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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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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基伟,只上过一年的私塾,但是也被列入了张国焘的黑名单。1934年夏天,他刚由总部警卫团团长调任二七四团团长不久,接到张国焘召见的通知。当时,秦基伟才20岁,在他眼里,张国焘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外国的事情懂一半,中国的事情全晓得。他是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会主席,能与这样的领导当面交谈,真是太荣幸了。
  本来秦基伟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见过张国焘后,马上变得沮丧起来。张国焘坐在太师椅上,跟他东一句西一句地“扯野棉花”:
  哪里人?
  哪一年参加红军的?
  是谁介绍入党的?
  家里有多少地?
  一年打多少担粮食?
  对党有什么要求?
  读过几年书?
  能不能起草作战计划?
  …………
  没谈多大一会,张国焘就让他归队。秦基伟心里没有底:一般首长找下级谈话,多少都有点目的性,或是批评,或是表扬,或是了解情况,或是做思想工作。可这顿话谈完后,秦基伟比没谈时还糊涂,摸不清张国焘究竟是啥意思。
  更奇怪的事还在后面。谈话过后的第二天,总部下达命令:撤销秦基伟二七四团团长的职务,调到总部参谋处当普通参谋。
  莫名其妙的谈话,无缘无故地撤职,这个疑团一直困在秦基伟心中。几十年后,当他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与老战友聊起此事来,徐深吉中将突然把脑门一拍:“噢,你说的是那一次,我记起来了。那一次,你没被砍掉脑袋算是天大的造化!”
  徐深吉当年长期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事情起因是有一次秦基伟到参谋处领东西,打领条,字写得龙飞凤舞,被张国焘看见了。他说:“我看秦基伟能说会道,还能给参谋处写领条,像个知识分子。”于是就有谈话与撤职之举。
  秦基伟听了,还是不明白:“我才读了一年私塾,算什么知识分子呀?退一步说,就算是知识分子,那该重用呀,怎么反而撤职?”
  徐深吉解释道:“你那时在下面,不了解情况,我们在总部可是吓得不轻。张国焘有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其实那时候知识分子与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义词。”
  像这样的惊吓,徐深吉也经历过一次。有一回,张国焘跟几个参谋闲聊,谈到农民推磨的力学原理。徐深吉插了一句话,引用的是牛顿定律。张国焘的眼睛马上瞪圆了,一字一顿地说:“啊,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识,大知识分子呐,居然知道牛顿。”徐深吉见他说自己是大知识分子,吓得几天几夜睡不好觉,后来还是陈昌浩说情,才免遭厄运。
  在张国焘眼里,会打领条,知道牛顿,都是死罪,谁又敢学知识呢?
  一定的文化知识,是提高干部军政素质、指挥才能、战略战术素养的基础。由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队伍文化程度偏低,又存在着普遍轻视文化知识的倾向,这样就给部队发展建设造成了严重的障碍。部分指战员只知服从命令听指挥,但缺乏独立的思考和警觉性,这些弱点为张国焘长时间蒙骗和控制部队提供了条件。
  枪杆子是一切军阀的命根子。有着浓郁军阀思想的张国焘大搞党内斗争、大“肃反”,其目的都是想建立一支听命于他的张家军。由于有徐向前等军事首脑的存在,他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差遣四方面军,但是经过多年观察培养,他拥有了一批盲目崇拜他的将领,其中黄超、李特、何畏等人最为得力。由于有张国焘、陈昌浩的支持、纵容,这些人军阀作风极为恶劣,成为军中令人侧目的“霸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西征入川(14)
何畏,人如其名。他除了忌惮张国焘、陈昌浩,对徐向前尊敬三分外,不把军中任何人放在眼里。他不仅经常打骂下级军官,对于有意见分歧的同级将领,也是想千法设百计予以诬害、攻击,必欲除之而后快。王宏坤就几次险遭他的毒手。
  他俩结怨是在大“肃反”中。当时,他们两人同在红四军,王宏坤任红十师师长,何畏任红十二师代理师长。红四军三个主力师中,红十、十一师坚决抵制了内部整肃,红十二师积极执行张国焘的命令,由师团到营连逐级捕人杀人,最后连班长以上的干部也抓了起来。王宏坤听说这事后,感到不对劲,十二师是他呆过的老部队,这个师的老底子都是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多年的老战士,他们要真是反革命,早就在路上开溜了,怎么可能追随我们远征三千里?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到四川来?王宏坤不识字,找周纯全,提议联名写信给总部,反映问题。周纯全不吱声,王宏坤只好找文书代笔,写信给张国焘、陈昌浩,信的大意是:听说十二师在恩阳河抓了许多干部,是不是事实,请查一查;如果不是事实,自己人整自己人,是不利的,请总部督促他们纠正。
  张国焘接到信,阴着脸,把信转给何畏,丢了一句:“有人反映你们有问题,要注意呀!”
