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沈自以为的文学理想，是建筑一所“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采用了一些写实主义的手段，所完成的都是一个非写实的田园世界。所谓写实主义的手段，根本的就是语言上的节制和情绪上的节制，就是不在文字表面表现过多的“热情”。热恋中的沈从文曾经在一篇谈论小说的书信中写道：“这种热情除了使自己头晕以外，没有一点好处可以使你作品高于一切作品。在男女事上热情过分的人，除了自己全身发烧做出一些很孩子气可笑的行为外，并不会使女人得到什么，也不能得到女人什么。”这完全是过来人的口吻。不发烧的《边城》在形式上就表现出简洁和锻炼的功夫，是一部精致之作。所谓非写实的世界，意味着它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也不应该要求它与外在现实世界作直接的对应，它在它的内部自建了一套构架和秩序，那就是人性的纯净的爱的关系。这可能使它不真实，却格外生动。“‘似真’‘逼真’都不是艺术的最高成就”，沈从文这样说。它生动，不全在于人性的温暖和完美，尤其在于人性所造成的缺失和遗憾。天保、傩送兄弟都爱上了翠翠，翠翠喜欢傩送。天保自动离乡，却在途中落水身亡。傩送不敢面对爱情和婚姻了，也出走。翠翠孤独地在渡口守望。“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天回来。”牧歌世界因为有它自造的伤害和破损，所以才格外有力和动人。沈从文不回避追求散文诗的效果，也不排除“偶然”和“情感”对命运的更改，这便使他的人物命运有起伏有转折，进而使作品有深度而不平面。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还是参照现实来自拟的。
1934年1月，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告别新娘返回湘西老家一行，发现故乡原有的正直朴素美已所剩无几，回来后的成绩便是《边城》和《湘行散记》。《湘行散记》虽是散文集，却可以当小说来读，因为是一组写人事的短篇。就个人偏好而言，我喜读《湘行散记》甚于《边城》。《湘西》和《长河》则是1938年沈从文第二次返乡后的收获。《湘西》是比较纯粹的散文，沈是当它作风物志来写的。
《长河》写出的是社会风俗史，是沈从文最杰出的作品，语言上边说到了，此其一。其二，是人物嘴脸清晰。夭夭要比阿黑、翠翠更见个性。《边城》中除翠翠、老船夫之外，其他人物便嘴脸模糊，只看得到他们的一点行为状态。《长河》但凡上场的有名姓人物都有清楚的正面的刻画，这是因为用力的写实的缘故罢。虽然如作者所说“加上一点牧歌的潜趣，取得人事的调和”，却并不写意式随便涂抹人物。第三个杰出，便是规模大，人物多，场景多。沈向来只筑“小庙”，求一个“用料少、占地小”，局面不大，《长河》开场就甚宽阔，一改旧貌，可惜有始无终，三卷只完成一卷。
沈从文未完成的计划还包括九篇类似《边城》的中篇，废却了一个总题目《十城》。《月下小景》原计划写一百个佛经故事，也只完成十则，原拟的题目《新天方夜谭》只好改为《新十日谈》。即使如此，从总量上，沈从文小说也足够惊人了。研究者中间有人说，沈的作品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高。斯诺称其为中国的大仲马。大仲马没有作过文体试验，沈从文则反反复复地从事他所谓的“情感体操”，“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这与他在大学教小说习作有关，因为要为学生作不同体例的示范。他平生总是固执地称自己的作品为“习作”。虽然，他的习作失败的有许多，但仅仅成功的那部分，也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作家。他说过：“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独断！”坚守这种理念，使他长期受到批评界的敌视，但最后是他赢得了最终胜利，这种光荣不次于赢得他的新娘。
二十岁的沈从文告别湘西，奔赴北京，曾经有两种准备，读书是一种，“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他到底还是作了别的打算。
。 想看书来
第二十章 钱杨双峰（1）
张爱玲改了自己的《倾城之恋》作话剧，1944年12月在上海的新光大戏院上演，连演了八十场。同年夏天，杨绛的《游戏人间》在上海巴黎大戏院由苦干剧团上演，是她的第三部话剧。第一部是《称心如意》，第二部是《弄真成假》，第四部是《风絮》。《风絮》是钱锺书起的名字。前三部都是喜剧，唯有这部是悲剧，完成于1945年，苦干剧团决定搬上舞台，未及上演，抗战胜利了，戏也就搁下了。剧本在1946年刚刚创办的《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三、四期连载。未完稿的《围城》亦是在同年的《文艺复兴》连载。杨绛说，抗战胜利后，钱锺书扬眉吐气又成了钱锺书，杨绛的变化则是回任钱锺书夫人。原因自然是《围城》。
1944年，钱锺书去看了《弄真成假》，回来对杨绛说，我也要写，写一部长篇。发愿的结果就是《围城》。1947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单行本，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围城》之后，钱锺书有一部写了两万字的《百合心》。在由上海迁移北京中间丢失了手稿之后再无下文。杨绛1988年出版的《洗澡》，如果作为《围城》的后集看，当是颇可玩味的。一个是描摹抗战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是记叙“改造”时期的知识分子，再加上一个写*时代的《干校六记》，俨然是知识分子的长卷。虽然后者是纪实。不过这样罗织就有点越轨了，按照预设，本书是以1949为界限的。
