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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帮我把这块儿石头搬过来。”“李梧洲，你可要用心啊，只要用心体验了，这段垱墙砌完了，估计你的技术也基本都掌握了。”“上海人”鼓励李梧洲。看来，他是真正瞧得起这名新兵也在用心帮这名新兵了。李梧洲帮忙搬挪石头，谭兵则把远一点儿的石头往垱墙旁边搬。这段垱墙是有设计的，垱墙位于飞线路槽的西边，墙高九米，底宽两米，顶宽一米，长二十三米。垱墙的上方，是已被爆破掀掉的悬崖。去掉了这段凸出来的悬崖，在砌墙的地方顺着山缝可以望见高高的天空了。这山峰与山峰之间窄窄的，使人联想到有一天它们会长到一块儿，李梧洲望着天空，又望着几乎是直直切下来的山崖，脑袋里多了一份恐惧。
“上面有可能滚石头下来吗？”李梧洲突然问“上海人”。他的问话，使得“上海人”停止了手中的活计，把眼睛眨了好一阵。“怎么有可能塌呢！”“上海人”的话特别自信。可不是吗？八连已经派出人员把垱墙上方有可能塌落的地方处理了，又在垱墙作业处派出了安全员。垱墙往东边的路槽，机械连的魏思成、单锐用推土机在推。这个“D80”还真势如破竹。有些比机身还大的石头，魏思成和单锐用推土机的一角就推下岩去了。经过推土机这么一推，路的模样算是有了。不过，路有的地宽宽的，有的不过是一个窄窄的长条。太宽和太窄都给路基成形带来了困难。这路又弯弯斜斜，像是嵌到悬崖上去的。
八连昨天经过准备，已经开始了飞线另一段药室的扩充作业。肖平是忙的。他清晨起来，对王建平说：“一连过来的这十几个兵，个个像老虎，把兵带成这样，余喜财厉害呀！早晨，有两个兵去掏厕所，觉得脸面生，一问，是一连来的。我当时点点头，想：要是我们八连的兵到了一连，也是这样吗？”王建平正在用肥皂往洗脸的白毛巾上抹，又用手搓，毛巾和手被泡沫搅和在一起，泡沫一团一团地涌着，王建平一点儿一点儿的搓洗，肖平看了还真佩服王建平洗毛巾的功夫。“这毛巾天天得洗，不洗没法看。”“肖平，你刚才说一连的兵训练有素，这是肯定了的。咱们168团，顶尖的连队不就是八连和一连吗？像余喜财那样自尊心极强的人，即使不是团长点将，要支援八连，也会挑选啊。何况，此次是团长点将。”“副参谋长，你又说起团长了。说起他，让我想起了那天的茅台酒。你说，那酒怎么就是黄色的呢？还有，在玉希莫勒盖喝酒，没有哪次头不疼的。但那次，头就没疼。”“你没飘飘欲仙吧。杜海平前天去工地，说喝了团长的酒，头特别清醒。还特别强调，是到玉希莫勒盖清醒的。”王建平说着，把已拧干的毛巾搭在衣架上。毛巾经这么一洗，像玉希莫勒盖的雪一样白。
“团长的酒，为什么是黄色的，为什么不头疼，我没有研究。我平生也是第一次见茅台，大概茅台就是这样吧。好像团长有回说过，茅台酒在三十年代，在布鲁塞尔得过什么世界金奖。”“布鲁塞尔，这地儿在哪儿，中国还有这么出色的酒啊！”肖平赶紧走到靠房门的那边墙，对着世界地图，满世界找。“大概在欧洲吧。”“我想起来了，是欧洲的哪个小国的首都。”“在这儿。”肖平把手指指向花花绿绿地图的某一点。这时，电话突然响了，是团指拨过来的。电话员告诉王建平的母亲病重，让他速回，打电话的人是王丽萍。王建平愣了。他同王丽萍结婚时，就说定家中没有特别重大的事儿，一般不要发电报打电话。今天王丽萍打电话来，说明母亲真是麻烦了。
