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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健将（1）
在出席*“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之中，出生官绅世家的不少，但像张国焘的家庭那样显赫和富有的不多。张氏三兄弟全部加入了共产党，但归宿迥异。老大成叛徒，老二是烈士，老三激流勇退，当了一辈子平民。
张国焘出身于显赫的官绅之家。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曾多次向同事和朋友炫耀：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这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
在江西萍乡，张氏是有名的大家族。据县志记载，他们并非原籍居民，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才由广西迁入萍乡县上栗镇。带领张氏家族迁居萍乡的第一代家长为第155代集翰公。
上栗镇位于罗霄山脉中段，是萍乡县北部贸易中心，邻近湖南浏阳、醴陵。这里土客籍矛盾非常尖锐，原籍居民与外来居民经常为土地、山岭、水源、房屋等发生冲突，轻则告官争讼，重则进行大规模械斗。但是，张氏家族自迁入以来，整整9代都能远离这些矛盾和纠葛。从集翰公那代开始，这个家族就信守一个训条：读书致仕，走官绅之路。有了知识，不惹麻烦；有了功名，不怕麻烦。
张国焘的父亲张觐光是这个家族亦官亦绅的典型。他以县试第一名的身份，走上仕途，历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推事、浙江省象山县知事、江西九江地方检察厅厅长、南昌市政处秘书主任等职。在当官的同时，他还长袖善贾，做生意，开钱庄，治田产，使原本优裕的家境更加富绰。
张觐光与浏阳文家市的刘氏结婚，生育了四个儿子，长子张国焘，二子张国燕，三子张国庶，四子张国杰。除张国燕早年病逝外，其他三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他们都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人生起点，但最后的归宿却迥然不同：
张国焘以叛逆著称。他是老大，参加了筹建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最后当了叛徒。
张国庶以忠烈驰名。他在兄长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历任*江西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宁死不屈，受尽酷刑而死，死后尸体被抛入赣江。与他同时就义的还有妻子晏碧芳。
张国杰老实本分。他入党不到一年，即遇大革命失败，遂脱离组织，回乡种田，过着简朴、平静的农家生活。相比谤满天下的大哥和誉满天下的二哥，他籍籍无名，但是，他并不遗憾。临死前，他对自己有一句宽慰的话：“我没有光辉的历史，惟有踏实的农家生活。”
他的后代曾这样点评三位长辈：“时势造英雄。国焘大伯的结局叫人遗憾和痛心。国庶二伯英勇牺牲，使我们感到惋惜和骄傲。看到自己平凡一生的父亲，我们感到满足。”
在张氏三兄弟之中，张觐光对长子寄予厚望。
张国焘生于公元1897年11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从3岁开始，张觐光亲自教他诵读《三字经》、《百家姓》，5岁时又把他送入好友廖石溪在上栗镇所办的私塾里读书。
五四健将（2）
衣食无忧的家境，人丁兴旺的家族，备受宠爱的长子，提前发蒙的教育，给童年时的张国焘性格上打上深深的烙印。他争强好胜，却又专横蛮霸；聪明好学，却又自以为是；喜欢出头，却又迁怒诿过；敢于任事，却又经不起失败。这些性格中的优缺点影响了他的一生。
张国焘9岁时就以胆大、聪慧闻名闾里。利刃加颈，他没有一丝怯意；恫吓逼供，他能从容应对。乡党们说这是一条能够腾飞九霄的蛟龙。面对多灾多难的父母之邦，他抛弃科学救国的主张，报考北京大学，渴望在政坛大展身手。（略）
“南陈北李”会聚北京大学，掀起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传播的阵阵风暴。五四运动改变了张国焘的命运，将他推上历史的前台，一夜之间，籍籍无名的书生一跃成为北京爱国学生的领袖。
1916年10月，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来到京城。
北京是最能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的地方。
这里大气磅礴，金碧辉煌。规模宏伟的紫禁城，气象万千的天安门，藏山纳川的中南海，天人合一的天坛、月坛，清一色的红墙绿瓦，栩栩如生的雕龙绘凤，还有那数不尽的巍巍宫殿、大庙、王府、官邸和错落有致的四合院，代表着中华民族璀璨的历史和文化。
另一方面，这里又闭塞呆滞，散发着腐朽没落的气味。大清皇朝虽然被推翻了，但那些戴着大红顶子的王公大臣，每月初一、十五依旧集聚神武门，向逊位的皇帝溥仪朝拜，满街的旗人男女，相见时依旧打千问安，挂着*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与过去的总理衙门、九门提督府毫无二致。
最能体现中国国际地位的是被称为“国中之国、城中之城”的东交民巷。这里外国使馆、银行、洋行等大厦林立，四周筑有兵营，由各国军队分区把守，大饭店和租界公园门口挂着醒目的招牌：“华人与狗不得进入”。
北京大学是张国焘心目中的圣殿。进校后不久，他发现这里同样交织着新旧矛盾。授课的教授，分为留洋派和国粹派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相互攻击；在学生之中，高年级的老生和刚进校的新生从兴趣到主张大相径庭，新生讥讽老生摆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其实满肚子糟糠，提出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老生则奚落新生不知深浅、不懂世故、肤浅稚嫩，他们挂在嘴上的还是格物致知、修身治家平天下那套陈词滥调。
新旧矛盾经常发生在张国焘的宿舍里。当时，宿舍是新老学生杂居在一起的。有两位即将毕业的老生，成天忙于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喝醉了，深夜回来胡闹，吵得大家无法安眠。张国焘和一群新生多次向他们提抗议，向校方反映情况，要求强迫老生遵守作息时间和宿舍的规章。可是安静了没几天，时间一长，老生又旧态复萌，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张国焘深感失望、苦闷，把北京大学比作一潭凝固的死水，掷一块巨石也引不起半点涟漪。
