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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第 二 次 开 庭（1）
比我晚起诉的几位受害者都已经在我的案子正式开庭之前分别得到了一审判决结果。这几位“证据非常充足”的病友每人都只得到了一两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有一位病友在我的博客里留言，他写了首打油诗：
害人福寿螺，撂倒人一拨。才赔九千多，冤屈向谁说！
距离2007年2月1日仅限于证据交换的“第一次开庭”，时隔整整五个多月之后，我接到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我被告知我起诉蜀国演义的案子将于2007年7月10日迎来真正的第一次开庭。
考虑到朱伯伯年事已高，为了我的案子多次来回广州和北京实在不是件很妥当的事情，朱伯伯在北京和为二十多位受害者维权的谢律师见过面，他对谢律师的律师才能赞不绝口。经商量之后，我转而委托更加熟悉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谢律师为我的代理律师。
160多位受害者中仅有20多位向法院起诉，正如蜀国演义方面清楚的那样，一旦走上司法途径，在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面，受害者们维权的成本要远远大于胜诉后能够得到的赔偿，而且即便胜诉，到执行赔偿又有很长的时间。并不是每一位受害者都能够承受因此而导致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成本。
但这个官司对于我来说，意义不仅仅是我个人是否能够通过法律得到公道，我知道因为我的“代表性”，我应该把这官司坚持下去。
在即将前往北京出庭的时候，我同时接到了广州《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要给我做人物专访的要求。
广州媒体依然对我的维权历程充满兴趣，广州两家媒体对我的人物专访只能说明了媒体朋友对社会正义的支持。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里分别与《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的四位记者见了面。我向到场的记者朋友们表达了我想要“打假”的想法。
我个人的所谓“传奇经历”让媒体的朋友们觉得我身上有一些常人所没有的特性，他们给我冠上了各种“头衔”，诸如“中国著名民间志愿者”这样的充满善意和鼓励的称呼。这让我汗颜无比，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我想这种使命感来自于人类的善良本性。我更加像是一个自由骑士式的“独立个体”，正因如此，我的种种举动被我的朋友们视为是“唐吉坷德”式行为。
我很清楚，司法公正有赖于媒体的监督，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是司法程序公开化的要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传媒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就在7月10日我的官司开庭前一天，《羊城晚报》率先刊出了整整半个版面的专访文章“杨仿仿：被‘福寿螺’改变的人生”。
但广州媒体的支持对于北京来说还是有些太遥远了。此时大多数北京的媒体似乎已经对福寿螺事件“不感兴趣”！
我的台湾证人苏爱玲小姐在7月9日从高雄飞往澳门转机前来北京，专程为我的官司出庭作证。
她来北京的那天下午突然下起了大冰雹。盛夏的北京城，天空中一片乌黑，我和北京的朋友在前往机场接机的路上几乎是用比走路还慢的车速在能见度极低的道路上行走。车窗外狂风暴雨夹杂着硕大的冰雹砸在车上叮叮咚咚直响。我想，《窦娥冤》里的六月飞雪也不过如此吧？隐隐地心里有些不祥的感觉。
苏小姐搭乘的班机在北京上空无法降落而转飞天津，而在天津等候飞回北京时，所有乘客都没有被允许下飞机休息，足足在飞机上坐等了七八个小时。一大早从高雄起飞的她直到当晚十一点钟才重新飞抵北京。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33。第 二 次 开 庭（2）
