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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18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大踏步地进击皖西，发动苏家埠战役，共歼灭国民党第七、十二、四十六、五十五、五十七师和警备一、二旅等30000余人，其中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0000余人，缴步枪12000余支、机枪171挺、炮43门、电台1部。
1932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回师鄂豫边，发起潢（川）光（山）战役，仅用5天，就歼敌8个团，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
短短的6个月内，红四方面军实施不停顿进攻，先后歼灭国民党军60000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达40个团，仅苏家埠一战就聚歼国民党5个师2个旅，这在红军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最大胜利，这一胜利超过了中央红军同期的作战成果。
四大战役使鄂豫皖苏区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地的版图东起淠河，西迄平汉铁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仅次于中央苏区。根据地内建立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拥有人口350余万，占据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5座县城，建立2个军6个师5个独立团的主力部队，总兵力为45000余人，同时各县独立师、游击队、赤卫军发展到20万人。
*中央、中央军委向鄂豫皖苏区发来嘉奖令，各战略区域的军政领导人联名给张国焘、徐向前发来祝捷电，各群众团体的致敬信雪片般地通过各种途径送至根据地。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虽然没有到会，也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其地位仅次于主席毛泽东。
随着鄂豫皖苏区日益强大和红四方面军大战连捷，张国焘在党内一扫“老机”的名声，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张国焘迅速崛起的地位甚至从侧面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承认。1932年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把鄂豫皖苏区作为最大的危险列为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首要目标，而将过去视为“心腹大患”的江西朱（德）毛（泽东）列为次要的攻击目标。在蒋介石心中，张国焘、徐向前的威胁超逾了*。
这是张、徐的成功，同时也是张、徐的不幸。
胜利使张国焘冲昏了头脑，失去了分寸。1932年1月，他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中央苏区可以搞掉它两个，鄂豫皖搞掉它两个也不成问题，剩下三个师，围剿还算什么？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
虎踞中原（12）
根据他的意见，沈泽民首创“偏师说”，强调：“今后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直接担负，而国民党政府和其他军阀部队只担任偏师的任务。”
1932年3月31日，张国焘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不但以打破敌人包围、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口号”，还要以“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
在苏家埠战役大捷之后，他又变本加厉，将战斗口号改为“彻底消灭围剿，与国民党决战”。
对于荒诞离奇的“偏师说”，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都感到太过分了。他们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回复中批评道：
这里对于反动统治崩溃程度的估计是过分的。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部队在进攻苏区红军中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迁都洛阳后的国民党政府，口头上说长期的抵抗日本或征讨东北伪国，而实际上却以全部力量来进攻鄂豫皖苏区。汪精卫电询各省主席清剿计划，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作无关重要的偏师吗？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会造成极大的罪恶！
骄纵轻狂的张国焘将中央的警告置诸脑后，一意孤行，下令部队向武汉方向进击，要求进行“不停顿的进攻”。
素来冷静的蔡申熙察觉到了愈益迫近的危险。他经过反复思考，向中央分局提出了应该预觅退路的问题。
“预觅退路？”张国焘没有反应过来，愕然地问道：“申熙同志，我没有听错吧？你是说我们要找退路？”
“不错，目前鄂豫皖苏区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它也存在危险。”蔡申熙列举了他的种种忧虑：
从力量对比看，国民党军队仍然占据优势，虽然红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敌强我弱的总格局并没有改变，我军应该有进退两种预案；
从兵力部署看，各种情报表明，国民党军队将向鄂豫皖发动重大攻势，其兵力将达到五十万人，我军应该争取最好的前途，同时也要有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
从地形地貌看，鄂豫皖苏区虽有大别山可以依托，但它北濒淮河，南临长江，东抵津浦铁路，西逼京汉铁路，处于由两江两线钳制的“井”字之中，便于敌人运兵，对我军发展有所掣肘；
从战略布局上看，鄂豫皖苏区位于中原腹心地带，北之洛阳，南之武汉，西之南京，均在其俯瞰之下，它对于国民党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威胁远远大于中央苏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会下全力拔除这颗钉子。
除蔡申熙外，徐向前也从国民党军队的频繁调动产生警觉，他与陈昌浩联名致信鄂豫皖中央分局，建议红军立即转攻为守，休整待敌，以应付国民党即将发动的围剿。张国焘根本不同意徐陈两人的观点，下达了进逼平汉路的军事指令。
6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向平汉路出击，歼敌1个团。到此时，红军已连续作战7个月，部队显露疲态，战斗力下降，徐向前、陈昌浩再次向中央分局建议，停止平汉路军事行动。2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安县河口夏店举行会议。
