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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沾文老兄清理和维修学校的同时，村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也在为如何追回学校原先的课桌凳而想办法。因为没有课桌凳，老师就无法开班办学。而学校的课桌凳，已经在学校停办后就陆续被人偷走了。经过商议后，村干部们决定采取到各家各户动员送孩子到寨里的学校就近入学的方式，看谁家有学校的课凳。如果发现谁的家里有学校的课桌凳，就婉转地对那户人家说：“学校停办以后，村里疏于对学校的课桌凳进行管理。感谢你家积极为村里分忧，主动为学校保管课桌凳。现在，寨子里的学校已经重新恢复起来了，烦麻你家把这些课桌凳送给学校吧，同时，也希望你家把孩子送到寨子里的学校就近读书，让他们免受长途奔波的劳苦！在此，我们代表村里感谢你们！”一席话说得这户人家极为不好意思。经过村干部的劝说，先后有二十多户人家将原先从学校里扛去的课桌凳送回了学校。接过乡亲们扛回来的课桌凳，沾文老兄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连声说：谢谢你们对学校的支持！镇里的领导听说王沾文愿意出来恢复者要学校，表示积极的支持，并从其他学校调剂了一些闲置的课桌凳送给者要学校。
到了9月1号，停办了三年的者要学校终于重新恢复起来。那个用拖拉机废旧轮子的钢盆做成的吊钟，又被重新挂在学校门前的冬青树上。当沉寂了四年后的吊钟被当当当地敲响起来的时候，琅琅书声也从学校里传了出来，古老的者要寨子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听着那那一声声在寨子里久久地回荡的钟声，人们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很多老人的眼角都流出了浑浊的泪水。我清楚地记得，这是1984年的9月！那时，我刚好从三合小学毕业考入镇中学读初一。
者要学校重新恢复起来的当年，共有四十多个学生报名入学，沾文老兄开办了一年级和二年级，采用复式教学法开展教学工作。第二年，村里又把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的沾文老兄的二儿子王英禄请到学校里当民办教师，把学校办到了三年级，学生总数也增加到了七十多人。从此，寨子里那些刚入学的孩子们，就不再经受那种长途跋涉奔波到外村上学的劳苦，家长们也省去了那些因为孩子上学而产生的焦虑和烦恼。在寒暑假里，沾文老兄还跟儿子一起，按照上级的要求，切实开办了扫肓识字班和实用农业技术培训班，认真组织寨子里的成年群众进行识字学习和实用农业技术学习，努力提高全寨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日子，就这样地在学校的当当钟声和朗朗书声中平凡而又平静地滑落。
对沾文老兄父子俩的办学热情，者要寨子里绝大部分人家是支持和拥护的。但也有少部分人家，却总是不停地进行冷嘲热讽，似乎学校重新恢复起来以后给他们家造成了很多的损失似的，让他们的心理总是感到极不舒服。有人说：“王沾文就是想显示自己有文化，显示他儿子有文化，才会提出恢复者要学校，才会喊儿子回到寨子里教书。你王沾文有文化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一样跟我们一起上山下田做农活？你儿子有文化有什么了不起，最终还不是回到寨子里跟我们一样当农民？”这些尖酸刻薄的语言，听后令人感到心一下子便会从头顶冷到脚底。面对这些冷嘲热讽，沾文老兄毫不再乎。他觉得，正是因为者要寨子的文化落后，才会有人说出这种几乎不可能是人说出来的话。越是文化发达的地方，越是特别尊重教育和文化。有这种闲言碎语的出现，说明者要寨子的教育更需要加强。而要发展者要寨子的教育文化，总得有人站出来承担重任，总得有人不计得失地付出。作为曾经在者要寨子执教多年的民办教师，作为者要寨子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读到初中毕业的文化人，他有责任承担起恢复者要学校的责任，有坚持把者要学校办下的责任。沾文老兄不但自己这样想，也这样反复作儿子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够心胸开阔地面对寨子里传出来的这些尖酸刻薄的语言，认认真真地教好自己的书。在沾文老兄的动员下，他的儿子王英禄才坚持在寨子里的学校当民办教师。
