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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清儒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历代“易学”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人了解“易学”的发展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进入20世纪，“易学”研究越发火热，除了继续从“象数”、“义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探讨的著述，使《周易》在历史、文学、宗教、科技等方面，都得到广泛而深刻的阐述，拓宽了“易学”的研究视野。
这一时期，以传统方法研究《周易》的著作主要有注释与考证两大类。前者有黄焕钊的《周易辅注》、沈竹祁的《周易易解》、杨树达的《周易古义》等；后者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白寿彝的《周易本义考》、王明的《周易参同契考证》等。
民国期间，拈辛斋是最具影响的易学大家之一。他著有《易楔》、《学易笔谈》、《易数偶得》、《愚一斋易说订》、《读易杂识》、《改正揲蓍法》等七种，其学说贯通古今，集儒、道、释、耶稣为一体，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易学”体系。
尚秉和则是以专门研究象数之学而闻名海内的易学大家，他著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学》等，对《易》象有独到的见解，深受学界的推祟。
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运用西方思想和理论阐述《周易》的新思潮，“科学易”流派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版了一大批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周易》的论著。如沈仲涛的《易卦与科学》、《易卦与代数之定律》、薛学潜的《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及《超相对论》、丁超五的《科学的易》、周永暮的《孔子数理哲学初稿》等。这些论著的问世，给传统“易学”注入了清新的空气，拓宽了《周易》研究新领域。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华大地悄然兴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周易》热，各类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各级学术团体相继成立。上海、济南、武汉、福州、长春等地，相继成立了《周易》研究学会，山东大学创办了学术刊物《周易研究》。
台湾、香港地区的《周易》研究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台湾成立了“易经学会”、“河图洛书学会”等，出版了《中华易学月刊》。
在台湾众多的《易》类著作中，高明、徐芹庭合编的《六十年来之易学》和陈立夫、周鼎珩主编的《易学应用之研究》最具代表性。
《周易》作为儒家的主要经典，不仅在中国备受历代学者重视，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十七世纪起，《周易》就到西方学者的关注与喜爱，尤其十八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根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寄给他的《易》图资料，发现了六十四卦的二进制奥秘，使《周易》在世界科学史上显示了出诱人的魁力。
国外“易学”研究组织如雨后春笋，相继问世。如美国的“国际《易经》学会”、“《易经》研究会”、“东方文哲精华学会”、“《易经》考古学会”等，并出版了《周易网罗报》等。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上古祖先的声音《尚书》
《尚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史书。
古人“尚”与“上”通用。“尚”即上古，“书”即记录在竹帛上的历史。“尚书”即“上古的史书”，也有“君上之书”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
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8226；正说篇》中说：“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
《尚书》所记始于尧、虞、舜，中历夏、商、周，终于春秋中前期的秦穆公，跨度1500多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是来自上古祖先的声音，也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一、扑朔迷离话古今
《尚书》成书于春秋末年，由孔子编纂而成。
其时，正是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8226；孔子世家》）孔子深感不安，他一边搜集整理古藉，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一边讲学授课，把上述六种典籍作为教材向弟子传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一思想、令行禁止，他在李斯建议下，大举焚书坑儒。除医药、占卜之类的书藉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写、不是官家所藏之书，统统在三十天内焚毁。
《尚书》自然难得幸免。
当时，济南有个姓伏、人称伏生的人，曾在秦朝做过博士，有一部私藏的《尚书》。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他偷偷将《尚书》藏在了家中的墙壁内。
过了七八年，待刘邦、项羽的楚汉之争结束，“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史记&；#8226；儒林传》），其余数十篇朽折散绝，成了残文断简。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伏生就用这部不全的《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
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十分注重搜集整理古籍。他听说伏生有一部《尚书》，就派掌故官晁错前去搜集。
此时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进京，而《尚书》也早已破烂残缺。晁错只好住在伏生家中，由他口授讲解，自己一一记录。
伏生所藏《尚书》是用什么文字写成，已不得而知，但晁错记录时所用文字却是当时通行的隶书，于是被称为今文《尚书》，成为官方定本，并通行于世。
后来，一些传经者为使大家尊信，竟将今文《尚书》说成原本就是二十九篇。因为二十九取法于天象，即北斗星加二十八宿之数。
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因扩建宫殿拆除孔子旧居，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古书，其中一部即是《尚书》。由于这部《尚书》是用先秦字体书写，故称为古文《尚书》。
所谓“古文”，其实就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赶紧将这些古书交还于孔子的后人孔安国。
孔安国将古文《尚书》和通行的今文《尚书》比对，结果多出十六篇。顿时如获至宝，毕恭毕敬地献给了皇上。
