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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上自己的名，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文中所说的“文抄公”居然连人家文章中的地名都不换，是抄得太大方了，太出格了。好在没有把“开封副市长”的职务抄成“漯河政法委书记”，否则组织部门的也不干了。
我在工作中，真得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各项学习教育活动中，有的人为了应付差事，东拼西凑，也有抄得过头的时候。比如，某“工商管理干部”的先进性教育材料中，出现了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的字眼，某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心得体会中指出，本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收获很大，等等。
但是作为一位副市长的材料，出现这样的问题，让人大跌眼镜。副市长在事件发生后面对媒体的解释更让人大跌眼镜。刘铁柱副市长说，“是有抄袭这回事，不过不是我，是我们聘请的一位文字雇员发表后署我的名字。”这更就奇怪了，别人写文章署你的名，看来这位副市长连个“文抄公”都不是，简直是“抢劫”了。
我也知道，在工作中，领导干部是很少亲自动笔写文章的。秘书写好了，自己过过目是好的了，有的看都不看，直接拿着稿子上台讲话，才出现了“领导，冒号”，“此处可能有掌声”的笑话。这篇文章，我相信副市长不一定看过这篇文章，起码是没有认真看。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能说，副市长对这样的事已经司空见惯了。
刘副市长还有更妙的奇谈怪论，“我们的宣传任务都很重，我的经验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这个稿子要不出现‘漯河’两个字，别人也不会看出来。”
一说是宣传任务重，这不假，但对待工作不能因为任务重就应付差事，这不像一位领导干部的做法。消防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宣传工作尤其马虎不得。刘副市长这样的态度，如何指导消防灭火？
又说文章都是抄的，只是这篇被看出来了，言外之意，署名刘副市长的文章全是抄的，而且是别人帮着抄的。只是苦了所谓的“文职雇员”了，辛辛苦苦写文章署别人的名字，不如抄来应付省事，结果出事后据说被开除了，何错之有？
管中窥豹，难道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都这样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官场潜规则源于自利心理
韩非子说过，人性自利。他举了个例子说，做轿子的人都希望人们当官，做棺材的人都盼着人死，这不是因为这些匠人心好或心坏，而是因为人当官后才买轿子坐，人死了才买棺材，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性自利。韩非是荀况的学生，继承了荀子人性恶的观点。
我不敢妄评荀子人性恶和孟子人本善观点的对错，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性中存在自利的特点。
我党一直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小平同志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胡总提出了以人为本等，这些都是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我也坚信，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是心忧天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的。在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身上，在那些为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舍小家、顾大家、无私奉献的好干部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自利思想。
但不容否认，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一些人放弃了党性原则，暴露出了其人性自利的一面。我们近年来查处的贪官莫不如此。一些干部做工作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一些干部做事前先考虑对自己是否有利，这些干部身上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品质，哪里还有一丝为人民服务的胸怀？在他们心里，充满的是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就指出过的自利心理。这些干部，哪怕是为人民群众干一点好事，想的也是如何来骗取人民群众的好感甚至是选票，如何让自己得到提拔和重用，如何来换取更高的级别和待遇，如何给自己捞得更多的好处。正因为有了这些害群之马的自利心理在作祟，才有了买官卖官，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鱼肉百姓，贪污受贿，才有了所谓的官场潜规则。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一到临近退休，考虑问题总是想着自己退休后如何如何，才有了“59”现象；一些领导干部，一当上领导，就想着如何行使特权，如何在群众面前耍威风，才有了“35”现象，等等。
在我看来，适当的自利心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允许的，比如刑法中规定了一个紧急避险的内容，就是为了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免受侵害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第三方的利益的一个规定，即使避险过当，责任也很轻。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可以去花费很多的时间去锻炼，甚至于可以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生活的幸福，去努力拼搏，拼命工作，只要不违法乱纪，没有人会指责这种行为有何不当。
但是，既为干部，既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责，考虑问题就不应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只站在如何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的角度去开展工作。也要经常想一想，如何为人民群众谋些福利，让事业科学发展，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否则，这样的干部就是严重的不称职，就是渎职，就是在犯罪，就落后于普通群众，就更有愧于党员的称号。
综上，窃以为，作为领导干部，就要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先国家，后集体，然后才是个人利益。或者，退一步讲，在考虑个人利益的同时，至少也该考虑一点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另外，我们的各级组织人事部门，也要严把用人关和考核关，不要让那些充满自私自利思想的人长期呆在领导岗位上，否则，于国于民都是损失。当然，组织人事干部更要自身过硬，而不是只算计别人，不量自己。
