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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抖出来，弄几篇让人猎奇的文章，为艺术献上一张床。
大家对奇异的穿着已经见怪不怪，鼻子上嘴唇上舌头上弄个钉子，耳朵上带个呼拉圈一样的金属环子，在身体上纹出稀奇古怪的图案，纯属个人行为，但自己千万别一换马甲就把自己当成艺术的化身。你可以容忍另类，却难以接受以另类的外在高举艺术的大旗。怪异的发型，是理发师在自己头上练习的结果，人家在为自己的手艺试探市场呢。
搞艺术的人，大多是有些怪癖的。那是对自我的高度集中和关注，外人的评价，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在意的。嵇康算是名人了吧，可人家打铁，而且“旁若无人”，即便朝廷重臣钟会前来拜访，他还打铁如故。人家是好意请他来作官的，可是嵇同Р涣烨椋给了人家一个“冷水席”。最可气的，是等人家无趣要走时，他还故意撩：“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就是公然的挑衅了。好在钟会是个很有涵养的官员（其实官员因为环境和地位的缘故，一般都显得很有涵养），他淡然一笑“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个小段子，总使我联想到庄子和惠子的对话，惠子看到自由游动的鱼，很是羡慕，就酸了一把，庄先生立刻不依不饶，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惠子接口说，你不是我，怎么就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
如果不是政治立场的不同，仅仅凭这两句对话，嵇康和钟会应该成为朋友，而且是会心的那种。简直是一定的！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一方面是暴君迭出，杀人象捏死个蚂蚁一样简单，另一方面，艺术却达到极高的顶峰。这样的环境，最宜造就艺术气质的人才，既不能去做官，只能躲在山野或集市上，白天做贩夫走卒，晚上思考关乎宇宙的哲理。当社会对政治普遍绝望时，死心，最大的结果就是静心。
名列建安七子的王粲，有着显赫的出身，而且名气极大。但他却喜欢模仿驴叫。他死的时候，曹丕在吊丧时对王的好友说，老王生前喜欢驴叫，我们一起来嚎叫，以此慰藉老王的在天之灵吧。于是，丞相之子率一群有头有脸的人物合奏了一曲驴嚎大合唱。曹操有这样一个很会笼络人心的儿子，何必再去羡慕孙权，不知道学过驴叫的曹丕听到老爷子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时，是否有些心寒。
魏晋时期喜欢听驴叫的名人还不止王粲一个，还有个姓王的，叫王济，他喜欢驴叫的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有个叫孙楚的却把驴叫演绎到了极致。也是给王济送葬的时候，这位孙兄喃喃自语，你再也听不到我为你学驴叫了，今天就再为你表演一下吧。说完，挥泪长叫，据说，这一声驴叫，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响。
畸形的时代，导致畸形的人格和爱好。别以为嵇康是以不羁的言行来标榜自己的清高，他在一首诗里流露了怪诞行为背后的酸楚“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对民生的忧虑，欲说不能，那种痛苦，只能借助*来释放了。既然不能济世匡时，而且又随时有刀子砍向脖子，就只能装聋作哑，寄托酒色，甚至装疯卖傻。但，那也是要看对象的，象弥衡那样蛮干，裸着身子敲着大鼓骂曹操，就是伸着脖子向刀丛的愚昧了。即便曹操不便杀他，也会有人心领神会地把他的脑袋摘下来。
行为怪诞原没有什么不对。但，倘若心内空空，却也一味去模仿，不是东施效颦，就是形似而神死。同样是竹林七贤的刘伶，文采未见如何，怪异的事倒不少。他经常*在家喝酒，来了客人他也不穿衣服，对客人的指责，他说的却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无赖之言：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子是我的衣裤，你们跑我裤裆里干什么？这是标准的低俗加无赖，他喝醉了和街上人吵架，对方吵不过要揍他，他说，我这象鸡肋般的身体，哪有地方安放您老的拳头呢？对这样的人，那高举的拳头只有收回的份。我中学有个同学，被一个身高马大的同学追着打，最后索性站着不动任对方扁，但嘴里却在嘟囔：“你打我，我怕你，我不服你。”比较起来，刘伶还没有我那藉藉无名的同学有男人气概。
除了一篇《酒德颂》，刘伶就没有什么值得去说的了。他经常乘着鹿车，抱着一坛酒，叮嘱拎着锄头在后面跑的仆人说，我醉死了，你就把我就地掩埋。这是破罐子破摔的姿态，也是缺乏内力的表现。生活官场都不如意，偏偏又跟阮籍嵇康们学得一点皮毛，于是只好借酒装醉，玩世不恭起来。后人把他称作酒的鼻祖，也算他的功德圆满了。
时下的人，多刘伶而少嵇康，为之一叹。 。 想看书来
男人如幼子
我是不该在这样的时节看沈从文的，是初冬的季节，又下着淅沥的小雨，且是晚上，窗外的路灯比平日阴暗了许多，轮廓倒清爽了。只是冷，因为我看到的是那个准备远离文学创作的背影，孤独而倍受煎熬。
忽然想到了顾城。那个曾经徘徊在奥克兰岛上的忧郁青年，他，也孤独。
这样的两个时刻，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危机。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4月2日，妻子张兆和在给沈从文姐姐的信中这样说。那时，沈从文已经“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事实上，还是在3月早些时候，沈从文的儿子龙朱看到他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插头并把父亲蹬开，才避免一场惨祸。
可以肯定地说，沈从文没有疯，张兆和说“他一切很正常脑子，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己；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便执着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计划的要打击他谋害他。”
对于这样一段公案，喜欢历史和文学的人都很清楚。1948年11月，沈从文拒绝了北大校方送来的直飞台湾的机票，选择了留在北平。尽管他已知道，“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但他还存着一份侥幸，以为最不济做个教师，或者去研究文物和美术。
