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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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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学生想出了应对的高招,将活动方式改为推销国货。讲演团出去活动的时候,背上一个写着“提倡国货”四字的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形式,执行原来的宣传任务。

五四健将(8)
6月1日,北洋政府又以总统徐世昌的名义接连下达两道命令:一是公然为曹、章、陆等卖国贼辩护;二是催逼各校复课,并查禁、取缔学生联合会等爱国组织。这两道无理命令,激起学生们更大的愤怒。张国焘召集讲演部职员开会,决定冲破禁令,恢复公开的演讲活动。
  6月2日,张国焘和讲演部的核心成员身先士卒,以卖国货为名,走上街头进行讲演。他们从北大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达市中心,聚众发表演说。警察前来制止,双方发生冲突,张国焘、钟笃余、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7名学生被捕。在京师警察厅,张国焘等与审判官辩理。
  “我们这次贩卖国货,一不影响外交,二不妨害秩序,警察为什么横加干涉?请你们说出理由,否则即使你们释放我们,我们也决不离开这里!”张国焘反客为主,质问道。
  审判官说:“营业有规则,市场有章程,你们既不是店主,又不是走贩,都是些大学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不要荒废学业。京师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职,可以拘扣你们。”
  “拘扣吓唬不倒我们。”张国焘代表被捕学生表态:“如果当局认为推销国货违法,请依法惩办我们;如果不违法,要答应今后不得干涉我们自由售卖。”
  审讯后,警察厅在向上司的公文中称:“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滔滔逞辩难以理喻。”
  张国焘7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各学校顿时炸开锅。6月3日,学生们冒着大雨,走上京城的大街小巷。每个讲演团前面都拉着一幅横标,上面写着:“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
  警察们急红了眼,看见学生就抓。当日晚,学生被捕人数达170余名,均被监禁在北*科的讲堂里。
  6月4日,更多的学生上街讲演。这一天,又有700余人被拘禁,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
  全国最高学府变成了拘留所!
  **爱国学生的行为,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抗议,声援活动与日俱增。6月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5000多名工人举行*。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唐山等地的工人也以*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工人阶级以*形式支持学生,使得爱国运动向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继学生罢课、工人*之后,商界也宣布罢市,中国大中城市几乎陷入瘫痪。
  为避免引发更大的社会风潮,北京政府被迫作出让步。6月6日,未遭逮捕的学生继续外出讲演,贩卖国货,警察不敢过分干涉。北大学生迅速写信给被关在警察厅的张国焘等人,告诉这一松动的迹象:
  自兄等被拘后,弟已两次来厅探视,均被拒绝,不胜廑念。现在外界情形较兄等被捕时大有进步。政府前日拘捕千余学生,系囚在法理两科。现鉴于上海罢市,北京亦有摇动之势,已将监守学生之军警撤去。但学生以无端被拘,不能无故自释,现仍居住在法理二科,静候政府之办法。兄等在此可以安心静养,幸勿焦急。
  同日,警察厅宣布无罪开释张国焘等人,这7人坐在牢房里纹丝不动。
  “走啊,你们被释放了!”警察催促道。
  “我们本来就没有罪,你们把我们抓起来。现在要我们出去也可以,一是要赔礼道歉,二是怎么样把我们抓进来的,怎么样把我们送回去。”
  僵持了两天。6月8日,警察厅同学生协商,答应政府向学生谢罪、罢免卖国贼、不在关于青岛问题的条约上签字等三个条件。

五四健将(9)
同一天,警察厅派一处长出面向张国焘等7人当面道歉,然后用汽车礼送他们回校。
  为祝贺被捕学生返校,陈独秀发表了传诵一时的《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全文仅84个字: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文章虽短,但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后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出狱后的张国焘成了名人。6月中旬,他代表北京*赴上海参加全国*成立大会。大会推举他负责总务方面的工作。
  张国焘对总务处的工作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放在向各省*代表传授讲演的技巧上。他制作了一个卖报的布袋子,每天早晨,背上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穿梭于街头巷尾,一边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
  晚间回来,*代表们均以惊奇的眼光笑着问:“喂,社会活动家,生意好吗?”