由于一些村民的不理解和不支持，从思想基础上使者要学校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因为上级政府没有资金支持，村委会也没有资金支持，当学校需要维修时，只能依靠发动群众集资的方式筹集所需的资金。但是，在发动群众集资时，竟然会有很多人家拒绝出资。他们说：“我家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者要学校读书了，凭什么要出钱维修学校给别人家的娃娃读书？维修学校所需要的钱，应该只由那些有娃娃在者要学校读书的人家出！”听到这样的话，沾文老兄伤心得直想哭。见有人不资，那些原先准备集资的人家也决定不交钱了。即使是那些有孩子在者要学校读书的人家，也没有谁再愿意主动把钱交给学校。没有钱，学校教学楼屋顶上已经损坏了的瓦就不可能得到及时翻捡。屋顶上损坏了的瓦片没有得到及时翻捡，房屋就会漏水。房屋漏水了，屋上的檩子、椽皮就会被雨水浸浊而慢慢腐烂。檩子和椽皮腐烂后，房屋就有可能倒塌。这样的道理，不用多说寨子里的人都明白，但就是没有人愿意出钱给学校维修教室。没有钱来维修，学校就只能将就着使用。雨季时，教室因为漏雨实在不能再使用了，沾文老兄就和儿子从家里背来一些备用的瓦片，把漏雨的地方修补一下；寒冬里，当一股股寒风从破烂的没有玻璃的窗户里灌进教室里，当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无法上课时，沾文老兄和儿子便从家里拿来塑料亮子把窗户蒙住。在这样的条件下苦苦支撑几年后，因为学校教学楼成了严重危房，不能再继续使用下去。者要学校被迫又一次宣告停办！
我清楚地记得，者要学校宣告停办的时候是1990年的夏季。那年，我还在师范学校读书，利用暑假回家的机会，我到者要学校举办的扫盲识字班进行社会实践，帮助沾文老兄父子俩为前来参加识字学习的乡亲们上几节课。那时，正是夏季的多雨时节。有时刚刚还是烈日当空，突然间就会风雨大作，雷鸣电闪。一天下午，我正跟沾文老兄在学校里为前来参加训字班学习的乡亲们上课，突然就电闪雷鸣下起了哗哗大雨。这下，我真正体会到了者要学校是怎样的破败。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起初，只有几处漏雨。但随着屋外大雨不停地下，屋里也到处哗哗地漏水。片刻之间，教室里就没有了一处可以躲避雨的地方。身处教室里的乡亲们，也都被淋成了落荡鸡。屋外的雨在哗哗地下个不停，在教室里淋雨的乡亲们也在不停地议论着：这样的教室，必须尽快维修了！这样的教室，还敢再让娃娃在里面读书学习吗？听了大家的议论，沾文老兄把手一摊，说道：这样的教室，早就该维修了，可维修教室的钱在哪里呢？有谁愿把交钱来维修这所自己家已经没有人来读书的学校呢？既然这样，学校漏雨就是必然的事了。听了沾文老兄的话，没人再议论什么了。当天夜里，学校开展扫盲识字班那间教室有一根檩条在暴雨和雷电加交中折断了，屋顶上的瓦片跌落下来堆满子大半间教室。寨子里的人们不禁惊叹：幸好学校不是在夜里举办扫盲识字班！不久，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宣布者要学校的教学楼不能再继续使用！者要学校被迫停办。者要寨子的钟声，从此又停止了。没有钟声的者要寨子，上学读书的孩子们又重复演绎着过去的故事：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匆匆地吃饭，再然后匆匆出门，奔向村外寨子的学校读书，直到傍晚才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地回家……
