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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住进来？”
我立时有一种想要落荒而逃的冲动，我感觉这一切太草率了！
苏彻在《宇文融》中说：愚医类能杀人，而不服药者未必死。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如此。
借口回家商量一下，我和太太离开了中山医。
就在准备回台湾就医的时候，我们又从朋友方面的信息得知，珠江医院的神经内科相当出名，但我们还没有珠江医院的“内线”，不能就这么傻傻地前往医院门诊部，一来增加许多繁琐，二来丝毫不能放心。
还是一个很熟的朋友给我介绍了南方医院的两位专家老夫妇，男的是心脏外科专家S教授，女的是内科专家P教授。南方医院和珠江医院都属于南方医科大学，前身是第一军医大，是有军队背景的医院。老人家非常热心地邀请我到南方医院他们的家里，看了我的病历之后，他们跟我说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说是他们家一个远房亲戚，都已经成植物人了，在珠江医院治疗了之后，现在已经可以生活自理了。P教授并开始数落现在医院的收费太高，很多治疗都是没有必要的等等。
霎那间，我觉得我的不幸很快就会结束，在我碰到灾难的时候，居然一路都有贵人相助。
S教授很快给我打了电话，并安排了住院的时间，并亲自带着我去珠江医院入院，这一切一切都使我们非常感动，虽然只是萍水相逢，但我愿意相信世间有这样的好人，他们在默默地帮助世上需要帮助的人。
S教授一直说，现在住院，要尽量能省就省，不能让医生乱开大处方，做没必要的种种检查等，通过关系可以让这些不必要的开支节省下来。
他的这番话不由得让我感叹不已，什么时候开始，医家心肠沦落至此了？利用关系就是变质的一种特权，确确实实就是破坏公平机制的毒素，特权是我相当反感和憎恶的，但此时的我却不得不动用这样的手段。
帮我们办好了入院手续后，S教授来到我的病床边，非常小声地说：“你们知道，中国的医生收入都很低，所以医生都会通过种种方法多赚些钱，我们自己介绍进来的人，总是不希望被当肥羊宰。你们要准备一个红包，三千块就可以了，不要小看这三千块啊，实际上可以替你省很多钱，你也要体谅医生的难处啊，世风如此，世道如此，我们都要学会保护自己啊。钱你们今天准备好，我今天在这里开会，中午还在，到时候我把钱带过去给他就是了。你们都省得尴尬。”
我和太太都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看着S教授诚恳的样子，看着年近七十的他这么跑前跑后为我们张罗，我们能够不“体谅体谅医生的难处”吗？
太太马上把身上的钱拿了出来，数了三千块给S教授，并且另拿了两百块给S教授当来回车费，S教授双手猛摆，连声说道：“不用，不用，我坐公共汽车，要不了两百块，而且本来我就是要过来开会，顺便的，你们年轻，现在又病了，不要破费，没必要的！我现在要赶快去Ｌ主任那里，先去交待好你的事情，安心治病！”说着拔腿就走。
太太不依，最后还是把钱硬塞给了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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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脊 髓 穿 刺
珠江医院的病房设施相当简陋，我入住的是双人病房，每个病人有一张小铁床、一个床头柜和一张椅子，看起来都是七八十年代的陈旧设备。和中医院每天收费300人民币的现代化套间病房相比，珠江医院的条件确实寒碜。
和之前受刑般的剧痛相比较，身上残留的痛楚是在我可以忍耐范围之内的，我可以安然地和他人共享一个病房，一来省钱，二来也可以有个聊天的人。毕竟我的症状好多了。我的精神状态也因此好了许多。
因为“有关系”，我的住院手续非常方便，太太无需像别的病人家属那样奔波，她不禁感叹：“在大陆有关系真好。”
刚住下不久，我的主管医生W大夫就来了，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年轻人，走路像一阵风一样，一看就是个很有效率的人。
住了这么久的医院，老大夫、中年大夫和年轻大夫都见了不少。在老大夫面前，总有一种仰之弥高的感觉，而中年大夫们似乎更有一种不可冒犯的威严，对于年轻大夫们，说实在的，也的确觉得医学院校刚毕业怎么说也缺少经验。而W大夫既有年轻人的亲和力，也不缺乏大夫应有的权威感，这种亲切感让我对他提出的检查要求全部照单全收，包括了脊髓穿刺。
