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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房前屋后有竹园的农民，大多会劈篾编篮编畚箕、鱼篓之类的竹具，取自家之料，做了自用。其中自有手艺好的，在农闲时还编上一批，作为副业，挑到街上去卖。“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我家乡小镇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个农民挑了几十只竹篮上集市卖，为了兜售，向人们宣传他的篮质量好，谎称早上一到这儿就卖掉十来只。哪知流动巡查的税务员正好站在旁边，便拿出随身带的税票，叫他按卖出的十只篮子纳税……当地原有句讥笑的套话：“吹牛不用交税”，这事后来被人总结为：“看，这吹牛不是照样要纳税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早上买肉都得在食品公司开门前先排队，开始以先来后到排成长条队伍，后来人们实践出智慧，改用各自的篮子排队，人便可以先离开去做别的事。因为人不在而篮被调换到后位置的事也常常发生，也总少不了一场争吵，有时甚至还拉拉扯扯推推搡搡。
想起竹篮（2）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逼得许多人不得不去做“贼”。在春天青黄不接时，我母亲为了一家四口有填肚子的，也跟同三四个年龄相仿的中年女人结伴，半夜各带着一只大江竹篮，去镇外集体的田里去偷了两次紫云英（当地叫“红草”），第一次偷了满满一篮，尽管当时有许多人因为无粮多吃了绿色菜蔬得了脸发青发紫的“青紫病”，饥饿难熬的我们一家，每人一碗煮熟的“红草”，吃得还是比现在的山珍海味还要享受。第二次母亲提篮再与人结伴去偷时，没料到已有人在看守，快装满一篮红草时被发现了，她们怕被抓住，拼命逃跑，只能丢弃装着红草的竹篮。母亲逃回家冲进门后，惊惶地把大门关上，背靠门板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喘，脸色惨白……那情景，像用利刀刻到了我记忆里。平时拎篮上街买菜的“街上人”，竟拎篮去偷红草，身份和心境有了天壤之别。母亲拎的那篮子，装着的实是她对全家人的爱呵。
第二年，食品依旧紧缺，样样是昂贵的黑市价，二十一岁的我虽是当了教师，月工资仅三十元，一斤胡萝卜黑市价竟要卖一元八角，那点钱怎够饱一家人的肚子？母亲要我用一个月工资做本钱，和弟弟同到十里外的舅家村上去，找捕鱼的远房舅舅收点鲫鱼到镇上来卖，想赚点钱。星期天，我和十八岁的弟弟各拎一只大江竹篮起黑早出发，到那儿顺利地收到了近四十斤鱼，装了两篮，各人臂挽一篮往回走。那时这种贩卖是“投机倒把”，犯禁，我们在篮上盖了破衣裳，大路不敢走，专走小路，尽量避着人们的眼睛。才走了一里多路，一个驾牛耕田的中年汉子突然放下犁蹿过来拦住我们，强行揭开我弟弟拎的那只篮上盖的旧衣裳，凶狠地说我们是投机倒把，强夺我弟弟拎的一篮鱼说要去大队部。我弟弟幼时生过脑炎，智力不如常人，小学都没能念毕业，左臂也落下残疾，却容易激动，拼命拉住篮绊破口骂：“操你娘，怪你什么事？日你娘……”那汉子黑脸、鹰目、连腮胡子，身强力壮，一股横蛮的气势；我也是文弱书生，兄弟俩绝对敌不过他，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缓和冲突，我狠狠打了弟弟两个耳光，呵斥他不该骂人，连连对那人说对不起。幸好有个年轻人走过来，帮我们说话，那汉子才勉强让一步说：“我要吃活鲫鱼！”我就给了他两条大鲫鱼，才算了事。臂挽两篮鱼到家，篮绊粗硬的篾把我俩臂弯都勒出了一道道带血印的凹糟，但这只是皮肉痛；弟弟被我打的左边脸颊那红红的手印，是心头的痛。
那回，那年轻人与我们同路上小镇，路上告诉我，中年汉子与他是同村，其实当过长工，是贫农，也没犯过什么大错，仅是为人强横，土改时划定成分，村干部歪曲政策，竟把他硬划为“坏分子”。那时的“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称做“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他受冤头上戴着政治黑帽子，遭遇了不公，却还借政治气候欺侮我们，实在也是鲁迅笔下的悲剧型性格，令人感到悲哀。
