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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稀难辨，铁器的撞击声、利刃入肉的穿刺声、战士的咒骂声、伤员的呻吟声清晰可闻。战争处于胶着状态。
这场战斗本来可以以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而告终，可是最后却败在一个人的手上，他就是卫立煌。
当黄杰第二师全线溃败之时，国民党西线纵队召开紧急会议，陈继承与各师长都主张退兵，惟有卫立煌主张坚守，双方争执不下，只好请蒋介石裁决。蒋介石赞赏卫立煌的意见，命令部队麇集笔架山坚守待援。
15日，天色将明，经过一昼夜激战，红军五个师再也攻不动，敌人大批后援部队投入战斗，形势愈发不利，徐向前只好下令收兵。
虎踞中原（15）
七里坪之战，实际上宣告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伤亡惨重，鄂豫边根据地陷落，苏区回旋空间被大幅度压缩，扭转逆势的希望日渐式微。
七里坪之战令红四方面军和它的指挥者蒙羞。对于扼杀七里坪战役胜利曙光的卫立煌，徐向前并不记恨，他把战役的败因归咎于自己指挥上的失策。后来，他检讨说：这次反“围剿”作战，在战争指导上犯了许多错误，首先是初战时机选择不当，过早与敌实行决战；其次，不应该屡次与敌正面死拼，打硬仗，消耗自己，应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选择适当的时机与地形，乘敌之隙与疲惫之际歼其一路。
短短几天，张国焘从胜利的巅峰跌入失败的深谷，沉重的坠落感令他惊慌失措，他开始重新判断形势，重新评估对手，重新打量让他成名与挫败的红土地。重新思量的结果，是悲观、绝望与颓丧。
8月，红四方面军北移檀树岗、新集，9月3日与敌在胡山寨地区激战，未能阻止其进攻，只得放弃苏区首府新集，向皖西转移；9月中下旬，红军在皖西寻机未果，退出皖西根据地中心区金家寨，南下英山。
行到英山以北燕子河时，先头部队报告：“敌军已抢先一步占领英山。”鄂豫皖中央分局遂在燕子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摆脱绝境的行动方针。
军史上称这次会议为燕子河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人。围绕解围方略，会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徐向前提出的。他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主力暂时拉向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
他的意见得到了张国焘、陈昌浩和军队负责干部的支持。张国焘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只是一个劲地叹息、念叨：“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气力了。”
东出潜太的主张遭到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强烈反对。据他掌握的情报，国民党总的“围剿”策略就是将红四方面军逐次逼出鄂东北、皖西，然后向潜太方向压迫，向东转移其实是主动投向敌人预设的陷阱。沈泽民不同意红军主力跳出外线，认为应该坚持内线作战，在根据地内击破敌人的“围剿”。
大多数地方干部赞同沈泽民的观点。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展开激烈争论，由于出席会议的军队负责人居多，会上转移外线的观点占据上风。
蔡申熙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是全区重大军事计划的起草人，同时，他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也赢得了全体同事的信任，他的观点举足轻重。两派许多申辩和反诘都是冲着他去的，大家希望争取到他这关键的“一票”。
但是，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蔡申熙都保持着缄默。
张国焘催促道：“别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你也说说。”
“要说的我几个月前就说了，现在还说什么？”蔡申熙冷冷地回了一句。
经他这么一提，巨头们蓦然记起他三个月前关于“另觅退路”的提议。言犹在耳，而战场形势却是天渊之别。
张国焘自知理屈，为了解围，也顾不上计较他的态度，红着脸再次催促道：“你再跟大家说说，座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过你的高见。”
