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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就军事工作、政治工作进行补充。
7月22日，会议进入讨论阶段。邓发、凯丰、周恩来、张闻天先后发言，都高度评价了张国焘领导的正确和四方面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指出了一些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
张国焘最关注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前者是党中央负责人，后者是党中央的主心骨。
张闻天第四个发言。他首先肯定红四方面军很有战斗力，同时又指出了缺点和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领导人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后来当敌人分兵合击时，未能抓住敌人弱点，集中击破一路；通南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出对根据地重要性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带走也是不好的；撤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现在一些困难。此外，四方面军对待少数民族也有些问题，如在两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来分，引起群众反对；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实际上也未弄清楚怎样才算“联邦”，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动就首先成立“联邦”，其结果必将是徒然的①。
毛泽东第五个发言：
从鄂豫皖起到现在，国焘领导下总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红军与苏区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都证明路线是正确的。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指挥问题，集中力量，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是有准备的，基本原则都是遵照了的。在十个月大战中，与刘湘打，向敌人一路打过去。这是特点。另外，有些问题是缺点，今天我不说，材料不够。在鄂豫皖，对敌人四次“围剿”是没有粉碎的。因为蒋介石大举进攻，首先对敌进攻，我们对粉碎“围剿”没有充分准备。中央苏区五次“围剿”没有粉碎，那时他是有准备的，但第二仗怎么样打，这方面错误了。关于通南巴问题，使它成为了苏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从《干部必读》（这是四方面军编印的一个内部刊物）材料看，敌人用了十分之*的力量对付红军，红军有特别的显著成绩。但对建立政权有不足与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性。我看只有1933年9月上半月比较注意了地方政权。放弃通南巴是个严重的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放弃。在鄂豫皖苏区几次没有打下敌人，因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了刘湘，胜利后，进攻中放弃苏区是不对的。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①。
与张闻天相比，毛泽东谈成绩比较充分，谈缺点比较简略，始终掌握着成绩为主、缺点次之的分寸。他肯定了张国焘领导下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列举了例如红军的扩大、苏区的扩大、无数次击破敌人等事例来说明四方面军的成绩。对于存在的问题，他列举了四次反“围剿”失败、退出通南巴和建立联邦政府三个方面。说第一个问题时，他还说到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肯定在失败的情况下退出鄂豫皖是必要的。对于联邦政府，点到为止。只是说到退出通南巴时，表现出不理解，因为这次退出是在打败刘湘之后，是红军处于反攻之中。 。。
会师索权（9）
即使这样，张国焘仍然如坐针毡，心有不甘。他认为自己长达四年的领导只是得到了原则上的、抽象的、象征性的、敷衍的肯定，这与他所渴望得到的具体、实在的、充满激情和无保留的赞美差之甚远，与他的领导所带来的现实成绩（兵强马壮）也不相符。
他对张闻天不满，对毛泽东更是气愤，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有些问题是缺点，今天我不说，材料不够”，实际上含有秋后算账的意味。在毛泽东所提的三个问题中，他最为反感的就是放弃通南巴的批评。他认为退出通南巴是中央的指示，自己即或有错，也是执行错误的命令。事实上，*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方针时，曾经要求四方面军向西南发展，但并没有要他们退出通南巴。
由于张国焘忙于内部争权，拖延迟疑，给胡宗南急速调兵提供了时间。
当时，松潘守敌胡宗南全部兵力仅有27个团，处于分散、孤立状态。如果此时大举北上，集中红军50多个团，以二敌一，完全可以击溃守敌，占领甘南，控制西（安）兰（州）大道，打开陕甘地区的斗争局面。1943年周恩来与胡宗南会谈时提到这事，胡宗南心怀余悸地说：“当时我们很困难，如果红军一攻，我们非垮不可。”
芦花会议后，胡宗南兵力虽然得到集结，但援兵未到，红军兵力上仍占绝对优势，依然有攻占松潘的把握。但张国焘害怕同胡宗南主力交战，担心兵力受损，悍然将原来命令中“进攻松潘”改为“佯攻松潘”，致使胡宗南得以从容集中兵力，同时薛岳所部也赢得向松潘东面平武、文县靠拢的时间，两军形成犄角之势。红军不仅痛失一举夺取松潘的战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为摆脱危局，中央军委于8月3日调整部署，决定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于是下达《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这个计划意味着红军不得不穿越死亡之海——草地。
中央领导人都烦与张国焘打交道。他讲起话来半天一句，专门绕圈子，想的与说的不一样，说的与做的又不一样，而且，他工于心计，说话做事都露半截，留一手。
为了尽快打通张国焘的思想，毛泽东别出心裁地与刘英同去拜访。
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张国焘瞅瞅毛泽东，又看看刘英，没发现手里提什么，问：“带什么了？”
“我给你带水来了！”毛泽东语带玄机。
“什么水呀？”张国焘还是不解风情。
毛泽东好不容易想出个轻松俏皮的开场白，完全没有效果，只好解释道：“《红楼梦》里宝二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刘英是女人，当然是水啦！”
张国焘这才开窍，不由得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一切依旧。张国焘并没在水的映照下透明一点，仍然黏黏糊糊，欲说还休。在交谈中，张国焘翻来覆去就说一个意思：“对于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
