚上召开了秘密会议，29日即选派了五个代表到港口区里商乡及建德的杨村桥乡找集体投亲靠友。并向县委、地委和省委写了请愿书，要求调换地点。茶园二村干部群众和县里的移民干部出现了严重的对立。茶园二村的群众思想一度十分混乱。都在暗地里说：“宁愿死在淳安，也不会去生大肚病。”
5月13日，淳安县接到了浙江省民政厅的通知说：“茶园二村移到嘉兴王店乡的计划不能变，要做好工作，按计划进行。”当天下午，嘉兴专署两位干部在县移民办驻茶园二村工作组组长林杰陪同下来到茶园二村。该村的群众看到两位嘉兴来的同志，全村空气一下紧张起来，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有的人猜测说：“政府已确定我们移嘉兴了。”有的干脆煽动说：“叫我们去送死，我们坚决不干。”晚上七点钟，林杰通知干部开会，近500人的茶园二村老老小小都涌向街道巷口，他们一见林杰就把他围了起来，开始只有几个人，很快增加到几十人，最后一百多人，逼着林杰表态，要改换地点。林杰向大家反复进行解释。已经失去理智的茶园二村群众，特别是那些抱着小孩的妇女，连声叫着：“我们不能让儿子去送死。”
林杰被逼得退到一家农户的厅堂中，不知谁竟把这户农家的煤油灯给吹灭了，那天没有月亮，屋中一片漆黑，也不知是哪位年轻人，喊了一句：“他叫我们去死，我们今天先把他打死。”这时，林杰被乱拳打得退到了天井。林杰想，这时如与群众抗争，必死无疑，他便从天井中的后门跑了。群众见林杰跑了，边哄闹，边喊打，一直追到茶园区工委。当时区委同志全部下村，楼下空无一人。林杰慌乱中就往楼上逃，他闯进一间办公室，见到正在开会的县公安局四位公安人员。大家见林杰脸色苍白，连话也说不出，县公安局工作组王英士连声问林杰什么事时，茶园二村［迁移］的几百群众也赶过来了。当王英士上前去拦住群众时，结果茶园二村的群众把王英士也给包围起来了。后面几个小伙看到王英士身上有枪就叫喊起来，这一下，群众哄闹的目标一下转到了王英士身上。有的人高声叫着：“把带枪的人拉出来。”刚巧，驻扎在茶园区委修建新安江铁路的铁道兵团一连武警都在区机关，在他们的劝解阻拦下，王英士幸免未被茶园二村的群众拉出去。只是在混乱中，武警部队的战士和王英士及其他公安人员都一起挨了打。
茶园二村“5·13”事件传到了梅城，建德专署移民办征得浙江省民政厅的同意，茶园二村迁移从嘉兴县王店乡改为富阳县金桥乡。从鱼米之乡调到了当时有句“好米出不在富阳，好水流不到富阳”的穷地方。并且规定，在5月底前，一定要搬到安置点。
1957年茶园二村的“5·13”事件，如在新安江水库移民浪潮中砸下了一块巨石，给移民潮撞击出层层浪花。
茶园二村“5·13”事件宣告了远迁迁移第一个试点的彻底失败。这一失败为移民工作增加了难度。这一失败，也为1958年建德地委彻底推翻20多万原迁移民安置方案增加了筹码。这一失败也成了1958年初建德地委某些人积极推行极“左”思潮的理由。最终带来的损失不是他们这些掌权者，带来最大的不幸是不知多少新安江水库移民失去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让他们品尝移民不平凡路上的辛酸。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远迁试点失败（3）
原规划在嘉兴专署嘉兴县、德清县、武康县、余杭县、临安县等地安置6万名新安江水库移民的任务就成了一大悬念。
自从茶园二村1957年“5·13”事件后，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国大地的政治空气日趋狂热，移民的走向如何？浙江省建德专署一些极“左”思潮的人，对远迁的试点热情虽然逐日趋冷。但是原遂安县迁金华专区；淳安县迁嘉兴专区的既定方针没有变；远迁的试点还在继续进行。
发生在我故乡的倒流移民，我如今也历历在目，自从茶园二村发生的“5·13”抗移事件之后，承担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浙江省人委责任部门浙江省民政厅压力很大。嘉兴专署6万移民定点确定不下来，拖了新安江电站建设的后腿，这对中国工业起步将造成巨大影响，这责任谁也负不了。浙江省民政厅把我们屏峰乡泗渡洲村作为安置在嘉兴专署武康县秋山乡玉龙村的试点。
“泗渡洲”村名三字全有水，其意是四源相汇于一洲。坐落于淳安排岭之脚，淳安县人委决定，泗渡洲村划出一半人口作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在嘉兴安置的试点，并腾出住房作为新安江县城迁城过渡驻地。1957年10月，淳安县移民办的同志来我村动员，动员会上说：‘这次泗渡洲的近五百人迁往嘉兴专区武康县（当时武康县属嘉兴地区）是在嘉兴专区安置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开路先锋，意义十分重大，武康县的房子已经建好，就等待你们入住，你们的如期转迁，将为嘉兴专区安置6万，金华专区安置5万奠定良好的基础。给出的优惠条件是：家具、农具愿意带，国家安排车辆给送到安置地。’1958年3月，泗渡洲的近500新安江水库移民就踏上了北上的征途，在武康安下了家。玉龙坐落在世界著名的莫干山风景区脚下，从粮仓到宝地，又处在杭州西北门外，这不会亏待泗渡洲的方氏后代，但泗渡洲人却不领政府的这份情。试点搬迁，给足了优惠政策。
我们1958年3月来到了秋山玉龙，虽然对新建的一排排移民泥墙新屋不满意，但这毕竟是按国家的最高标准建造的。我们62户分成三个生产队，在这里最不习惯的是从做饭烧柴转向烧稻草，最不乐意的是从种田到培育桑树，最不方便的是从走石板路转向走泥洼路。第一春，当地的老社员对我们也十分客气，他们教我们如何培育桑树，他们教我们如何养蚕。到了秋天，剪下的桑枝烧光了，我们做饭全烧稻草，实在不习惯。一次，我们村一大帮人来到莫干山脚下的山林中偷砍柴禾。实际上，是向当地的老社员示威，抢伐山林。对这一无理的做法，当地老社员当然不允许。我们泗渡洲移到武康县的男女老少全赶到莫干山脚下，一场大规模的械斗事件一触即发，武康县人委的领导闻讯，迅速赶到，双方械斗群众被劝散了。但新老社员激起的矛盾已成了死结，难以解开。半年下来，许多移民也患上了血丝虫病，有的移民小腿已经粗起来了。我们泗渡洲人对移民的怨气也从心头涌了上来，对故乡的恋情又萌发出来。这一怨一恋就勾起了返乡的决心。有的人就在暗地里煽风点火说：“我们的房子未拆，土地还在，我们只要有一双手，回去生活肯定比这里好，至少不会生‘冬瓜腿’。”当年的8月2日后，泗渡洲移到武康的移民相继卖了家具、桌凳做路费，挑着箱子、棉被回淳安了。到了泗渡洲一切都变了，这时，排岭正大兴土木，建设新县城。我们村上的房子全部成了淳安县委、县人委机关办公、住宿的地方。我们倒流回来的这批泗渡洲人就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