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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本是屈原的学生，却不但没有集成老师忧国忧民的特点，反而可着劲撺掇熊横怎么吃、怎么玩、怎么欣赏女人。
这是很投熊横下怀的。因为在熊横继承王位之前，先后在齐国和秦国当人质。当人质尽管可以捞取政治资本和借机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但人质的滋味应该很不好受，虽然贵为王子，但毕竟是在别国的地盘上，吃住行都不得不节俭，而且身边到处都是别国的眼线，得仰人鼻息，处处谨慎，稍微高调一点，就有生命危险。最重要的，人质本身就是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棋子，一旦国家利益所需，自己的父兄很可能丢车保帅。春秋战国期间，被牺牲掉的人质，绝对不在少数。正因为人质的不安全性，那个赵威后才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出使”齐国，而且对群臣说，谁要再劝我送走儿子，我吐他一脸口水。
现在熊横回来了，而且当了国君，自然我的地盘我做主，先要加倍补偿原先受过的苦。有这样心态的人，注定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主儿，脑子里是分不清主次的。他的父亲楚怀王被秦国骗去入了大狱，而且秦军又在楚国边境上虎视眈眈，他却没有勾践卧薪尝胆的隐忍图强，也没有燕太子丹的倾力一击，而是一头扎进酒池肉林享受一番，这不是昏聩还能是什么呢？
说实话，熊横尽管脑子不够用，过于贪图物质享受，但还不能算是暴君，甚至，还透着些傻傻的可爱。他没怎么杀过人，不象有的诸侯动不动就砍下人家的头颅当球踢。屈原屡次劝诫他要远离小人、励志强国，他只是觉得这个小老头太烦，说话又那么直来直去，挺伤国君自尊的，他听任令尹子兰和靳尚两个坏仔的调唆，疏远了屈原，也剥夺了他的一腔爱国热情，但他没有杀掉屈原，只是把屈原放逐江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为自己的放纵淫逸付出近乎亡国的惨剧后，还能任用春申君，使楚国还了那么一点阳。
这应该得益于庄辛。
这个庄辛算起来应该是熊横的本家，辈分和年龄都长于熊横，所以开始劝诫熊横时口气还挺严厉的，而且没有任何艺术，完全一副长辈的训斥口吻。他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熊孩子，简直就是楚国的灾星。天天州侯、夏侯不离左右，鄢陵君、寿陵君跟随前后，在这四个小人的教唆下，你就知道玩，马上京城都要被敌人攻陷了。
熊横很委屈地狡辩，你不是老糊涂了吧？我是君王，你怎么能把我看成是楚国的凶兆呢？
庄辛很牛B地说，你要是还继续和这四个人一起玩，楚国必亡！我先躲到赵国去，咱看看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拿国家的存亡去打赌，这很不象一个政治家的所为。这么大的赌资，只有鲁莽之人才不顾后果地端出。偏偏，一切被庄辛不幸而言中。5个月后，大半个楚国被秦军攻占，楚顷襄王熊横被迫迁都陈（今河南淮阳）。
同样可以证明熊横脑子少一根筋的是楚国都城被攻破之前，秦昭襄王放言要把公主许配给楚顷襄王。只要是个正常人，用脚趾头都可以分析出其中的狡诈，此时秦军大兵压境，挥鞭之间，楚国就会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县。此时，要把女儿嫁给一个即将被消灭的国王，如果不是为了赚开都城城门，就是秦昭襄王脑子也被军马踩扁了。为此，屈原长跪城外力谏阻拦，但熊横个熊孩子却以身向许，以为联姻可退秦军，急忙大开城门“迎亲”。秦军趁机长驱直进，熊横没做成秦国的女婿，反而被“准岳父”逼得弃城而逃。
已在汨罗江边徘徊惆怅的屈原，听到这个消息，投江自尽。
袁绍官渡之战失败后，第一件事是杀了当初劝阻他不要和曹操较量的田丰，这是为了面子，富贵人家子弟经常的勾当。
但熊横不是，这也是他仅存的可爱之处。
兵败之后，他派人把庄辛接回来，一个劲地道歉，我当初没有听从先生的劝告，把事情弄到今天的地步，咋办呢？
和当初打赌时的一根筋一样，庄辛依然得理不让人，长篇大论地数落起熊横的种种劣迹，把他比作自大且没有眼光的蜻蜓、黄雀、天鹅，甚至杀父篡位的蔡灵侯。一直把熊横说的面色如土、浑身战抖，恨不得揭开地上的砖钻到土里去。