顾名思义，脊髓穿刺是要用坚硬的长针扎入我的脊髓并从中抽出脑脊液，这绝对不是让人觉得舒服的一种检查方法，而且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居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要求并马上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种检查方法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医学临床上作腰椎穿刺或腰椎麻醉时，多在第3－4或第4－5腰椎之间进行，因为在此处穿刺不会损伤脊髓。脊髓两旁发出许多成对的神经（称为脊神经）分布到全身皮肤、肌肉和内脏器官。脊髓是周围神经与脑之间的通路。也是许多简单反射活动的低级中枢。严重脊髓损伤可引起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
不能说心里没有恐惧，只是W大夫的手法非常娴熟，加上麻醉的关系，倒是丝毫没有痛楚的感觉。
做完脊髓穿刺手术之后，我必须平躺在病床上六个小时不能下地，以防止出现低颅压而导致头痛。虽然在手术前就停止了喝水，可几个小时下来，难忍的尿意还是让人有些憋不住，让年轻女护士给我摆放尿壶我又实在叫不出口。
就这么一直憋到太太从家里给我带来了晚饭，那一泡憋人的长尿总算在床上用尿壶给解决了，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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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珠 江 神 内 的 日 子（1）
珠江医院的高治愈率名声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真正可靠的信息来源。我也是事后才从更多的媒体朋友处得知珠江医院居然有过伪造“高治愈率”的前科。
对于医院的医生“通过内部管道收取红包”的潜规则，亲友们反映不一，比较“愤青”的会指责医生道德败坏但同时觉得无可奈何，比较“世故”的则觉得非常正常。在大陆，似乎只有“人情”是信得过的。
我自己对于送红包给主任医生，心里有着一种非常不自在的感觉，但同时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至少直接负责我的主治医生W大夫是正直而不收红包的。
就在我通过“内线”送红包住进珠江医院之后，我的家人竟意外在家里看到一张刊登了一篇“珠江医院惩治收红包医生”新闻报导的旧报纸，因为我的住院，这篇偶然在旧报纸上看到的文章题目马上吸引了我家人的眼球。
我还清楚记得那篇文章的大致内容，大意是说珠江医院的一个名叫朱为国的医生被发现收受红包，给接受骨髓移植后的病童使用了没有国家卫生部门正式批文的“走私药”，结果造成九名儿童死亡。最后医院严肃处理了该医生，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把坏事说成了好事”，并成功转移了焦点，也就是让读者觉得医院方面是很清廉的，只是个别医生作了违规的事情且已经受到严肃处理。
在媒体上尽可能消灭“负面报导”是医院宣传部门的工作重点，一个在广东某大医院当宣传科长的朋友曾经自豪地告诉我：“在广东，媒体是我的，报纸电视台我们都有朋友，凡是关于我们医院的负面报导，他们都是不会报导的。”这位宣传科长的工作就是和媒体的领导、编辑、记者们“搞好关系”，至于怎么“搞”，他没有多说，但谁都明白。简单点说，就是“欢迎来稿（搞），稿（搞）费从优＂。
非典流行的时候，广东某家大医院有一位敬业的护士长因为在医院护理病人期间，感染了非典病毒而不幸去世。医院和媒体连手把这件不幸的事件报导成了感人的好事，这位护士长被追封为烈士，不但立了铜像，还在后来的数年时间内，在多场文艺晚会上表演催人泪下的节目来纪念她。
当然，得益最大的还是这家医院以及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不再有人追问医疗主管部门造成非典流行的严重失职，也不再有人关心这位护士长的牺牲是否与医院安全防护措施的缺陷有关，报导只凸显出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有非常高尚的医德和献身精神。这位护士长若是她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在我住进珠江医院的第二个清晨，我终于看到了通过S教授转交红包的L主任，不知怎么一看到他我就是自在不起来。更要命的是，他居然一边给我检查一边打喷嚏，还掏出手帕“吸哩苏噜”地擤鼻涕，这种景象让我惊异无比！