  何畏听懂了张国焘的弦外之音,跳起脚,大骂王宏坤告假状,告刁状,告黑状,并且扬言:“此仇不报,老子誓不为人!”从这天开始,何畏唆使部下向十师寻衅闹事,他还几次找茬殴打十师党委书记、团委书记。
  王宏坤是著名的虎将,爱兵如子,面对部下一个个遍体伤痕和哀切的哭诉,几乎气炸了肺。他在麻石口全军干部会议上,公开骂何畏是土匪,不是共产党员。
  红四方面军扩编后,王宏坤、何畏分别升任红四军军长和红九军军长。何畏变换手法,由挑衅改为暗算。红四军擅长防御,红九军攻击力特强,在战术配备上,张国焘总是把红四军拆散防御,总是安排四军与红九军搭档,四军在前,九军在后,先防御后反击。何畏心怀鬼胎,每次作战按兵不动,把全部压力都推到四军身上,反击的时机也是鬼得出奇,一定要选在四军伤亡惨重、精疲力竭时才出击。几乎每次配对作战,都是四军啃骨头,九军捡便宜。这且不说,何畏还当着四军将士们,故意拿腔拿调地哼京剧:“我坐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城外乱纷纷……”,气得四军战士嗷嗷直叫唤。王宏坤向张国焘、陈昌浩反映,张国焘端起架子,批评四军本位主义严重,患得患失,总盯着锅里的肉。见到王宏坤挨板子,何畏得意忘形,攻击更加放肆。
  反六路围攻期间,红四军担任东面防御,鹰背嘴一线的得失关系全局。主守部队为红十师。这个师下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共3个团,其中第二十九团在上次恶战中损失了一半,兵力严重不足。王宏坤放心不下,离开指挥所,到鹰背嘴各个垭口检查布防情况,调整兵力部署,督促抢筑工事。在王宏坤离开指挥所的这段时间,何畏派一个参谋到指挥所探风,秘书王政柱问他有什么事,参谋说不出什么,东瞅瞅,西瞧瞧,转悠了一圈,就回去了,告诉何畏:“王军长不在指挥所。”何畏立即给坐镇东线的陈昌浩打小报告:“王宏坤不把军令放在眼里,四军阵地上看不见人影。”陈昌浩火爆脾气,听说四军没派人修工事,一下急了,连续几次打电话到四军指挥所,找王宏坤。王政柱回答到红十师检查布防去了。陈昌浩不相信,以为这是托词,更加相信何畏的诬告。 。。

西征入川(15)
傍晚时分,王宏坤疲惫不堪地回到指挥所。听王政柱说陈昌浩找过他几次,忙摇通陈昌浩的电话,刚“喂”出口,话筒里便传来陈昌浩的训斥声:“你干什么去了!不好好修工事,你干什么去了?”
  突如其来的无名火把王宏坤搞得一愣,不知哪里不对劲。他耐心地说:“陈政委,你有什么指示?”
  不正面回答问题!陈昌浩更火了,凶巴巴地吼道:“你到底到哪里去了?”说完,“叭”地搁下话筒。
  王宏坤莫名其妙地问秘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王政柱简要地汇报了下午发生的蹊跷事。
  一听,王宏坤就料定又是何畏在搞鬼,强忍怒火,第二次摇通电话,想向陈昌浩解释。谁知又与上次一样,还没有开腔,陈昌浩一个劲地逼问:‘你到哪里去了?”
  王宏坤实在忍不住了,脑门一热,硬邦邦地顶道:“我到哪里去了?我玩去了!”