由于古文《尚书》语言佶屈聱牙、字体奇异难辨，一时无人通读，朝庭只好封压起来。
直到成帝时，经学家刘歆领校皇家藏书，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校出今文《尚书》脱简及异文若干，便向皇上建议推行古文《尚书》，可是立即引起众人不满，并由此暴发了一场今、古《尚书》之争。
今文派继承了先秦诸子遗风，思以其道易天下，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研究其历史、政治；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留心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
其间，古文《尚书》还出现了“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比较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因为该本没有“佚书”十六篇，只有同于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大家，先后为其作注，越发赢得了人们的尊信。
西晋永嘉之乱，大量古籍流失，今、古文《尚书》随之亡佚。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突然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书写、由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并序共五十九篇。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以《书》经的地位确立并流传开来。
唐天宝年间，尚书郎卫包，奉诏改古文《尚书》从今文，纠错多处。开成年间将改后的今文本刻在“唐石经”中，成为版刻本之祖。经学大家孔颖达，据此撰写了《尚书正义》二十卷，南宋时期与“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期刻在《十三经注疏》中。
从唐代起，开始有人对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置疑，至宋代吴棫提出辨析后，经元代吴澄、明代梅⑶宕秩翳澈突荻暗热说难厦芸贾ぃ詈笈卸ㄆ渲卸迤拔惫盼摹渡惺椤贰保翱装补笔恰拔笨状保帽臼簟拔笨妆尽薄５笨妆局兴４娴慕裎摹渡惺椤范似词巧讨芪南椎奈ㄒ灰糯妫羌涔蟮奈南鬃柿稀�
二、与祖先的艰难对话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按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编排而成。
按内容可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于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
第二类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主要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
第三类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它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等。
按文体可分为六种：
第一种是“典”，即经典。如《尧典》，记载了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故奉为经典。有人怀疑《尧典》并非当时的记录，而系后人根据传说追叙而成；
第二种是“谟”。“谟”的读音和字义与“谋”相通，“谟”即“谋议”。如《皋陶谟》，记载了舜、禹、皋陶等人彼此的问答、谋议政治的谈话；
第三种是“训”，即教训、告诫。如《高宗肜日》，记载了大臣祖已教训商王的话；
第四种是“诰”，即诰谕。无论口头或书面，告谕别人都叫“诰”。“诰”即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的讲话，此类文章占了全书的半数，是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由于多是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也最为难懂。如《盘庚》记载了盘庚告谕臣民要服从迁都于殷，《康诰》记载了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另外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
第五种是“誓”，一般指出兵征伐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如商汤伐夏桀时的《汤誓》，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的《泰誓》、《牧誓》等，词句多简短、有节奏、有韵律，颇像我们现代的口号；
第六种是“命”，即君主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即周平王对晋文侯发布的一道奖令。
其中的名篇，当属《禹贡》和《洪范》。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
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大一统政治蓝图，“别九州”、“任土作贡”，根据九州不同的土质制定田赋和土贡制度。
从现在的角度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诸多方面，可谓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
《洪范》则是研究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
“洪”即“大”，“范”即“法”。“洪范”即统治*。它分九个部分，称为“洪范九畴”（即九种*）。主要是根据天的意志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来解释自然现象、人事吉凶和政治等级制度。
九畴之一讲的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五种朴素的材质，各有其特性：“水向下渗透，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可以随意屈伸，土可以生产五谷”。人还可以从中感知五种味觉：“咸、苦、酸、辛、甘。”
此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它既对后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影响深远——如《管子》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源；又成了天人感应神学观的依据——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汇集董仲舒等人用五行休咎学说牵强附会出的许多历史资料，写了《五行志》，成为中国历史哲学中支配人们思想二千多年、完整地宣扬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巨著！
《洪范》认为，世界上的万物和社会秩序，都是由“天”安排而定的。“天”是真正的主宰，帝王是天之骄子，是民之父母。
帝王代“天”治理百姓，要“建用皇极”。至大谓“皇”，至中谓“极”。“皇极”即“大中”。“大中”即“最高正义”或“绝对正义”。此为九畴之五，居于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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