杨绛在1949年之前最后一篇小说是《小阳春》，写一桩没有结果的恋爱。一位做家教的女学生与一位40岁的教授一霎而过的感情故事。钱锺书的《纪念》可以拿来对读。《纪念》收在1946年出版的《人？兽？鬼》小说集子里。
《纪念》写男女故事，同样细腻，但是在人情之外多了一层“世态”，在家庭之外多了一点外景。故事发生地在日机威胁之下的内地小城。曼倩与丈夫才叔的表弟天健渐生暧昧，她原本以为在可以控制的范畴之内。却在唯一的一次幽会中出了状况。几天后作为飞行员的天健在空战中牺牲，曼倩却已经怀了他的孩子。这个简短的故事中的一波三折跌宕冲突，都在体贴入微的笔墨之中自然呈现。钱锺书式的隽语偶尔有之，却不影响通体写实的力量。
《围城》的隽语是顶抢眼的。看上去，满眼都是“聪明话儿”，随便翻开一页就是：“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形容女人眉目纤小，就像“一把热手巾可以抹之而去”。但有些比喻，初读时觉得是好，再读时可能就觉得有些书生气的造作了。
完整地看，“留学生外传”段落的刻意喜剧仅仅有趣而已，方鸿渐刻骨铭心的唐晓芙段落也只平常，但是第五章开始三闾大学之行，世态人情的力量才真正释放出来，一直到结尾的方鸿渐孙柔嘉家常事故，“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确乎深于一切啼笑。议论风生的钱锺书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叙事家的钱锺书，特别是对话摹写家的钱锺书更加能够唤起感动。
钱锺书的名字，是他本人“抓周”抓出来的。中国的孩子满周岁，照例是要抓周。一堆东西摊在面前任选，选中的东西会预示将来的命运。贾宝玉抓了一只胭脂盒，所以被判定为“没出息”，注定在女儿国里混。钱老先生，那时候胡乱抓了一本书，注定了要同书打一辈子交道，所以名字也叫了“锺书”。此外，他还另有一个名字，叫“默存”，意思是少说话，是他的父亲为他的爱“胡说乱道”专门起给他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十章 钱杨双峰（2）
钟情于书的钱锺书，写《谈艺录》《管锥编》，著《宋诗选注》《七缀集》，是好学深思的学者。“爱胡说乱道”不“默存”的钱钟书，写《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是作家。实际地说，《宋诗选注》的注文，《七缀集》的文论，大可以当文学来读。
且看这样的段落：
“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华够鲜艳了，看惯了纷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了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是低声软语。同样，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读者看来，西洋诗里空灵的终嫌着痕迹、费力气，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这仿佛国际货币有兑换率，甲国的两毛零钱折合乙国的一块大洋。”
奇文共欣赏，抄了这一大截子。你道这《围城》也似的段子源自哪里，《七缀集》。初版于1979年9月，再版于1984年，距《围城》问世近半个世纪了，还是这等泼辣活泼的句子。
平生在读书的人，尽可以读得慧眼灼灼，用了这等法眼去看世间看众生，难免就看出许多围城似的尴尬，看出许多荒唐嘴脸，可噱者噱之，可笑者笑之。反过来，也是这样。能够从生活里找出笑谑人事物，自然是因为擅将此一种人生境况与彼一种彼几种人生境况比照着参透的。有了这副本事的人，把功夫放到书上，难免就东参西照、旁征博引，想人所未想，发人所未见，让人耳目一新。
网络上的轻薄子抹杀钱锺书学问的说法是，以今天的网络搜索技术，《谈艺录》《管锥编》的价值即使不是荡然无存也是可怜可叹。这等判词，只须他去古狗古狗就知道轻重了。且不说录、编牵涉中文西文文学哲学艺术宗教诸般杂学，单是引注背后的鉴识就无从搜索而不得。
已然集大成的浩浩荡荡的两部著作中的任何一则摆在眼前，没有个准备，也要望洋兴叹罢。
钱锺书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岁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即任教上海光华大学，一年后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牛津大学留学。与方鸿渐不同，钱锺书以两年读到副博士学位，又游学巴黎一年。1938年回国，先后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和湖南宝庆的蓝田师范学院（即《围城》中的三闾大学）。1941年返沪度假时，沦陷在“孤岛”法租界。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除法租界之外的所有租界。钱锺书的三部文学著作和一部学术论著（《谈艺录》）全部出版于1941年到1948年之间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