但他毕竟没有生气。这一方面是他的非暴君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庄辛吸取上次率直获罪的教训，采用了一定的谈话艺术。开始“批斗”熊横之前，他就先丢个“包袱”：虽然国家已经狼狈不堪，但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而且，还给熊横戴了一顶高帽子，描绘了看似很辉煌的蓝图——当年汤王和周武王都是凭借方圆100里的地方发家的，咱楚国现在虽然变小了，但比100里还大得多，所以，咱也一定能兴盛的。
把熊横比作史上少有的圣人，再大的火气，熊横也发不出来了。甚至，在那一刻，他似乎飘飘然地看到了未来强大的楚国版图……
庄辛不但没有落到屈原那样悲惨的下场，还被封为阳陵君，再加上此后赶来的信陵君的辅佐，楚国好歹还存活了一段时间，甚至一度收复淮河以北的地方。
但这已经是回光返照了，楚国的元气，已经在熊横和他父亲楚怀王的昏聩下丧失了元气，只不过拖着病歪歪的身子，多活几天罢了。
曲与直
金圣叹把《水浒传》称为第五才子书，并与《史记》、《诗经》、《离骚》并列，绝非妄言，敢在浩如烟海的书林中挑出当时尚不登大雅之堂、只流传于市井村俚的小说进行评点，并且给予头筹的评价，是很需要一些胆量的。
偏就金圣叹有这样的牛胆，倘若只有胆量没有眼光和见地，那就是盲目的狂妄和浅陋的独白，恰恰，金圣叹又有着如炬的眼光。
有的人就是这样，未必能写出如椽巨著，也不一定成为文坛领袖，那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他却有着独特的认知和辨别能力。他言语不多，但每出一字，必直指咽喉，冷冷一笑，抖落无数伪作，他转身的同时，宽大的衣袂飘举如风，那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潇洒和孤独。
这样的人，有，但不多。比如纪晓岚，比如冯梦龙，比如金圣叹。如果把那些作家和伪作家成为正规军，他们就是在行军队伍边游走的路人，间或吼那么一嗓子，却让这军队的步伐趋于和谐。在他们的沉吟中，必定有一些人卷起铺盖悄悄溜走，在他们的铺盖里，必定还有着一种乐器，我们叫它竽，而且是滥竽。
比如我们读《水浒》，很多人专注于其中的情节，场面，或者某一人物的刻画，更有一些人唯独对108人的绰号颇感兴趣，就象那些读报纸专看娱乐八卦者一样，在内心里是有趣的读者。
但金圣叹不。
且不说他从《水浒》的文本出发，精辟地归纳出架构庞大格局的写作方法，比如倒插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粉法等等。这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大致是有着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的。古代章回体小说，无出其掌覆者。
单只一点，对人物精到入里的评析，就使后世评此书者无人能出其右。
比如他说“宋江太曲，此一本大书之纲”。一本煌煌巨作，百二十回，数百人物，他用一个字就作了定论。因为宋江一出场，就有对他的一句介绍，说他“精于吏道”，施耐庵何许人也？胸中没有百万兵，下笔写不出108人！
所以，施耐庵应该是可以微笑着瞑目的了，因为金圣叹，因为金圣叹懂他，如果他会弹琴，九泉之下，必从容弦拨高山流水曲。
金圣叹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这就是命门，也是七寸。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这句俗话，反正我是在合肥听到的，叫“杀猪捅屁股，各有各杀法”。这话很有些狡辩抵赖的味道，所谓没吃过猪肉也该见过猪走，没见过杀猪的，也该见过杀鸡的。咽喉与屁股，真个是风马牛不相及，不信你捅一下猪屁股试试，不但杀不了猪，还有可能惹闹了一头活猪，咬你个鲜血淋漓也未可知。
大学时，上文学理论科，有一句话很受用，叫“文学就是人学”。没有人，还叫什么文？
所以，金圣叹在评点《水浒》时，就是以人为突破口的。不但在前言《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归纳了水浒的写法和关窍，还对人物作了精炼的点评，比如“花荣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恁地文秀”，“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是了，《水浒》中有两个关键人物，晁盖和卢俊义，一个里正一个员外，一个先于宋江上山，一个后于宋江上山，都有些殷实的家底，都喜欢仗义疏财，可是，在我们读小说的时候，总觉得只是站在宋江身边的两个符号，干脆，就是太师椅后面的一对花瓶。