“我的意见早在三个月之前就提交军事委员会了，四个字：向西转移。”蔡申熙解释道：“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鄂豫皖苏区本来空间就十分狭小，回旋余地有限，现在主要据点丢失，交通要道被占，中心区一下子涌进了几十万敌军，我们多达数万人的红军如何运动得开？当今之计，惟有向外线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转移的最佳方向不是东出，而是西进，潜太地区不如京汉铁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根据我前期调查的情况，那里有党的组织基础，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也在那里活动过，那里地处鄂、豫、川、陕四省边界，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比较有利。”
军队和地方干部被蔡申熙说服了，放弃了东出潜太或坚守内线的主张，同意经英山转往黄麻老区，然后留一部分部队保卫根据地，主力向西转移。
红四方面军经罗田、团陂、新洲，转回黄安地区。10月9日，蔡申熙在河口战斗中中弹，翌晨牺牲。这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又一个沉重打击。在鄂豫皖军委会中，蔡申熙负责谋划和起草军事战略，早在四次反“围剿”前他就开始考虑红军进退两种方案，他是最早提出形势不利红四方面军应该朝西撤退的高级干部，为此他积极与各战略区域的红军联络，派人收集情报、布设秘密据点。他去世造成的被动情形后来显露在红军的西征之中。
10月10日，鄂豫皖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围坐河口黄柴畈一家农户的油灯下，讨论红军的军事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是以张国焘为代表，鉴于根据地中心区域被敌重兵占领，红军几次与敌作战都未能扭转局势，回旋余地很小，提出主动跳出包围圈。省委书记沈泽民坚决反对跳出去的意见，他主张留下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等待时机。争论的结果是，留下部分武装，由沈泽民领导，坚持苏区游击战争；方面军总部率主力跳出苏区，到平汉线以西活动。
11日，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踏上了西征之路。这些战士启程时只是把它视为一次普通的行军，就像他们往常的迁移一样，他们没有想到这就是后来令世界为之震撼的长征。这2万人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再活着回到生养他们的故乡——鄂豫皖苏区。
西征入川（1）
西征途中危机重重，存亡绝续系于一线。张国焘几次提出解散部队，徐向前怒斥他：“一到关键时候就拉稀！”漫川关血战，红四方面军硬是用二千壮士的头颅撞开了一道缺口，勇冠三军的骁将韩亮臣、许世友一死一伤，鲜血将整个山谷重新浆洗了一遍。
西征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在四方面军统帅心中大相径庭。
张国焘想到的是迁徙。他认为鄂豫皖苏区南北有淮河、长江两条天堑，东西有平汉、津浦两条铁路，这两河两路形如一个井字，枷住根据地和红军，便于国民党运兵，不利于红军发展：“梁园虽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张国焘打定主意另觅家园。
他的这种观点后来得到了部分指挥员的认同。李先念在回答撤出鄂豫皖是否正确时说：
有人说，退出鄂豫皖不对，我看不退也不行，是被逼出来的。自古有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怎么能让我们那么多人在他跟前革命？第四次“围剿”他亲自到武汉坐镇，是专门对付鄂豫皖的。当时蒋介石已经统一了江苏、浙江、安徽，我们打了岳维峻，他又统一了河南，统一了湖北。所以说，留在鄂豫皖周转是不行的。如果说，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可能有第五次“围剿”、第六次“围剿”。再说，那里的政策也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徐帅交换过意见，鄂豫皖退出来是对的，那个地方长期占不住①。