1917年1月，随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蔡元培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当时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学贯中西，思想激进，精力充沛，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他像一块飞速旋转的磁铁，既能在疾旋中流光溢彩，又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将一批思想界的巨星和激进青年召至麾下。他将《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北京，以这个刊物为阵地，将文坛双杰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反孔猛士刘半农、音韵学大师钱玄同、文学巨子沈尹默、哲学大师胡适聚集在一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五四健将（3）
《新青年》像惊蛰的春雷，使昏睡中的青年苏醒，它又像奔腾耀动的洪流，激荡着北大校园。
在此之前，张国焘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中探究出一些救国救民的门径。1917年春，看到《新青年》后，他顿觉眼睛一亮。首先是觉得它的名字好，洋溢着昂扬向上、磨砺自新的精神，再看内容，更是合乎口味。
《新青年》整整影响了张国焘那一代人，改变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最终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对于这种影响，张国焘的校友杨振声描述道：
（《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从此，张国焘把陈独秀视为政治上的引路人，追随他走过了十年的漫长岁月。
受到新文化洗礼的张国焘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每个星期都将阅读过的报刊和新书，特别是《新青年》，加注眉批、心得后，邮寄给父亲。他还经常给家里写信，宣传新思潮，希望父母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自己思想合拍。秀才出身的张觐光不同意这些观点，但也不想与偏激的儿子较真，于是采取了缄默的态度。
张国焘自负辩才，每次与老师和同学打嘴仗，总是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胜多败少。现在发现自己施展三寸不烂之舌，竟然不能撼动父亲半分，心有不甘，更加频繁写信，集中攻击父亲挂在嘴边的孔圣（孔子）和亚圣（孟子），说几千年来奉若神明的“孔孟之道”其实是困厄中华民族思想的缰绳和铁链，必断之以解困、碎之以自活。张觐光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开腔了，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批驳新思潮，讥讽白话文，主张保存国粹。张国焘奋起应战，父子之间通过书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张国焘的母亲刘氏见他们父子笔战愈演愈烈，自己又插不上嘴，想给儿子说门亲事，羁绊他的*之心，把注意力转移到家庭上来。刘氏自作主张，在上栗聘了一个世交的女儿作儿媳。听说这事后，张国焘立即给家里写信表示反对，说：“那个成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许是很合适我的，但我根本不认识她，不想与之结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当时的婚姻规矩。张国焘抗命不从，使张觐光和刘氏在亲友面前信誉扫地。
恼羞成怒的张觐光到北京劝说儿子。话不投机，又打开了嘴仗，从婚事争到旧风俗，从孔孟遗训争到旧道德，从敬辞用语争到白话文，战线越拉越开，肝火越争越旺。
性急之下，张国焘脱口而出：“张觐光，你的思想太陈旧、迂腐了！”
按照礼仪，儿子不能当面叫父亲的名字，要避讳。张国焘平时在宿舍里与同学辩论时，都是直呼其名，习惯成自然。这次辩急了，忘记了这一点。
“张国焘，你这个逆子！”张觐光气急败坏，狠狠地扇了张国焘一巴掌。
张国焘捂着红肿的脸，说：“不错，我是一个逆子！我不仅忤逆不孝，我还要向旧社会宣战，以后可能会麻烦缠身。你素来谨言慎行，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我愿与你脱离父子关系，从今以后，你对我的所作所为可以不负任何连带责任！”
张觐光踉跄而回。张国焘说到做到，从1917年开始，基本上与家庭脱离了关系，过着天涯孤旅的生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四健将（4）
蔡元培有一句话曾经被北大师生视为校训：“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但是，当时丧权辱国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校园内平静的书桌已经系不住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
张国焘参加的第一次爱国运动是反日请愿示威。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以对德参战为由，与日本政府秘密订立“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对德作战的名义下，任意进入中国的领土、领海，占用中国的各种设施，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日本还有权支配中国军队。
消息从日本传到国内，爱国学生怒不可遏。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校学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约2000人，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
这次请愿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笼罩在温和的气氛中。大队人马来到总统府后，在新华门肃静等候，派4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恭敬敬地求见总统。总统派秘书出来接请愿书，安抚了两句话，然后全体学生收队回校。
张国焘走在*队伍里，心里不是滋味：“这算什么？没有人演说，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这种请愿有什么结果？”他觉得示威*应该像平地卷起的一股风暴，要有气势，要有影响，要有结果。
这时，天津学生代表中一个叫郭隆真的女生委屈地大哭起来，引起了路人瞩目。
回到校园，张国焘向请愿活动的组织者提意见：“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类似冷血动物，爱国热情不仅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还不如天津一个中学女生的哭啼有影响。”
一些进步的学生认为，要引起社会的注意，就要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提出组织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