这些与竹篮相干的痛，深深植根于我心底，至今触摸不得。
近二十年，竹篮渐渐在城镇居民生活中消失了。如今买菜或者买早点，没人再拎竹篮，每买一样，店主、摊主都会给用塑料薄膜方便袋装上。老伴去一趟菜市场，总要带回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大小不同的塑料方便袋。我过去不上菜场，没留意这些生活细节，今年开始与老伴每天早上一同外出散步，顺便买早点买菜，那铺天盖地的塑料方便袋，那家里每天都增添许多会污染环境的无机垃圾，开始刺激我神经：人类在为地球环境日益污染而忧虑，政府在为日益增多的白色垃圾处理而犯愁，人们也知道塑料制品对健康有害，为什么就不能重新把竹篮找回来拎着上菜场呢？我家储藏室还有一大一小两只洞头竹篮，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乡下亲戚送来的，二十多年了，还是结结实实的一点没损坏。我找出篮子送到老伴面前说，今后上菜场就拎着它，也减少家里垃圾。她似乎有点不以为然，说是你一个人拎篮能减少多少垃圾呀——她显然已被这个时代的风气同化了。经我坚持，她最后虽然勉强同意了，可是去买菜却还是常常忘记带上篮子。唉，当一个人一旦形成了一种习惯，往往不是道理所能轻易使其改变的。我想，也不必强迫她一下接受，以后就多陪她去买菜，篮子由我带上吧。
按理说，竹篮是古老甚至可以说是原始的手工制作的用具，代表着陈旧落后；塑料方便袋则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体现着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这两种东西对于当代人生活的意义，却恰恰相反，竹篮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使人们保持文明生活习惯；塑料袋却在制造污染，造成人们不文明的作风。现代的物质并不全等于文明，犹如塑料袋；古老的物品未必都没有现代文明的精神特质，竹篮便是。这道理很浅显明了，重拾竹篮其实不是难事，可是为什么想到而又愿做的人这么少呢？我想，这也许就是理论界常说的集体无意识吧？好无奈。
弄清吉尼斯与基尼斯
原先概略地知道吉尼斯纪录大全，总觉得那与我们这里的生活很遥远，没去细究它的意义和价值。近几年忽然听说当地也有上了吉尼斯纪录的了，忽儿是谁做了一支特大毛笔，忽儿又是谁制作特大的钟，忽儿又是谁的盆景艺术……据说有的品种上过还不止一次。当地媒体对此也十分热心，好像上了纪录大全就是得道成仙或者修炼成佛，不遗余力颂扬、溢美。有的竟被抬到九霄云上，被封为“大家”、“大师”，于是也就有一批瞪大眼球的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这倒逼着我这个孤陋寡闻者去瞻仰一番神圣的吉尼斯，该有眼识一识进入纪录的“泰山”们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是1954年英国诺里斯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罗斯共同汇编整理出的首版。该书由吉尼斯酿酒厂出版，“起初，其目的只是为酒馆内闲聊的人们提供五花八门的谈资。” 后来明确为记录世界之最。而近年当地振聋发聩的，原来还并不是英国吉尼斯，而是基尼斯。
基尼斯虽是舶来品式的名称，却是我们国内的土产，是上海大世界1992年才创办的。“基”与“吉”，一字之异，又是谐音。吉尼斯是公认的“世界纪录大全”，而这里又是“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似乎上海“大世界” 也成了“世界”，高！想出这个主意的人确是聪明，打洋牌子混水摸鱼可是绝招，既然国民爱认洋招牌甘当洋盘，有鱼不摸白不摸。现在流行夸大和假冒伪劣，文学艺术“各种”大赛、各种“典籍”、各种“名人传略” 多如牛毛，哪怕是一个县级单位办的，搞个“组委会”也是“全国”、“中华”、“当代”、“世纪”、“国际”、“世界” 的招牌；也有时真的借国家哪个部哪个局哪个全国某协会、学会的名，参赛参展的虽然跨三四省却只是四五个地级市的作品，征集范围、参赛人的层次跟真正的全国差之十万八千里。这个上海大世界“创”出个“基尼斯”目的究竟是什么？记什么呢？也记世界之最？