徐向前则把西征设计为杀回马枪。他认为，红军在苏区内部已经失去了运动歼敌的机会，现存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到极限，继续逗留原地，可能遭到更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将红军主力拉出苏区去打，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在移动中调动和消灭敌军，伺机重返鄂豫皖，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西征之初，广大指战员都把这次开拔当作平常的兜圈子，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条渐行渐远、没有止境的退却，一路上充满了苦战和幻灭。
根据最初的情报，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原红二军团）开辟了襄河北岸新根据地，于是红四方面军抱着与红三军会合的想法，进入大洪山，一问当地老百姓，才知道贺龙部两个月前已经退出襄北，目前正在长江以南的洪湖苏区作战。会合计划落空后，中央分局又想起鄂豫边省委，中央曾把该省委划归分局领导，据说这里有一块以襄阳、枣阳、宜城为中心的根据地。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商量，红四方面军准备先在这里略事休整。
10月19日，红四方面军到达枣阳以南的新集，看到的却是一片断垣残壁，那里的红色政权和军队早已不复存在。更为不幸的是，蒋介石已经悄悄地在新集地区预设了一个庞大的包围圈。国民党两个师依托沙河严阵以待，另有五个师分两路在红四方面军后面尾随追击。
战争是件很奇妙的事情，有时双方进退几十里、几百里，丢弃几座、十几座城池，并不影响战役的胜负；而有时一道山梁、一个隘口的攻守失据就能决定全局的输赢。
新集之战的关键就在于乌头观的争夺。
这次战斗的败因又出在旷继勋身上。旷继勋自霍丘战败后，被鄂豫皖军委撤去红二十五军军长职务，降为红十二师师长。10月19日，红四方面军被卫立煌率领的第十师、八十三师、三十四旅追上，就地展开抵抗。甫经接火，即有惨重伤亡。徐向前为此心痛不已：“像吴云山（三十三团团长）、林维汉（三十二团团长），在全军都是数得着的团长，打仗机智英勇，死得很可惜。”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西征入川（2）
入夜，徐向前命令旷继勋带红十二师攻占新集西南的制高点乌头观，为第二天的反击作准备。红十二师行动迟缓，攻击不力，未能拿下此据点。
20日，红四方面军以战斗力较弱的敌第三十四旅为重点发起反击。开始，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敌三十四旅遭受两面夹击，伤亡惨重，敌旅长罗启疆被击伤，全旅潮水般地后退。红军只要能够全歼敌三十四旅，破其一路，其他各路追兵就不敢过分靠近，可以一举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可是由于乌头观制高点未能攻下，溃敌纷纷退往该据点，凭险死守。黄昏，敌四十四师赶到，派出一个旅增援岌岌可危的三十四旅，战斗遂成僵持状态。
21日，攻守形势逆转。敌人向红军发起猛攻，下午竟然有一股敌人突破前沿阵地，直扑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原本有一个营的兵力守卫，由于陈昌浩带走一个连驰援北线，总部只剩下张国焘、徐向前和不足300名战士。
面对潮水般从缺口拥来的敌军，张国焘不知所措，一个劲地念叨：“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
徐向前拔出手枪，大声呼喊道：“同志们，坚决抵住！”总部虽然人数较少，均为警卫员、通信员和机关人员，但都是从基层挑选出来的骨干，临危不惧，操起长短枪，展开阻击，寸步不让。
总部驻地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引起各军的注意。
“发生什么事了？”有人打电话询问。
“妈的，还犹豫什么？总部首长有危险了，大家跟我上。”红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把上衣一脱，光着膀子，提着驳壳枪，亲率师部通信队前往救援。他们像一群猛虎，杀入敌阵，东冲西荡，挡者死，避者伤，将冲进缺口的敌人又堵了回去，解除了危险。
这一天，敌我双方多次发生肉搏，伤亡惨重，红十师师长王宏坤受伤。黄昏时分，情况变得更加危险。敌范石生率五十一师从西南方向朝红军侧后发起攻击，胡宗南率第一师从襄（阳）花（园）公路朝红军压来，形成了合围之势。徐向前与张国焘、陈昌浩研究决定，从敌人防守较为薄弱的西北方向突围。
22日上午，红军跳出新集合围圈，且战且退，进至襄阳西南10余公里的土桥铺地区，蒋介石早已在此布下了第二个包围圈，刘茂恩指挥第六十五师已经摆好阵势。红四方面军这时已连续作战4个昼夜，极度疲劳，有的部队作战前动员的时候，竟然发生指挥员和战士全都睡着的怪事。总部首长也撑不住了，张国焘走了一整夜，累得不能说话，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