  “好,回答得好!”陈昌浩把话筒狠狠地摔在桌上。
  过了五分钟,王宏坤从狂怒中清醒过来,暗叫不好,这样不是正中了何畏的奸计吗?在红四方面军三大巨头中,陈昌浩主管政治工作和“肃反”,手操生杀大权,他认起真来,张国焘也要让他三分。祸已经闯下了,硬就硬到底吧,大不了被一撤到底,发配到通江劳改营抬石头去,就是抬石头也要把话说完。
  抱着这种心态,王宏坤第三次摇通电话,说:“你政治部派人来检查一下,看我们到底做了工事没有。你把1万多人交给我带,又不信任我,你叫何畏派人来,何畏是什么人?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土匪!他打我的党委书记、团委书记。何畏心术不正,我们四军在前面防御,他带预备队在后,等我们的部队差不多全部打掉了,天快黑了,再出击,他在后面拣便宜,有这样干的吗?他算老几?他的尾巴翘什么?你就是相信何畏,你们老让四军分散防御,别的部队就不能分散防御?别的部队能集中,四军就不能集中?你们总说四军不好,你们穿衣吃饭,你们开银行,谁给你们的钱,你知道吗?你要抹杀四军的功劳,四军全体指战员反对你!你撤我的职吧,我到通江抬石头去!”
  四军指挥所里,参谋、秘书、卫士吓得面无人色,如此顶撞陈政委,这不是找死吗?王宏坤也做好蹲班房的准备。
  出人意料的是,陈昌浩听完劈头盖脑的一顿诉说,竟然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可能偏听偏信了,于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四方面军的将士都知道,陈昌浩这人魄力大、本事大、脾气也大,但还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只要把话讲透了,他还能做到秉公处事。除此之外,陈昌浩不处分王宏坤还有两条原因,一是战事紧急,不能阵前斩将,二是王宏坤与副总指挥王树声是两兄弟,两人都是徐向前倚重的大将。
  王宏坤与陈昌浩吵嘴的过程,何畏听得一清两楚,因为九军的电话线与四军搭在一起。听到前半段,他笑得合不拢嘴,等到听到后面王宏坤大骂他时,恨得脸都黑了。他拿王宏坤没辙,便对四军干部撒气。第二天,何畏骑马路遇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徐顺礼,二话不说,迎面就是一马鞭,把徐师长的军装都抽裂了,皮开肉绽,鲜血染红了半边衣裳。徐顺礼无缘无故挨了打,哭着回来找王宏坤,要求主持公道。
  “都是受我拖累,让你们吃苦了。”王宏坤噙着热泪,抚摸着战友汩汩沁血的伤口,十分内疚。
  王宏坤与何畏之争闹得全军皆知。徐向前担心王宏坤吃亏,派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来劝慰:“你与何畏的事过去了就算了,别再扯它,别生气,气坏了身子划不来。”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张琴秋也好心地提醒王宏坤:“遇事要冷静,少惹何畏,千万别发火。”
  徐向前、倪志亮、傅钟、张琴秋都是方面军的军政领导,对于何畏的军阀作风和跋扈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清楚,何畏的背后有张国焘暗中撑腰,黄超、李特等人的霸道丝毫不逊于何畏。张国焘这种任人唯顺、亲亲疏疏的干部政策也是他后来失掉军心的重要原因。
  面对精血枯竭的川陕赤区,张国焘又生遗弃之心。为打开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桥头堡,徐向前、李先念率部强渡嘉陵江,开疆拓土,反复催促后方增派援兵。当源源不断的援兵到来时,他们全傻眼了:张国焘把全部家当都搬来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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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索权(1)
觊觎之心在同朱德的谈话中萌生。在得知自己拥有8倍于红一方面军的兵力之后,张国焘原本平静的心境立即躁动不安,开始改变对中央服从与尊敬的态度,开始谋求与军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开始索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1935年6月12日,李先念率领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20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敦请他立即赶到懋功两河口会商大计。
  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张国焘策马飞奔,从茂县赶往两河口。
  川康边区的六月,正处雨季。从动身的那天开始,天空飘起雨丝,行到中途,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将山川、河谷、民居笼罩在雨幕之下。大雨没有迟缓张国焘的行程,他们日夜兼程,奔驰在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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