我心里的恐惧越来越重，我觉得我不能够真正信任他。
医生应该会对病人有一份悲悯心，但我对L主任反倒生出了一份悲悯心，我突然觉得他好可怜，我无法想象这位看来和善的中年医生会如何对待一个没有给他红包的病人，难道真如S教授所言的，给了红包就能够省很多钱，不给红包就会花更多钱吗？
L主任在临离开我的房间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一句话：“放心，你的医生是不会害你的。”他身后的W大夫则俏皮地跟我挤了挤眼睛。
15。珠 江 神 内 的 日 子（2）
倒是这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大夫让我心里感觉到轻松和踏实，他白天和晚上都不断查视各个病房的病人，并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已经多次和我交谈，知道我是台湾身份之后，他跟我说：“我在你病历上只写你是大陆人啊，费用会少些。”他的语气自然而不做作，我能感觉到他的真诚，和北京朝阳医院要我交一万元住院费的女医生正好成了强烈对比。
W大夫告诉我，L主任的诊断是“脊髓炎”，但是原因依然不明，考虑到我之前在中医院用过冲击疗法，并且口服过激素“强的松”，为了保证病情不反复，他依然要求我口服激素，不过可以改用另外一种国外的品牌“美卓乐”，副作用会相对小些，然后再视情况慢慢减量，同时还要给我使用各种营养神经、舒筋活血以及镇痛的药物，这些药物有些是口服，有些则是通过静脉注射进入我的身体。
每天早上我都要吃下一小杯的各种药丸，并在床上躺好几个小时打点滴。
身上的疼痛转变成了麻木感和发作频率比较低的刺痛，比起那死去活来的莫名剧痛，我觉得自己已经踏出了地狱的大门。我也会在不用打点滴的时候约上邻床的老伯伯，一起到楼下走动一会儿。
珠江医院的病号服非常破旧，而且没有我的大尺码，每套病号服穿在我身上都显得很短，病号服上衣的胸口处有两个大大的字；“神内”。病号服不但破破烂烂皱皱巴巴，而且连裤裆处都有不小的破洞，除了通风之外，实在找不到任何优点。
我一再告诉自己要既来之则安之，而且广州这么多家医院，在家人和朋友的到处奔波和张罗之下，我们一直觉得似乎珠江医院的神经内科已经是名声最好的了。
几天治疗下来，身体没有比冲击疗法之后有任何进展，反而还出现了其它症状，我的右半身一度不能正常排汗，随后演变成右半身不正常地狂出汗！除了原本右半身的剧烈疼痛已经变成麻木感之外，原来没有丝毫异常感觉的右腿也开始麻木，右边颈项还出现刺痛，再就是喉咙右边感觉到有异物，时常让我忍不住咳嗽。而且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发烧。
我意识到我的右半身神经系统正在逐步出现新的症状，我意识到我身上一定还有医生没有查出来的病源！我很担心神经系统正在被某种病毒蚕食，我更担心这样发展下去，我会果然如医生们警告的那样出现“瘫痪、呼吸肌麻痹”等高危症状。
我不敢想象自己将来在轮椅上或者病床上眼神呆滞地靠仪器维持生命。如果真是那样，我宁愿体面地死去。但我不能死，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无法想象没有我的日子，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生活？
固然知道“死生，命也”，但我不敢再想象下去……
在对自己身上的新症状提出了疑问之后，W大夫跟我说，珠江医院还有一个权威，就是T教授，在神经内科方面有颇高的知名度，他可以安排帮我请T老教授会诊。
T老教授每个星期有一次专家门诊，必须一大早就要去排队挂号，W大夫帮我安排了挂号，并亲自带我到T老教授处听取诊断意见。
这位将军级的老教授在我的诊断书上写下的诊断结论还是“脱髓鞘性脊髓炎”。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疾病，老教授也说不明白，而且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T教授在嘱咐他的助手在我的病历上写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