2002年2月10日《天津日报》的《基尼斯在中国记录了什么》一文说，即使“在国外，吉尼斯也是一个娱乐性、休闲性十足的机构，而不是严肃的、具有权威性的衡量标准”。也是，吉尼斯记录的主要是以数字即以量为标准，记下世界任何绝无仅有的事物，最高的和最矮的成年人，一个母亲一胎生孩子最多又全部成活，一个人体重没人超过，一个人一次喝啤酒数量最多，甚至接吻或更亲密关系时间最长……它不是什么学术机构，不是以质的水平来衡量的，做吉尼斯工作的人不用多少知识学问，只需能弄清数目就行。上海大世界建于1917年，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娱乐场所，有如现在风行的娱乐中心、夜总会，现在依然是家娱乐公司，又会有怎样的权威性呢？
有报道说，“基尼斯在中国越来越娱乐化和商业化了”；《收费的大世界基尼斯》一文说，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向他们报纸提供的资料（收费标准）是：“个人申报为2000元，事业单位申报为10000元，企业申报为30000元。”有一所小学“获得”了大世界基尼斯的绳网跳绳之最，开始时要交30000元，学校没钱，最后是乡里帮助找企业赞助，讨价还价交了20000元。
也正如我原本就搞不清基尼斯和吉尼斯一样，有些人“挑战极限”想申报吉尼斯，竟误把基尼斯当“真佛”。基尼斯也就满足有些人这种心理，自称为英国吉尼斯在中国的代理，北京张迪申报飞行器蹦极第一人吉尼斯世界纪录，给上海大世界汇了吉尼斯的申报费，领到的却是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的证书，张迪便告上北京西城区法院，最终大世界基尼斯退还了申报费——这算不算有假冒和诈骗性质？同类例子还不止这一件。英国吉尼斯创建50年来，中国共有48项进入它的纪录。大世界基尼斯创建仅12年，认定的“之最” 就有 1400多个，也真是广采博纳，多多益善。是呀，哪家商店不巴望顾客越多越好呢？
即使是《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录分门别类，记下奇趣，也仅为博人一乐，大都是客观的事物，并非注重人的主观意图追求的事物。吉尼斯纪录中有个人把钉子钉在头上22年，是人的主观行为，但不是号召人家去挑战的。到了我们中国，就变得滑稽了，变成了“挑战极限”、“为国争光”、“长中国人志气” 了。我们这个民族为数不少的人，继承和发扬阿Q精神胜利法真是出神入化，总能找到现代的堂皇理由表现。中国再搞个《大世界基尼斯纪录》，便使挑战极限冲刺纪录更加推而广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令人瞠目结舌。福建有四个来自浙江的姑娘为创纪录，在一间48平方米的屋内与2001条蛇同居3600小时；重庆一家鞋业公司花40个工作日制作一只巨型皮鞋申报吉尼斯未成，遇上保养麻烦，擦一次鞋油要5个人干三四个小时；南方有人用30张牛皮制了一双重达吨的“鞋王”……这样的“挑战”和“创纪录”，鼓起了盲目求第一之风，这里建什么第一塔，那里塑最大的佛像……为“之最”花费大量资金人力，到处这样挑战下去，究竟是能壮国威、省威、市威、人威，还是引人笑话让人看做愚昧呢？究竟对社会对民生有益还是有害呢？如果任其“挑战” 下去，与民族劣根性浮夸联姻，到处追求“之最”，就难免要给人民带来可怕的危害。
无论英国吉尼斯还是大世界基尼斯的证书，都不能也没有资格和水平证明，授予出名家、大师来。世界科学巨人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思想巨人*、恩格斯，艺术巨匠米开朗基罗、罗丹、毕加索、列宾、凡高、塞尚等，文学巨人伏尔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有谁是被吉尼斯认可了记录了的呢？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家鲁迅、茅盾、胡适、老舍、徐悲鸿、齐白石、吴冠中、蒋兆和、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茅以升，又有谁是因为被吉尼斯或者基尼斯记录了得到肯定和认可的？我们的国民，我们的有些领导、有些媒体，自己不懂，不该盲目迷信，更不该推波助澜，遇上入吉尼斯、基尼斯纪录者时，别犯当代国人普遍会犯的浅薄浮躁的通病，在对其敬佩对其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