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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寻求更加刺激的吃法是演示残忍。我在上篇中说到的那位乡镇的头儿，要厨师抓着鲜活的、身子搅动的眼镜蛇到酒席台边，当场用剪刀剖开蛇腹，取出血淋淋的蛇胆放进他酒杯，他连酒带蛇胆和血一口吞下；更有甚者，旧社会就有将活生生的猴子牵到餐桌边，当场用锤子敲开猴子头顶骨，人们在猴子的惨叫声中用小勺挖出还有生命的猴脑髓到火锅里烫了吃，边吃边听猴子惨叫；当今又有人在效仿……这已不仅是封建统治者享受美味的猎奇欲望，是在以杀戮生命获取*，与那种杀人魔王吃人心、人肝的变态心理有什么本质区别？
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首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友善程度。博爱、友善是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儒家文化有许多应当舍弃剔除的糟粕，但提倡“仁”，即仁慈、仁爱，教人善良有爱心，是无可非议的。佛教文化，提倡戒杀生，虽然强调得有点绝对化，但基本精神还是提倡慈悲，提倡为善，是力戒残忍和野蛮。如今“仁”却在国民的灵魂里日趋枯萎，信“佛”的大都只是迷信佛的法力庇护自私和欲望，真信佛教义的不多。我们在大力提倡先进文化，可是对于哪些是先进文化，哪些是落后文化，我们究竟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分辨工作呢？若是该继承的精华不思继承，该批判淘汰的糟粕却在被创造性弘扬，是否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堕落？
从寻找冠状病毒源认定果子狸为“宿主”，我们的医学科研工作者确实作出了贡献。然而将果子狸定为“元凶”，这就违背了科学精神，极不公正。果子狸无论是主观意识还是本能，都没有向人类行凶。这个“元凶” 的结论把人的责任转嫁到果子狸身上，对决策者有误导作用。人吃果子狸会惹出SARS之灾，与*、注射毒品染上性病、艾滋病，我辨不出有多大区别。我们对*和注射毒品开始采取强制措施了，可对好吃带来的各种严重危害警惕了吗？意识到客观上在继续纵容奢侈、*与残忍了吗？为什么不能给吃立个法规划个界限违者必遭严惩呢？
2004年春见有报道，钟南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呼吁，食客即使“不怕死”，也应为全社会着想而禁吃果子狸。省卫生厅公布举报电话，有效举报出售六只以上果子狸者奖励三百元。已开始注意管食客们的嘴了，然而还只是卫生部门，处罚还太温和，没有从文化层面对食客那种变态心理进行深刻批判，更没有严厉惩罚，更没有制定严格法规对食客惩处，因而还会有别的动物成为果子狸第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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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台新妆（1）
——“古琴台三章”之一
古琴台，又名伯牙台，这是为纪念俞伯牙弹琴遇知音钟子期而建。现存的琴台，位于汉阳龟山西麓，月湖东畔。
我第一次到古琴台是1980年初秋。依稀记得，那时只有一座仅三四米见方的石台，有经雕刻的石栏围着，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重建的，倒也似乎有几分沧桑感；四周尽是自然状态的野外泥地和树木花草，环境一点没有人为雕饰。我当时也未发什么思古之幽情，未因俞伯牙相遇知音钟子期的典故而生什么人生感慨，未萌生要写点文字的念头。如今回顾，觉得自己木讷、愚钝，是个缺乏情趣的人。
去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去游长江三峡，顺便游览了武汉的一些名胜古迹，又重访了古琴台。