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左翼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郭沫若在当年3月写的《斥反动文艺》大字报，在这篇后来影响了新中国文艺生态极深的定论式文章中，郭沫若很诗意地用红黄蓝白黑给当时的著名作家进行定性，沈从文被列为美艳却俗气的“桃红色”。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作为新中国文艺界最高官员出现的郭沫若之所以有这样的气魄，不但因为沈从文一贯主张和践行的独立于政治的创作观点，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沈从文在1930年公开发表的《论郭沫若》一文中，对这位比自己年长10岁的大人物做了很“放肆”的批评，说郭沫若“创作是失败了”，“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
这样的批评，岂是沈从文之辈对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领*人物加以放言的？
沈从文的悲剧就始于此。
也正是因为郭老先生的定性，沈从文在家也倍受冷落。夫人张兆和在华北大学接受新思想的教育，无暇顾及他的生活；两个儿子在学校受激情的感染，回到家对这个落后的父亲严词辩论和批评。创作上，他已经停止了，只能躲在故宫，与那些前代的旧衣服为伴。
他给同样炙手可热的丁玲写过信，以为凭借当年胡也频去世后护送她还乡的旧情，丁玲会援以玫瑰之手。当一切化为泡影之后，他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陪伴他终生的两个女人身上，一是《边城》里的翠翠，那毕竟是一个梦；一是自己视为“小妈妈”和“三姐”的妻子张兆和。妻子的远离，让他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如同一个需要撒娇的孩子却找不到对象，他在内心承受太多的孤独和悲凉之后，不得不选择自杀。连“向人民投降”和“向人民学习（沈从文自语）”都不得，在那个激情和疯狂交加的年代，消失，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我一点不怀疑芒克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顾城在姐姐顾乡的陪伴下第一次去《他们》诗刊社送诗稿的腼腆和害羞。顾城的父亲顾工在说到顾城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顾城小时候从窗台下掉下去的情景，“那一次，他摔坏了脑子”。以后的顾城在邂逅同样是诗人的谢烨后，一切的生活全部仰仗了她，即使是夜半，他按照习惯喝水，都是谢烨给他喂水。
谢烨之于顾城，其角色就是母亲加姐姐，包括后来顾城去瑞典和新西兰，照料他一切的，都是谢烨，她牺牲自己很有前途的诗歌创作，目的只有一个，让顾城成为一位大师级的诗人。
然而，一个叫英子的女人在新西兰的出现，打破了谢烨对顾城的崇拜和慈爱。再宽容的女人，也无法容忍自己的卧塌，有另一个女人酣睡。大鱼的出现，仅仅是谢烨离开的一个借口，我知道，在内心深处，只有顾城，才是她的唯一。她的离开，与其说是对顾城的远离，勿宁说是对顾城的爱护。
那一刻，她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然而，在那颗大橡树下，失去了女人庇佑的顾城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最后一次对女人的撒娇和依偎——他举起斧头，砍死了谢烨，并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多时候，外表越是坚强的男人，内心越是脆弱，何况是文人。如同女人对男人的呵护和慈爱一样，母性的光辉照耀的，永远是男人的脆弱和无助。一旦母性流失，男人不是落魄，便是极端。
有人说，女人有两个儿子，一是孩子，一是丈夫，除了不在一起喂奶，他们永远是争怀的。所以，女人与男人的这种非血缘性母子关系，无关尊严，事关本能。
补天功业谁能究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泥人也。”（《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苍天补，四极正；*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淮南子&；#8226；览冥篇》）
以上两段话，就是关于女娲的最原始记载，其他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演化和克隆，是合理化的神话再现。大体上，女娲的传说在全国各地尽管版本有所差异，但“造人”、“补天”都是其中不变的核，这位中华民族著名的三皇五帝里唯一的女性，理所当然地成为化育万物的“华夏始祖”。她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大致为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立极造物、别男女、通婚姻、造笙簧、生万物，有神话学家们这样概括：“女娲神话是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中的精彩而又经典的乐章。”
我们不难想像，远古的天空是那样澄澈而纯净，一望无际的土地空旷而茂盛，那个叫女娲的女子眼神怅惘而孤独，百无聊赖中，她随手用泥土毫无目的地捏着，忽然，她惊讶地发现，她捏出的竟然是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小人儿，也和她一样具有着生命，这就是女娲造人的开始。这个过程带着极大的隐喻性，昭示着人类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具有着不定性和偶然性。而对女娲抟土造人的具体演绎是，当女娲缓慢地捏着泥人疲惫不堪时，她有些烦躁地用树枝蘸着泥浆随手一挥，落到地上的泥点同样成了一个个生命，不同的是，这些泥点变成的，就是我等平民，那时的称呼是“贱民”，而经过女娲之手捏成的，便是后来的贵族。从生命的开始，我们便有了不同的宿命，魏晋时期的士族与庶族，就是对女娲造人的忠实履行。
我们宁可相信女娲造人的另一种说法，尽管这种说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难以接受，但毕竟有着人性的成分，使我们对自身的起源有着那么一些慰藉。当远古人类因为一场大水，除了女娲和哥哥伏羲全部灭绝后，女娲同样是怀着顾忌和悲悯的心情俯视浩浩汤汤的大地，于是，她和伏羲结成夫妻孕育了后来的人类。但这个传说的最大死穴就是，在女娲之前的人类又是怎么来的？这是个横在我们面前的亘古难题，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我们至今不得其解。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先人们的想像却是惊人地一致，大水过后的黄土大地，和《圣经》里所描绘的伊甸园何其相似，伊甸园里只有快乐而孤寂生活着的亚当和夏娃，肆虐的洪水围困的，也只有女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