台湾的中天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戴菉小姐也约好开庭当天前来采访，并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采访的申请。但是朝阳区法院拒绝了所有新闻媒体的申请，法院并通知所有的新闻媒体“此次审理过程将不对任何新闻媒体开放”。连中央电视台也未被批准入场采访，几乎所有的北京纸媒记者都没有到场。
法庭并严格规定“旁听人数”，蜀国演义已经抢先派来了十来个年轻人占座，一些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普法教育热心听众” 又挤占了另一部分座位，使得原本就狭小拥挤的旁听席根本就没有座位给前来旁听的福寿螺事件受害者们。
主审法官便要求多位没有位置的受害者们离开法庭。这让多位福寿螺事件受害者们大感不平，他们纷纷开始和法官理论。后来法官还是让几个显然是来占座的蜀国演义“徒众”离开了法庭，这才稍稍平息了受害者们的愤怒。
作为蜀国演义的辩护律师，邱宝昌和其手下律师苗运平坐在我对面的被告席上，苗运平依然不太抬头看我，邱宝昌则时而与坐在其身边的蜀国演义行政总监交头接耳。
对邱宝昌，我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纸上用粗体字印着“邱宝昌！求报偿？”，我强忍着自己的笑假装深沉严肃地举起这张纸向所有在场旁听的福寿螺受害者以及那些不知所谓的“热心观众”展示，旁听席上发出阵阵窃窃私笑。连蜀国演义的“行政总监”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然后我把这张“标语”转向法庭上的三位法官。我估计法官看了这几个标语，说不定也死命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以尽力保持法庭的庄严。在整个庭审的过程当中，我的这张“标语”就竖立在我的原告席上，邱宝昌每次抬头讲话都会看到我的这张标语。可笑的是他没有要求法庭命令我撤掉这张标语。我想邱心里一定恨死了我的“胡闹”
在我提供给法庭的照片中，其中一张清楚显示了当时用餐时餐桌上的一个牙签盒，这个牙签盒设计的相当精美，是蜀国演义餐厅特制的，上面并有蜀国演义的标志。估计许多在蜀国演义吃过饭的顾客都曾见过这个牙签盒，而且我清楚记得食客可以购买这个牙签盒作为纪念品带走。根据谢律师给我的建议，在开庭前我请朋友假扮食客再度前往蜀国演义餐厅用餐，并假装对牙签盒感兴趣，购买了一个带到法庭上作为另一份证据，朋友还为此开了一张蜀国演义的发票。
当看到谢律师出其不意地拿出这个牙签盒并指引法官仔细观看照片上的牙签盒外形时，一直没有说话的行政总监马上向法官表态：“我们酒楼从来没有出售过这样的牙签盒，这不是我们酒楼的牙签盒。”
邱宝昌紧接着表态：“被告律师提醒法庭注意：既然这个牙签盒可以不知道从何而来，那么照片上的牙签盒也可以是不知道从何而来的，由此这张照片有可能就是伪造的。”
谢律师义务代理的二十多例福寿螺事件受害者起诉蜀国演义的案子，被告方蜀国演义基本上都由汇佳律师事务所代理，不过邱宝昌没有亲自出席其它案子的庭审，据到场的其它受害者指认，他们起诉蜀国演义的案子，出现在被告席上对方的的辩护律师也是汇佳律师事务所的苗运平。
庭审结束之后，邱宝昌当着所有在场旁听的人士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很佩服当事人长期做阳光骨髓库义工的经历。”
我回答道：“我很钦佩你，敢于公然和消费者对抗。不过我还是告诉你，你来当蜀国演义的律师不恰当。”
确实，我对邱宝昌的行为充满了不解和无法接受。
走出法院，只能等在法院门口的海峡两岸的记者朋友们马上围了上来，我回头看了看在我身后走出法院的邱宝昌，估计他在法庭里没有看到记者，以为今天不会有记者到场。看到法院门口扛着摄影机的电视台记者，他立刻扭头走了回去，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位平常在新闻媒体上针对“消费维权大事件”频频露面说话的知名人士居然不敢面对他非常熟悉的媒体！
CCTV的记者问了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问题：“听说为了这个案子，您还有证人专门从台湾远道而来，维权的成本如此之高，您觉得值得吗？”
我回答说：“正是因为维权的成本过高，所以我必须坚持，我认为自己今天代表了许多因为维权成本过高而无法前来法庭维权的受害者。”
35。博客随笔一（节选）（1）