这两人的性格相同之处，就是一个字，直。
哦，这就很明了了，直是为了衬托宋江的曲。若荷叶之扶风，即便接天连地，终是满眼的绿，恰是那一朵尖尖而出的粉红或者葱白，才是被注目的焦点。宋江，就是被107枚荷叶簇拥着的唯一的荷花。
在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开篇，金圣叹为武松杀嫂和血溅狮子楼的豪气所感染，又禁不住再次对人物作一番臧否，这一段，很有趣，也为后来的读者解读水浒人物提供了管窥之孔，兹录于后：
或问于圣叹曰：“鲁达何如人也？”曰：“阔人也。” “宋江何如人也？”曰：“狭人也。” “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 “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 “杨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 “宋江何如人也？”曰：“驳人也。” “柴进何如人也？”曰：“良人也。”
“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 “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 “宋江何如人也？”曰：“厌人也。” “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 “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 “吴用何如人也？”曰：“捷人也。” “宋江何如人也？”曰：“呆人也。” “花荣何如人也？”曰：“雅人也。” “宋江何如人也？”曰：“俗人也。” “卢俊义何如人也？”曰：“大人也。” “宋江何如人也？”曰：“小人也。” “石秀何如人也？”曰：“警人也。” “宋江何如人也？”曰：“钝人也。”
金圣叹不厌其烦地絮叨，就是要对比出宋江的人品来。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金圣叹用来比对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比宋江在品上强那么一点，武艺上就更不用说强上多少倍了。他们为什么都愿意对宋江俯首帖耳、唯宋江马首是瞻呢？
金圣叹说“然则水浒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但是，综合素质都无法和宋江相比，何况，他又“精于吏道”。在官本位至上的中国，任何时候，只要能能精于吏道，一定能在其他领域融会贯通，而且举重若轻。看来，吏道是万道之本。宋江得之，所以能得梁山。
这还充分说明，仅有人品是不够的，尤其是胸有大志的，要前曲而后直，也就是先为人下人，方为人上人，先忍得住胯下之辱，才能见万顶之光。
可问题是，人是有惯性的，一旦把身子弯下了，想再伸直，恐怕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钱是个好东西
A、梅贻琦先生是“蔡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他的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但家喻户晓，而且让今日办教育者为之汗颜。
在西南联合大学主政期间，清华大学远比北大、南开的日子要好过许多，因为拥有庚子赔款的用度。但是，梅先生总是尽可能把三所大学统筹考虑，一方面争取重庆方面的财政支持，一方面把有限的资金运用得让其他学校的员工无话可说。
他不但自己和普通教员一样租住窄小的民房，还把当局配给他的一辆轿车封存不用，辞退了司机，以人力车代步，或者干脆安步当车。尽管他极其讨厌官场的应酬，但身为校长，有时不得不出席一些奢华的宴席。他在日记中写到“晚，某某某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之余，不觉内愧”（1941年10月13日）“座中有何本初县长及吕专员、黄参谋主任。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靡费尔”（1941年6月11日）。
堂堂的一个大学校长，竟然为馕的肉馅多少单记一篇日子，无乃太小气否？君不见今日之小学校长，尚且要费尽周折才能请到，倘若安排的酒店档次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