  “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深入民间的精神!”张国焘自信地回答。
  六七月间,北京政府进行报复,将陈独秀和北京*的11位主要负责人逮捕。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考虑到北京*缺乏得力人员,决定派张国焘立即赶回北京,组织师生和社会各界进行营救。
  张国焘赶回北京,发现困难重重。有些同学非常悲观,认为以前要求拒绝签署和约、惩办卖国贼,那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低头;现在正处在暑假期间,多数同学已经离开了学校,运动可能开展不起来。
  在一次北大学生干事会会议上,张国焘呼吁:“我们应当坚决地行动起来,只要有行动,就会有声势,就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
  大多数同学支持张国焘的主张,公推他为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总务主任兼联合评议部主任。随后,他又当选为北京*总干事。在那些日子里,张国焘忙得不亦乐乎。他后来这样回忆:
  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到十分积极,学生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①。
  这时,李大钊也在为营救陈独秀而绞尽脑汁。他们和张国焘,一个负责联系和动员社会名流、各校教职员工,一个负责组织各校学生。李大钊不仅对张国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还经常代他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张国焘后来说:“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8月底,北京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讯北京*被捕学生。开庭这天,张国焘组织一千多人去旁听,向法院示威。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法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11位同学由*大队人马簇拥着回到学校,学生们沿途欢呼,场面非常热烈。
  9月16日,北洋政府在关押陈独秀98天后,将其释放。北大同学在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陈独秀出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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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大会主席的张国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他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今天我们师生聚集在这里,为的是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
  陈独秀激动地当场发表演说:“我对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表示万分地感谢。我身无长物,只有一身铮铮铁骨,不受压迫与威胁。今后无论在不在北大,我都要继续奋斗。”①
  经李大钊介绍,张国焘认识了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尽管李大钊希望这两位蕴藏着巨大才干的青年人能够成为好朋友,但是,张国焘瞧不起满口湘音、穿着寒酸、热心与人攀谈的毛泽东(略)
  张国焘、许德珩等北京*领袖拜谒,一语不合,引发激烈争论,炮声隆隆。孙中山慧眼识珠,赞许张国焘为难得的人才, 希望他参加国民党。张国焘诚恳地说:“我信仰*主义”。
  北京的秋天是四季中最美丽的季节。艳阳高照,丹桂飘香,未名湖畔开满各式各样的*,姹紫嫣红,分外妖娆。透过北大校园,深秋季节可以望见香山枫叶,像朝霞,像绮锦,像燃烧的云彩。
  校园恢复了平静,教室和宿舍又传来琅琅的读书声。已经是三年级的张国焘想集中精力,重理学业,完成各门毕业考试。他先后辞去了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担任的职务。
  张国焘想寻找一份宁静,北京政府不给他这个机会。1919年12月,京师警察厅加强了对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的监视。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和学生干事会负责人从各种渠道获悉,张国焘等人上了警署的黑名单,于是安排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外出躲避,并派一部分人借此机会到各大中城市进行联络活动。
  张国焘和罗家伦悄然南下,来到上海。
  上海当时是各派政治人物聚集地。在这里,张国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和孙中山,前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
  梁启超以领导戊戌变法闻名,后来成为“宪法研究会”(又称研究系)主脑。这个派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发表文章,宣传以宪立国的主张,在京沪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1920年春,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上海,张国焘专程前往拜谒,请教治疗中国社会痼疾的良方。
  “老朽早已不问政治,准备将余生贡献给学术。”梁启超感叹自己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全然没有了当年张扬激昂、以身许国的气概。
  在沪期间,张国焘还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特别是两次拜见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
  第一次会面是在刚到上海不久。一天中午,张国焘、许德珩、康白情、刘清扬在法租界吃过便餐,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一栋花园式的楼房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
  许德珩提议:“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顺道去看他。”
  “好呀!我和罗家伦本来商量要在最近几天去拜访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不在这里。”张国焘连声叫好。
  四人穿过马路,走到孙中山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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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看门人说。
  许德珩性子急,高声抗议道:“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访,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
  正在楼下的廖仲恺听到外面的争吵声,急步出来,将他们引到客厅里,上楼通报孙中山。不一会,孙中山下楼来,接待他们。
  张国焘问:“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特来求教先生。”
  孙中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笑着说:“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龄,张国焘等人侃侃而谈。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追问孙中山有何方针和计划;有的批评孙中山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对五四以来的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够重视。
  这大概是孙中山听到的最尖锐的批评了。
  “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令人佩服的。”在交谈中,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运动的缺陷:“你们都具有非凡的宣传才能,善于写文章、组织大会、发动*请愿,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罢课、*、罢市持续的时间顶多只有几天,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那些败类,这才算是真正革命!”
  在黑暗的中国,只有武装的革命才能打倒武装的反革命,这个道理当时热衷于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还不懂得。
  孙中山的话刺激了张国焘等人,同声抗议道:“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枪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
  许德珩的火炮开始轰响:“看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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