夏店是个山区小镇，距黄安县城60华里。部队散入山林中休整，中央分局成员集中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张国焘特意要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赶来开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虎踞中原（13）
在会上，徐向前再次提出暂停进攻作战，将主力放在鄂豫皖边界地区，一脚踏在苏区，一脚踏在白区，一面休整，一面掩护地方开展工作，随时根据敌军动向采取行动。
他的提议遭到沈泽民的强烈反对。他列举事例说：“这次东征作战，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尤其是六安、霍山地区，胜利更大。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参与这次‘包围会剿’的军队，都是国民党残余部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布置还未就绪，我们要趁此时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红军主力不仅不能休整，还应乘胜南下，围攻麻城。”
两种意见都有人支持，都有人反对。
张国焘只听不说，摆出倾听意见的姿态。待大家争得不可开交等待他决断的时候，才开口说话：“现在的时局已经转变到我们同敌人决胜负的时候了。决胜负的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绝不是马马虎虎的小事情。我们要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红军下一步的任务，要继续实施不停顿的进攻，围攻麻城，夺取麻城，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①
后来的事实证明，南下围攻麻城是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最为失策的决定。
7月份整整一个月，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队缠斗于麻城地区，而三十多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却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从容完成了对鄂豫皖苏区北面、东面、西面的“围剿”部署，开始收紧撒下的大网。
警报首先在皖西拉响。7月上旬，东线敌军徐庭瑶纵队向霍丘县城进攻，当时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旷继勋采取了以城攻城的错误对策，率领红七十三师抗击敌优势兵力的围攻。
“什么叫以城攻城？”张国焘拿着电报，迷惑不解地来找蔡申熙、徐向前。
“哎呀，糟了，这是要与敌人硬拼啊！”蔡申熙看完电报，忍不住大叫。
“综合敌我情报，霍丘我军仅有军部和警卫营、县独立团，共计两千多人，而围攻县城的是国民党徐庭瑶第四师，兵力超过六千人，如果不及时突围，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徐向前忧心忡忡。
总指挥部当即决定由蔡申熙星夜赶往皖西督促撤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从新集到皖西，日夜兼程也需要十天。在蔡申熙赶到之前，红二十五军与敌血战五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旷继勋率百余人从西门泅水脱险外，守敌部队牺牲1000余人，被俘1000余人，县城陷落。
红四方面军对付“围剿”的传*术就是利用根据地宽阔的回旋空间，东（皖西）西（鄂豫边）跳跃，配合作战，现在东线受挫，红四方面军失去了根据地内部的战役配合，只得挥舞独臂与敌对抗。
危险还不仅限于此。霍丘失利后，蒋介石立即命令西线展开行动，陈继承纵队、卫立煌纵队分别向根据地中心区迫近，回师根据地抗击入侵之敌已成为燃眉之急。但是，张国焘仍然执着地坚持在南线打开更大的战争局面。
灿烂的太阳洒下了最后一抹晚霞，黑幕降临了。
有人曾经比较过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认为毛泽东是高明的战略家，但是对于战术问题不感兴趣，蒋介石是精明的战术家，但在战略问题却很蹩脚。这种判断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在”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初期，蒋介石采用小心缓进的战术，但是一旦他察觉到红四方面军执拗于南线、不肯回师时，便果断改变并头滚动、缓步推进的战略，严令各路纵队利用苏区空虚之机，挥兵疾进，迅速进占根据地腹地。8月7日，蒋介石下令发起总攻，限陈继承纵队于14日前占领七里坪。 。。
虎踞中原（14）
8月9日，陈继承纵队由罗山南下，一举占领黄安禹王城，前锋直指七里坪；
8月10日，卫立煌纵队由孝感西进，突破黄安河口防线，与陈继承纵队形成钳击之势。
到这个时候，张国焘才如梦初醒，感觉到局势的严重，惊呼“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下令放弃进攻麻城，命令徐向前、陈昌浩星夜率军北撤。
8月11日，陈赓率红四方面军前卫部队赶至黄安冯寿二地区，与卫立煌先头部队第十师遭遇，趁敌立足未稳，主动攻击，给其重大杀伤。13日，徐、陈率主力赶到黄安地区时，卫立煌纵队已修好工事，严阵以待。
到达黄安后，徐向前不顾夜行百余里的疲惫，带着几个参谋到前沿视察地形。这一带均为二三百米以上的丘陵，地面起伏较缓，高地、山头已被敌人占据。战场正面比较安静，而侧后不断有敌军调动的迹象。徐向前有一种预感，敌军很可能正在朝黄安县城两翼迂回。
张国焘与陈昌浩躺在指挥部休息，瞥见匆匆进来的徐向前，问道：“情况怎么样？为什么听不到枪声？”
徐向前说：“部队正在停止待命，我看应该马上转移。”
“转移？不打了？”张国焘从床铺上跃起，追问道。他正想通过一战扭转逆境。
徐向前介绍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说：“如不转移，两侧的敌人迂回上来，更加不利。”
在这种形势下，红四方面军退出黄安县城，放弃在黄安地区与敌作战的构想，转移至七里坪。
困境中的红军出现了迫切求战的急躁心理，大战连捷后的指战员不甘心委屈后退，不忍心看到自己打下的苏区被蹂躏，他们渴望一战退敌。徐向前滋生决战之心，他看好七里坪的地形，看好老苏区的人民，此外他也冷静地看到了红军的疲惫和兵锋渐钝的颓势，于是下达了作战令。
轮到徐向前犯错误了。
8月14日，七里坪战役打响，这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著名的恶仗，双方都抱着寸土不让的决心，毫无保留地投入了全部精锐部队，在倒水河两岸展开了生死决斗。
作战初期，红军取得了成功。徐向前采取防守反击的战术，先是沿悟仙山布防，乘敌仰攻之机，予以重大杀伤，然后趁敌动摇溃退之时，以泰山压顶之势尾追反击，徒涉倒水河，突破敌前沿阵地，迫使黄杰带领的第二师全线溃退。陈继承急令第二师向第三师靠拢，退居笔架山，另催第八十师火速增援，他本人亲自赶到笔架山督战。陈继承把数万人马和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赌在笔架山上。
笔架山，山高如笔立，易守难攻。但是，红四方面军拿出以往不惜力、不怕死、不要命的狠劲，入夜展开贴身肉搏，一步一个血印地向上挪。一个夜晚，两军肉搏十余次，几万人混战在一起，人影依稀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