学校停办后，沾文老兄和儿子忧郁地回家了。不是他们不想把学校办下去呀，而是学他们无力改变学校成为危房的事实，只能接受者要学校停办的现实。沾文老兄的儿子王英禄回家后，马上在寨子里承包电力办起了加工作坊，每月纯收入多达二三百元！在国家干部每月也只有二百来元工资的那个年代，每月能够挣到二三百元的纯收入，确实让人佩服。王英禄用自己的行动说明，只要有文化有知识，即使当农民也能当得不同凡响！回家务农后，沾文老兄把寻找致富的目光投向了寨子的荒山上。1992年初，51岁的沾文老兄在村前的荒坡上开辟了15亩地，先后栽种武昌桃、早香玉等5个品种的桃树1000多株，栽种香焦梨、日本雪梨等7个品种的梨树1500多株。在发展果树的同时，沾文老兄还购来30多只黑山羊来饲养。栽果树和养羊让沾文老兄的家庭很快就富裕起来，实现每年纯收入超万元。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一件新鲜事。1996年5月24日，贵州老年报在头版头条件位置，以《王沾文栽果养羊致富》为题进行了报道。可以说，沾文老兄完全是靠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实现老来富，是值得让寨子里各家各户学习的榜样。但寨子的人不但不从他的身获取致富的经验，反而犯起了红眼病，对他进行百般的诋毁：荒山是寨子里的公共荒山，你王沾文凭什么就要拿这些荒山来栽果树和养羊？用大家共有的东西来发展你自家的经济？不能让他这样钻大家的空子占大家的便宜！特别是对王沾文老兄在山上放养黑山羊的事，一些人竟这样说：王沾文在山上放养羊子，他家倒是赚钱了，但山上的草木却被羊子啃光了，不但让寨子里所有的牛都不再有地方吃草，还使寨子周围的山坡的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使寨子的风水受到影响！听了这些简直是无稽之谈的话语，让人觉得实在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如果只是有人唠叨几句的话，沾文老兄也许还能够容忍。但寨子里一些人的行为，确实让沾文老兄忍无可忍。因为，从听到有人在诋毁自己开始，沾文老兄就发现，在果子成熟的季节，会有人经常去偷摘自己的果子；在冬季里，有人会偷偷去剥削果树的皮，让果树在寒风中冻死；甚至还有人偷用石头把山上的黑山羊打伤。面对这些情况，王沾文老兄气得真想打人，但却一直没有抓住对自己栽果树养羊进行破坏的人。实在没办法，沾文老兄便决定放弃在寨子里栽果树和养羊子。几年之后，当蔬于管理的果树逐渐枯死后，沾文老兄便把羊子卖了，举家搬进县城里定居做生意。如今，沾文老兄已经在县城里生活了十多年，完全把自己融入了城市，很少再回者要寨子。
第十章 山寨钟声（下）
四
在者要学校又停办两年之后的1992年夏末，寨子里的一位老人站出来说：不能让者要学校就这样停办下去！这位老人叫王沾吉，跟我是同辈族兄弟。他老兄是一个教了多年书的老教师，对教书育人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了几十年。他1961年高中毕业后，先在者要学校执教13年，然后又被调到镇中学执教了13年，后来年纪大了，主动要求到官屯村小学任教。
在者要学校第一次停办的时候，沾吉老兄在镇中学任教。但他一直在为恢复者要学校而不停地向上级反映，向村干部们提议。后来，寨子里的族兄弟王沾文站出来恢复了者要学校，才让沾吉老兄感到安心。者要学校第二次停办后，沾吉老兄又一次次向上级反映，希望拨给一定的经费重修者要学校。一次次向村里的干部提议，发动群众集资修建者要学校，尽快把者要学校恢复起来。可是，乡镇政府财政困难，而需要修建学校的地方又很多，加上寨里的乡亲们也不富裕，无力筹集修建学校所需的数十万元资金。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