“赶紧准备回吧。老人今年多大了？”“岁数不是很大。”“团指，请挂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王丽萍电话。”王建告诉电话员。“我母亲今年六十二，她在我记事儿时，身体就不好。前不久，收到家里信，她血压高，没料到，就这么十天半月，就发展成病重了。”王建平在连队等了将近三个小时，电话也没挂通。从工地回来的肖平说：“王副参谋长，你还是快启程吧。”王建平很矛盾。这个时候走，他放不下手头的事儿。八连该有多少事儿要做，他一走，肖平不被压趴下呀。“他妈的，电话怎么就挂不通呢？”王建平急了。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王建平以为长途电话通了，赶紧跑过去，却是左三星的。
“早晨肖平给我说了你母亲病重的情况。建平，工作总是干不完的，你抓紧回吧。”左三星一改往日的严厉，话语中像个文殊菩萨般的充满善意。“团长，八连这块儿我才基本弄清了情况，走不开呀。”“你一会儿就走，我派吉普车送你到乌鲁木齐。”左三星用命令的口气。
“上海人”把靠公路的那面墙砌得平平的，连在砌另一段的一连的兵也放下手中的活计来参观。有兵问诀窍，“上海人”对参观的人说：“为何面这么平，是石头本身的平。”再问，死活不说。逼急了，冷不丁抛出一句。“你们就不知看吗？”说着话，干着活，再不理会。张作富觉得“上海人”这样做，影响连队声誉，就在垱墙上找“上海人”：“你的活干得漂亮，就教教大家，像现在这个态度，战士们会说闲话。”“上海人”还是低着头砌他的石头。“李梧洲，把砂浆搬上来。”“我说班长，我可是你的兵，给你玩的活不差吧，怎么就这样待我。”“上海人”用铁锤敲着石头，只用余光瞄了一眼浑身是灰浆的张作富。见张作富走了，“上海人”说：“班长没头脑，让我把技术的底儿摊开了，让一连的兵学了去，八连咋办？再说，任务每天的量都是死的，教不浪费时间呀，完不成任务，他们给我干呀。”“你刚才对班长的态度有点儿硬。像你这样技术好的老兵如果同领导搞好关系了，是能够进步的。”
“看看湖北人的小聪明出来了吧。我在你这个兵龄，哪儿有你思想这么复杂。那时，我还没你壮，班长特喜欢我，就对我说，你个小，工地上的硬活你干不过他人，你就注意把细小的工作做好，细小的工作做好了，也有前途，也能入党提干，像咱们的副连长，就靠细小工作起家的，如今做了干部，不是同他人一样穿四个兜吗？细小工作你明白吧，就是多帮人洗衣，一日三餐跑着，到炊事班为全班打饭，我照班长说的做。还真不一样。过了一段时间，班里多数人说我好，有一个星期还被评为班先进，当连长在全连点名会上点到我的名表扬时，高兴得我都忘了答“到”，弄得连长又点了我一次名。后来，班里组织大家谈学毛著的体会，我把班长的话当众说了。晚上，班长把我叫到离连队很远的地儿，说：都说“上海人”精，精个屁，我让你好好干，你倒好，把副连长提干的事儿也抖出来了。你说，我这班长还怎么当吧。从此，班长不再帮我。年底，班长真的退伍了，宣布退伍的当天，班长用眼瞪了我好几次。第二天天刚亮，送退伍兵的车发动了，班长是最后一个爬上车的，他背着背包，手里提着连队统一发的帆布提包，从车上望着欢送的人群。当他看到举手向他告别的我时，把声音喊的如同炮响，‘上海人，你要好好干啦！’车走了，我也大了。自此后，我是大小工作都玩命，连曾经小工作积极主动的副班长都夸我是个好同志。我心想，我就是要好好干，等入党了，就向老班长报喜。”
“上海人”把又一块儿大石头抱在膝盖上，艰难地在垱墙上腾挪，李梧洲蹬下腿，同“上海人”一同把石头挪了过来。“李梧洲，你听傻了吧，没想到我‘上海人’有这么复杂吧。”“上海人”第一次笑了，笑过之后，叹了口气。“现在我和以前的想法不一样了。既入不了党，又提不了干，等把这垱墙砌完了，估摸着也该回家了，等回家后再去找老班长吧。”李梧洲从墙上接过谭兵递上来的石头。“今天砌得怎么这么快呀，我忙得一身汗，石头也供不上。”谭兵又去抱石头了，他的背上已经开了花的棉衣被灰砂和泥浆裹了一层。但谭兵的身板儿始终坚挺，这个北京人谭兵身上的那股劲儿让李梧洲佩服得不得了。要是我像谭兵这块头，也像他那么粗的手臂就好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在操场大步走了。“李梧洲，你要用心，千万别小猫钓鱼啊！过来，我再教你石缝怎么处理，等把我们这点儿手艺学到手了，你就不会感到在大伙面前抬不起头了。”“上海给”几乎是拉着李梧洲的手。“等我退伍，就把这两把锤送给你。这不是连队的锤，是我前年回上海时在一个土产部买的。”