毛泽东听出他的弦外之音还是坚持提拔四方面军一部分人当中央委员和进入政治局。
很快，张国焘的弦外之音就演变成为*裸的索权行动。他在毛儿盖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吸收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公开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扬言不达目的决不进兵。他将自己拟定的一长条名单交给傅钟，命令傅钟找张闻天商量。在这张名单中，张国焘注明了哪些人进中委、哪些人进政治局。
会师索权（10）
张闻天拿到名单，一筹莫展。他没有想到张国焘索取军权之后还会垂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只好拿着名单来找毛泽东商量。
虽然早就探察到了张国焘的意图，但毛泽东也没有料到他的胃口会这样大，沉吟了许久，很不情愿地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那么多。”
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找陈昌浩等人谈。经过好几个来回，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准备擢升6人进中委或政治局。
8月3日，张国焘收到张闻天电报：“请准于明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张国焘知道，又一轮较量开始了。
沙窝位于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约20里。
8月4日到6日，张国焘参加了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确定两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
在研究组织问题时，争执非常激烈。
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事先磋商的名单：
提升3位同志为正式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
提升3位同志为候补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
提升2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
这个方案事先已同四方面军领导人商量过，都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在会上，张国焘突然变卦，表示不满意。
“六大的精神之一就是坚决提拔工农干部，这是我们党的组织路线。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方面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张国焘又掏出自己拟定的名单，逐个介绍情况。
毛泽东委婉地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准备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知道“特殊情况”是什么意思，也清楚中央委员只能经过代表大会选出，于是也换了个角度，继续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本来我的意见，是提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会场上争执不下。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看出张国焘想在政治局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这些被提名的干部大多数都是党的忠诚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人），因而坚决不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松口，同时为了团结张国焘和顾全大局，又作了有限的让步，决定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为正式委员。中央稍后还决定，陈昌浩以政治局委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这是*党史上最为屈辱的一段路程。在长达60天的日子里，党中央面对的不再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甚至也不再是杀人于无形的饥饿、寒冷、雪山、沼泽，而是张国焘那张阴沉的肥脸和眼睛里透出的缕缕杀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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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电风云（1）
一条毫不起眼的小河，竟然挡住了北上大军的脚步，张国焘把嘎曲河描绘成白浪滔天的天堑，趁势一个转身，又退回到出发地。毛泽东喟然长叹：“国焘同志请也请不到，怎么办？”
嘎曲河，又称白河，是草地上毫不起眼的一条小河。像这样的河沟，若尔盖草地里随处可见。平日河水很浅，遇到大雨涨洪水，也不过齐马背深。这样的河流连牛马都难不住，然而在1935年却拦下了数万红军。
它被张国焘视为不可逾越的天堑，并把它描绘成陷人于没顶之灾的汪洋大川。于是，这条嘎曲河也成为红四方面军由北上转而南下的界碑。
其实，真正横亘在张国焘心中的天堑是他对中央北上方针的怀疑。
1935年8月20日，党中央率右路军首先进入草地，经过十余天的艰难行军，于月底走出“魔毯”，攻占包座，分驻班佑、巴西、阿西等候左路军。
几乎同时，朱德率左路军先头部队攻占阿坝，8月21日进至草地边缘。22日，张国焘带领后续部队到达安得山南。在这里，张国焘延宕了近十天，借口是要“巩固阿坝”。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规定》的精神，提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毛泽东等人明白张国焘所以不愿北上，仍在留恋他关于向青海、新疆退却的想法，于是有针对性地分析道：“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
张国焘的老搭档，陈昌浩与徐向前商量，认为张国焘总是与中央闹别扭、逞意气、耍性子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北上确实是当时的上上之策。徐、陈联名致电张国焘，直率地表明了两人的态度：“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疾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这种严厉的语气和内在的批评是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共事以来未曾有过的，他知道，自己犯了众怒，不敢无限期地再拖延下去。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