最近，在北京出了一件咄咄怪事，身为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邱宝昌律师，公然站在蜀国演义餐厅的一边，和受害维权的消费者站在了对立面。
这位邱律师，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顾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法律顾问；中国消费者报社及中国消费者杂志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新闻台新闻广播首批特约评论员。2001年被提名为全国消费维权十佳候选人；2003年“贡献奖”候选人；2004年被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推荐为“金质奖章”候选人，并最终被中国消费者协会授予“金质奖章”；2004年被中国质量万里行授予“中国十佳维护卫士”。
据媒体披露，中消协曾经用给企业发放“标志”奖牌的方法向企业“筹资”，因从来没有参加过“金质奖章”的评比过程，不知道这些荣誉的取得是否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抑或只是和向企业发放“标志”奖牌一样，也存在“筹资”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靠“消费者维权”堆砌了满身光环的知名人士，在福寿螺事件中选择站在肇事商家蜀国演义餐厅的一边，公开亮出反维权的姿态。
作为受害消费者之一，笔者深感不解，也希望对此事作一些粗浅的研究分析。
秦相李斯的“鼠辈哲学”为追逐名利者丧身之源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途中病故。随行的丞相李斯被中车府令赵高拉入了政治漩涡。在 “指鹿为马”的赵高极力诱惑之下，更由于自己贪恋权势，李斯参与策划了一起影响中国历史的宫廷政治阴谋。他们秘不发丧，并且逼公子扶苏自杀，立昏庸的胡亥为秦二世。然而，秦相李斯在被赵高利用完了之后，仅过了两年，羽翼丰满的赵高就鼓动秦二世将李斯治罪，下令将他腰斩于咸阳，并“夷三族”。腰斩前，他对着一起俯首就刑，一起奔赴黄泉的儿子，说了这么一句既是临终也是临别的名言：“牵犬东门岂可得乎？”
李斯少年时跟荀子念书，他当时很穷，世道到了孟子以后的战国末期，人都现实了。世界越乱，人心越现实；国家社会安定了，仁义之心、道德之行才比较常见。李斯的思想，就是被现实所困而来。
古时候农村社会的大粪坑，又深又大，坑上放一块木板，人就蹲在板上大便，谓之蹬坑。这种粪坑，重迭远望如高楼。坑深的，大便落坑，时间长，声音大，每把偷粪吃的老鼠惊吓逃散。
李斯出恭时，手头估计也没有什么可供消遣的书报杂志，碰上干馍馍啃多了大便干燥或者便秘，蹬坑的余兴节目只有观鼠吃粪。
李斯见那些粪坑老鼠，又小又瘦，见人惊逃的仓皇样子，十分可怜。后来又看到米仓中偷米吃的老鼠，又肥又大，看见人来，不但不走避，反而蹬瞪眼很神气的样子。仔细一想，结果李斯悟出一个现实的道理来了。原来又瘦又小见人就逃的老鼠，是无所凭借；而又肥又大见人不避的米仓老鼠，是有所凭借的。分别在此而已。凭借，就是有本事，有靠山，或有本钱之类。李斯因此悟出了鼠辈哲学的道里。
李斯“悟道”后，于是向老师荀子报告，不要继续读书了。他说要去游说诸侯，求功名富贵。荀子说，你还不行，学问还没有成就。李斯说，人穷到饭都没得吃，还去讲什么学问道德？
35。博客随笔一（节选）（2）
李斯碰到秦始皇这样一个只懂得用武力来一统天下的暴虐混蛋，两个搞在一起，于是硬把一个天下搞得民不聊生。
“鼠目寸光”，是只搞鼠辈哲学注重现实，不知仁义道德为何物的结果，自秦始皇身死沙丘之后，没多久李斯也自家难保，死在自己所定的酷法之下。
李斯搞鼠辈哲学，怎么就会弄成功呢？这就要看当时的环境。春秋战国三四百年*下来，民穷财尽，不止经济上贫困，人才也都完了。
譬如李后主的词好，当然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真好！但成本多大？一个万乘之尊，玩掉了一个国家，才可能写出这样的词。别人的确写不出，如果是个刚从农村出来的穷孩子，站在城市的大街上，看着街上“车如流水马如龙”，首先要学会城里的交通规则，以免发生交通事故。
一个国家的人才，要几百年社会安定的文化才能培养得出来。但战争一来，又都光了。因此到了战国时代，只有苏秦、张仪这一对半吊子的同学，玩弄了天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