玉希莫勒盖的云藏了三天。没有阳光的玉希莫勒盖无风无雨也无雪。来八连的那两只狼，除了那次王建平、肖平到达它们时常停留的山坡平顶的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两天没来，八连周围那两天晚上狼嗷特别凛冽，那狼总是满怀信心而来，对于狼的那两天的变化，李泽宝对李望清的解释是：“两天不来，是狼犯疑。来了两个活人，还是认识的，是不是要对我们客套客套呢？我们不能上当，更要有所准备。狼们远远地看着，观望着，思谋着，想着对策，于是有两天它们没来。没来并不意味着就不在，晚上连驻地周围嗥叫，表明狼们的态度。你们大都能到我们呆的地方四处乱转，还不打招呼，晚上的呼噜声吸引得我们狼崽们直咬狼爸们的腿，我们就要叫，要表达。在玉希莫勒盖及其周边地区，我们狼还是有很高地位的。”李望清就说李泽宝瞎编。李泽宝哼哼笑了两声，说：“等把玉希莫勒盖的事儿弄明白了，我带你到那拉堤哈萨克牧民的蒙古包，三岁的巴郎子（小男孩）也会给你讲一大串狼的故事，听了你会开窍的。”
今天，这两只狼又来了。但两只狼的步履有反常态。一只停着，把头对着天，一只还在走，走走停停，不是左顾右盼就是把嘴放在地上，那只始终昂着头的，甚至把腿翘起来，重重地撒了一泡尿。这些家伙老撒尿，不见喝水，哪儿来那么多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总在观察狼的八连的官兵不止一个这样问。还是从工地回来的李泽宝解释得有理有据：“昨天，带队送水泥来的董宁副营长带上来一只嘴有些发黑，身上却是一色黄的大狼狗，并把它放到原来的地儿。狼狗对着石头对着草一阵又一阵叫，跑了一阵，回来了。狼嗅觉灵敏，见到狗们，会有反应。董副营长说，再上来时，会带一只狗崽儿来，有了狗崽儿，狼要跑进院儿，狗会叫。”“玉希莫勒盖地区的狼还算仁义，没看到它们有不轨之举。”到底是玉希莫勒盖冰达坂的人。李泽宝把口诛笔伐千百年来的狼也说得仁义了。董宁望着李泽宝，心里道“李副连长该不会有毛病吧。他如此认识狼，要是狼兴出祸害，他该如何交付。这些诡异的家伙，行为可不是一般的鬼，使起坏来，连哈萨克猎人也时常惊奇。”
王建平在呼和浩特等公共汽车时，终于挂通了王丽萍的电话，他问母亲的病，王丽萍说：“单位有急事儿，才从医院回来。妈的眼有时睁着，有时闭着，从昨天开始，呼吸已经很微弱了，我告诉她，你正在往家里赶，让她坚持到你回来。她身上插了几根管儿，入院起，就汤水不进了。”电话没讲完，王丽萍的哭声已大大的了，王建平挂断电话，跑着上了公共汽车。
回到家，王建平直接到了医院。“你还是晚了一步，我刚才告诉妈，你已到了呼市，几个小时就回家了。妈嘴巴动了一下，又想睁开眼，终没睁开。这时她已肿得厚厚的两个眼角慢慢地淌出一行泪水，就静静地去了。”王建平望着母亲。他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母亲的头发已经全白，尽管有些胖，但额上的皱纹还有好多道。他又拉过母亲的手，手背上是一连串扎过针留下的块块乌痕。他可是靠母亲的手一把拉扯大的。为了王建平读高中，一块五毛钱一学期的学费，妈一个女人家，还到田埂上刨树根儿，大清早挑着到街上买。如今，妈就这么去了，连一句话也没能留下。王建平哭了，他的泪水往下淌着，久久地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