二十五年后重见的，不再仅仅是那个石砌琴台，不再有那片自然生长的树林，不再有那种天然野外气息，围绕那个不足二十平米的石台，已经新建了一组“古”建筑群，庭院、园林、花坛、茶室，有用蜡像图解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的 “蜡像馆”，有刻有道光皇帝御书的“印心石屋”照壁，有汉白玉石的俞伯牙坐着弹琴的雕像，还有《琴台知音》石雕等，变得好气派。
那《琴台知音》很刺眼：三个石雕人物，一个是俞伯牙，一个钟子期，还有一个抱琴的琴童，俞伯牙和钟子期相对弓背拱手作揖，两人都似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而唯一的文字“依据”冯梦龙《警世通言》中《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所说，钟子期不过“虚度二十有七”，俞伯牙也不过“年长一旬”。《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是小说，固然不能作为史实，毕竟是一代又一代读者接受了的，除此未见拿出二人年龄的其他文字依据。这雕塑作者总不至于有特权不要依据任意决定他俩年龄吧？那雕塑的艺术造型，突破写实，带半抽象成分，身形各部轮廓都是方柱直线，是用现代意识造型表现古代人物，没有半点传统艺术的印痕。不知那雕塑作者是怎么会构思设计出这样一种场景的。冯梦龙小说中写的，他俩仅见过一次，初见时 “上大夫”俞伯牙还瞧不起钟子期呢，会这样虚恭敬这样作态一股酸气吗？从这雕塑看到的，作者不是准确地艺术地表现两个人物形象，而是不负责任地任意地表现自己，是借俞伯牙、钟子期石像附上自己的魂。幸好俞、钟二人都是男性，如若是其中有一女性，作者是否会夸张自己的意念，将其雕塑成巩俐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那样低胸大波凸显*呢？
更令人愕然的是，在古琴台建筑群后院，还建了个茅草盖顶的古琴台凉亭，说是提供给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场所，显然是把“知音”的含义应用于男女相爱。这样设计，不就是为了要吸引情侣们来买门票“谈情说爱”吗？所来“情侣”关系正当还是不正当，是否称得知音，就无人管及了。知音相会难道得有个像当今流行的按摩、足疗那样的专门场所？“知音”这个中国文人视为“神圣”的词儿，竟被用到了如此庸俗的程度！
从武汉回来后又听说，“古琴台”景点里又添了一种椅子，游客一坐上去就有《高山流水》的琴声播放，一站起就停播，真是有趣；游客要坐，每位得付五元。这种游戏形式娱乐导向的设施，去坐着听《高山流水》的人，心情哪能浸入乐曲那种的意境？难怪有人撰文称：“忽然想起一幅漫画，是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诙谐者在她的嘴角上添了两弯胡须，她浑然不知，依然扣着手，含了那经典的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琴台新妆（2）
据冯梦龙著述，钟子期是汉阳县新农乡马安山人氏。在马安山，与钟子期有关的古迹，有冯梦龙小说中所说的上贤村，有钟子期墓、钟子期故里，有伯牙摔琴之地得名的碎琴山和琴断口等。不过碎琴山和断琴口也只能是传说而没有着实依据。“知音”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俞伯牙弹琴遇钟子期也属偶然，当时根本不可能特地建个琴台弹琴。一千多年之后的宋代为纪念他们才建琴台，是在碎琴山，而不是现在的龟山，其实与俞、钟二人也没有直接关系。建个台纪念倒也罢了，如今建这么多精致的亭、台、厅、堂、回廊，硬是把这个“知音”贵族化、奢侈化，以砍柴为业的钟子期如地下有灵，岂不是要哭笑不得？再说，这些新建的虽是“民族风格”，大抵与明清建筑相似，加上现代施工方法和全新面貌，仿而不古，已离俞伯牙弹琴遇知音本身典故十万八千里了；加上那供情侣幽会的凉亭和那能放琴曲的椅子，刻意媚俗，把清贫的文人打扮成放浪的纨绔子弟，把持重的淑女打扮成娇艳的*。有位游者面对这些，撰文说：“突然想哭”。
这样的“古琴台”有什么文化？究竟能让游人感受什么呢？