领导往往落后于群众
同学某君从区里的副职提拔到县里担任正职后，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日一见，感觉变化很大。首先是这位仁兄自信了许多、自负了许多，甚至于眼神里也透出一丝威严和坚定，这种品质和气象，只有在一把手的岗位上才能磨练培养出来，绝不是能装出来的。其次是一改往日之平和，责任心大大增强，言辞间均是忧国忧民之感慨，与副职时的淡泊和超脱截然不同。这可能也是缘于所谓的“一把手”现象吧。
与朋友聊起这种现象，都深表赞同，估计大都谙于此道吧。“宁为鸡头，不为将尾”，估计也是古代一位深谙此道的高人提出来的。
当前一把手现象不是偶然，也绝非个别。
联想到2200多年前的韩非思想，不仅对中国历代统治者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学习，更有人把其与意大利的马雅维基利一起奉为术治思想之鼻祖。甚至于在参加党校学习时，党校的教授都推荐了这两位的著作。现在有些领导向韩非学习的不是其理论之精髓，而是如何与人勾心斗角，如何用人御人。记得在一次与朋友的争论中，我评价韩非思想对当代人仍有遗毒，提到了一把手现象。
“一把手忙不过来，副职不敢忙”。这是我对一些单位领导班子的评价，但是这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说的，是从积极的角度讲的。事实上，有些单位的一把手干工作一杆子插到底，事无巨细都要管，没有三头六臂，当然忙不过来了。有些副职责任心不强，工作能推就推，能不管就不管，反正成绩是主要领导的，出了问题也是主要领导首先负责，当然不用忙了。一把手不愿放权，副职无权则无内在动力。症结所在，权力二字。功利之心，一目了然。
时间一长，不仅领导干部自身受损失，党的事业受损失，影响更多的是群众的利益。毛主席60多年前写了篇文章，叫《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早就指出了这些问题，看来还是老人家高瞻远瞩呀！
还是小平同志那句话，制度更靠得住些。如果我们的工作不靠制度约束，而仅凭自觉，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领导往往落后于群众。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用来规范工作的，是用来执行的，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不执行的制度就是一张废纸。现在这样的废纸到处都有。
市长愧疚：万封来信仅两封表扬
日前，在呼和浩特市政府全体会议暨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市委副书记、市长汤爱军在大庭广众面前“言感愧疚”，他说不久前接到一封署名为“老党员”的市民来信，信中对市政府所作的惠民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提出了问题。信中写道：施工单位在对鄂尔多斯大街的修缮中，挖出的土没有及时回填清理，导致附近居民出入不便，也给行人和车辆出行埋下了安全隐患。“老党员”追问市长：这种情况的出现，市政府相关人员在干什么？
汤爱军在大会上坦然指出，在他接到的近万封市民来信中，只有两封是表扬信，为此他深感愧疚！《呼和浩特日报》刊载题为《市长言愧与有为政府 》的文章，指出，“市长言愧，除了彰显出他本人的特质外，更多折射出的是有为政府的集体责任；市长言愧，事实上反衬出政府核心层要求通过创新行政服务架构，突出职能，建立高效服务体系，最大化实现有限政府履行无限服务的功能。”同时，报道了呼和浩特市政府打造真正的“有效政府、亲民政府、服务政府和透明政府”的许多举措。
读罢，有几点感受。
一是市民万封来信绝大多数是反映问题的，说明我们的政府工作中的确存在问题。这是必须引起政府领导和工作部门高度重视的。
二是市长言愧，是深感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是正视问题、对所反映问题高度重视的一种态度，体现了一种责任感、紧迫感。但是，市民希望看到的是问题如何得以解决，而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也不局限于一种承诺。用句俗语讲就是，不看你怎么说，要看你怎么做。
三是新闻媒体看问题的角度要转换一下，不能光顾着拍马屁，不要扭曲了市长的本意。市长言愧，表达的是一种真诚的愧意，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是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的一种觉悟，与“本人的特质”何干？市长言愧，是对工作没做好的愧意，和“有效政府、亲民政府、服务政府和透明政府”何干？一个愧意，恐怕很难“最大化实现有限政府履行无限服务的功能”。关键还要看政府是否有实实在在的行动。
四是仅市长言愧还不够，万封来信中反映问题所涉及到的部门和人员也要“知耻而后勇”。
当然，我没有全盘否认呼和浩特市政府工作的意思。客观上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社会和谐稳定，与呼和浩特政府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能成为社会问题的*布和挡箭牌。对于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有汤市长一样的认知态度，并下大气力解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贪腐与年龄何干？
近日，广东纪委曝料称，*案件中涉及的领导干部，31岁至45岁 近一半，因而得出一个结论，年轻干部成*高危人群。笔者不以为然。
简单地推理一下，在职干部中，年龄大多应在20岁到60岁之间，20岁以下的有但是少数，60岁以上的是正部级以上干部也是少数。20岁到30岁之间的干部，多数刚参加工作，手中没有权力，也即没有*的本钱。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必须以权力为前提，而不是说有了权力必然*。30岁到60岁，以45岁为界，干部总数上下大抵相当，按照上文所引言论者的逻辑，年轻干部*比例还不到一半，那么中老年干部*比例应该更高一些，何来年轻干部成*重灾区之说？
有关部门研究*干部的年龄段之类的特点，意在追根究底，预防案件，本无可非议，但象做其他事情一样，预防和惩治*也应从根本处治理才有好的效果，而不能仅治标不治本，更不用做一些断章取义的统计分析。否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误导之功效。
*之祸，源自权力。如上文所言，没有权力，*就失去了滋长的胚芽，当然不可能大行其道。但可以肯定，权力并一定会导致*，只有失去了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才可能产生*。监督和制约，体现的是一种制度，也包括制度的执行。*是在没有制度的环境下，或者是制度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的环境下滋长的。制度的真空是*滋长的土壤。
例子不胜枚举，诸如59现象，其实是手中握有权力者在担心失去权力前的最后疯狂，再如35现象，其实是年轻干部手中掌握权力后的滥用，等等。很少听说20多岁的干部*的，那是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权力，进一步说没有可以运用自如的权力。这从另一角度也足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