武汉龟山下建琴台，已不在宋时琴台原址。是清嘉庆初年湖广总督毕沅开始建的，有了几百年，留有清汪中代笔撰写的《琴台之铭并序》和《伯牙事考》等文字记载，并不是俞、钟二人的历史，是与毕沅有关的古迹；后来还曾几经建和毁，现存琴台建于上世纪50年代，近两年对琴台意淫式的“打造”，多少还找到了一点儿阿Q也“姓赵”的理由。冯梦龙小说中明明说，俞伯牙是楚国郢都人，弹琴遇到钟子期，是在“泊于山崖之下，行至汉阳江口” 。有些地方古时明明不在楚国而在吴地，并不靠山也不临江，凭原有民间所称带着“伯牙”、“知音”的桥与坊，其实也早就毁了，并无史实可考。如今也在千方百计把俞伯牙、钟子期硬往那里一拉，说伯牙弹琴遇子期就在那里；也给两位塑像、造坊，加以张扬；仿佛给地方上贴了金，可对地方文化究竟能有什么真正的益处呢？总觉得这心态有点可怜！好在武汉的古琴台这位“赵太爷”还不会去打耳光。不过，被有思想有文化有见识的人窃笑却是难免的。
如此开发“文化”，恐怕已成为各地的通病。这是因为其中好些人觅的，有的是以“扩大知名度”为理由夸大虚名，有的是以“开发旅游”为名往孔方兄的方孔里钻，有的是因为有“开发”、“打造”私人钱袋就能更鼓起来，有的是这三者都为。“文化”实在是被强暴得变成了只有容颜没有灵魂的“性”奴，做了掩饰青楼贱名的美丽招牌。
各地都有这样屡毁屡建的古迹。这令我忽然悟到，古代历朝有地方官热衷于重修古迹，尤其如黄鹤楼、古琴台、岳阳楼、滕王阁等，这类工程只为满足帝王和士大夫阶级游乐，不过是借一些有名文人游玩后写几首诗为由，不仅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关系，与对历史前进作出贡献的名人故居也有本质区别。即使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写过诗，那些诗在书上让后人欣赏就足够了，有必要一代又一代人花费巨资去重新修建吗？兴建和重建古迹时，是否想到还有百姓饥寒交迫比这重要？另外，还有许多是因为有工程开工就有银子进私人口袋，单晚清假借工程骗取库银中饱私囊的例子就不计其数。这是一种诀窍，其实这也是一种国粹般传统，不仅得到了继承，也得到发扬光大。明明是公开的秘密，却屡禁难绝，往往竟还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为什么？！
琴台“钟情”者
——“古琴台三章”之二
有一篇《古琴台背后的思考》的文章，其中的“思考”，很值得思考。
该文作者从《荀子》、《韩非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的援引，掘地九尺找“证据”说明古琴台文化底蕴深厚。他感叹说，“倒是一些外国朋友慕名而来，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那些曾经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旅游者，来（武）汉时常常点名要游古琴台”，“我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知音文化，忽略了保护、宣传、推荐味道最绵长、品位最独特的文化精品招牌”，说是可以“打造”武汉的“文化精品招牌”。看来，琴台现在的那番“打造”，就是像《思考》这类的文章鼓动出来的。
写这类文章的“文人”，在当代中国各地都有，都在一窝蜂呼吁要为本地“打造文化品牌”，似乎已经形成一股风潮，文章一样的做法、一样的立意、一样的目的，好像又一种现代八股文。
当然，这样为“文化”呼吁的“文人”，有的是盲目的，没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我就曾有过这样盲目性的教训，早在十余年前，作为地方的政协委员，曾受文化界人士鼓动，为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言献策，在政协大会上作过发言，满怀热忱、慷慨激昂地就当地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春秋古城池遗址，提出了一套保护与开发并重的方案，点燃了全体政协委员和党政领导的热情，于是启动了开发；本市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刊载了《政协委员一席话 政府投资五百万》一文，强调了我发言的作用；后来，我那讲稿还被当做“经典”论文受到文友们赞赏。到正式开发，其实不会按我提供的思路走，弄得不伦不类、怪模怪样，早早地犯了文化开发没文化的毛病。我觉悟了，可是已经晚了，在内心留下永久的愧疚与不安。
然而这十多年来，竟有越来越多的“文人”热衷于重蹈我的旧辙。其中有些人，对古代典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