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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喜财催促：“李望清，你是谭兵的排长，谭兵跑了，你难受；谭兵回来了，你不喝酒，什么意思嘛。”李望清把半空中的盏子放在嘴边，灌下去。王建平没等大家开口，酒也喝得干干净净了。“谭兵这杯酒提议得好。”余喜财也把盏子里的酒干了。二锅头的劲儿挺大挺猛。“我给大家敬酒。”李望清高声说。“这样吧，不用互相敬了。咱们均分，包括王副团长在内。”余喜财说。“不均分，今天谭兵可能喝得最多。多了，醉了，没意思。我们八连，连续遇到一系列的事儿，悲壮的，艰难的都过去了，今天我也想借谭兵回来这件喜事儿喝点儿酒，也请各位喝。不过，酒量有大小，能喝的喝，不能喝的慢慢儿喝。”“谭兵，你回来担任一排长，我们两个排长共同干一杯。”“望清，你怎么搞的，我不是说了均分吗？”“连长，我是想表表心意。”“还是先吃点儿吧，趁热吃。”余喜财把盛着猪排的一个盘子端起来。副指导员用筷子夹，肉太重太大，筷子夹着翻了滚，连筷子也掉下去了。“我看用手拿吧，学学哈萨克人。”余喜财说。副指导员把猪排拿在手里咬着，费了半天劲才撕下一小块儿来。
“炊事班这东西没煮好。”他在心里说。这时炊事班长兰祖成正好端着一盘菜走了过来。“这是加炒的土豆丝。”王建平让兰祖成喝。兰祖成突然脸憋得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用双手接过酒，一口闷了，呛得在墙角咳嗽好一阵。“兰祖成这么没用啊。”“这人苦干的命，脾气也倔，他当炊事班长镇得住。就是个人卫生差点儿，说了两次好多了。”“一个好的炊事班长，顶半个指导员。你们两位领导说话，我们都干了一杯了。”走了几个月，各位领导受累了，我谭兵有心愧之处，自罚一杯。”“心愧？说哪儿去了。我都忘了问你，你走后传你话的人可多了，都说你是司令的儿子。还说谭兵装得挺像，几年了，也不露一点儿声色。有一次在洞口，两个兵为你的事儿还争得脸红脖子粗。一个说你是司令的儿子，要不，普通话能说的那么准；一个说，司令的儿子不可能在隧道里表现得那么好。一个又说，司令的儿子也是儿子，也是毛主席的战士，也要干革命；一个又说，那可不一定，司令的儿子捣蛋的多。两人相持不下，还在争。我一听，火了：‘你们争什么？谭兵是北京人，北京人都那个腔。他要真是司令的儿子，今后必成大事，你们两个都忘了吗？谭兵打风钻像《南征北战》里的机枪手，潇洒着呢。”“还有这事儿啊？”“你真是司令的儿子？”“你们排长嘀咕什么呢？”余喜财说着话，把谭兵的酒倒上。“倒上吧，能喝是好事儿。”“哪儿能喝呀，连长。”“吃八连的饭吃出道道来了。我王建平今年是两次来八连蹲点儿，拜托各位了。”。。。。。。
回到排里，排里几个骨干都没睡。李望清准备走，谭兵说：“别走，望清，你是一排老排长，一班的老班长，别走，就坐下跟我们聊聊。”“潘天明，你给谭排长介绍几个骨干吧。”“不用介绍，副排长祝惠，我们在二排时就在一块儿呆过；二班长邵东，原来就在二班嘛，同我一样是副班长；三班长任少辉，如果没有记错，是从战士直接擢上来的吧。这样，有冲劲儿。”祝惠就说谭兵记忆力好。“头疼。”送李望清出门儿时，谭兵说：“不是说你完全不喝酒吗？”“酒这东西，当兵的一点儿也不会喝，恐怕也不是个事儿。还有，能喝的也不算优点，玉希莫勒盖会抽烟的人也不少。”“可不是嘛，当兵这职业注定与酒有缘。到底怎么有缘，我也说不清楚。你看王副团长，喝了那么多，没喝一样。还有连长，说不能喝，但也不含糊。至于抽烟，冰达坂这个天，像他妈的死了他娘似的，成天阴沉潮湿，搞得人天天想发脾气，可又让你发不出来，这就是烦。烦了，不就学着抽烟吗？说实话，我都快抽熟了。即便不抽，恐怕也会熏熟。你回北京一段儿了，那里怎么样？”“少点儿，比这里少多了。人家的情况真是同这里两个样。就说出操、就寝、着装这些部队最基本的东西，规规矩矩的，执行的就是条例上的杠杠，没什么好说的，丁是丁，卯是卯，一目了然。我们这里呢？出操，很难统一在一个时间；就寝，是你睡他起；着装，几乎四季冬装，管理起来难。我走了几个月，想到隧道看看，你干脆领我现在去看看。”“你一路辛苦了，还是明天上洞里去。”“你要是不困，就跟我一块儿去隧道；要是困，我就让潘天明领我去，我看了一下工作计划表，明天上午是我排的班儿。”
李望清走进宿舍，拿出两个安全帽：“走吧。”送王建平的班车没有回来，他俩就从冰槽里走。“你在警卫师几个月，军务参谋当得不错吧？”“有什么错不错的，一报到，我就想回来了。真的在天山惯了，真的天山的事儿让人刻骨铭心。离开天山失落得很，孤独得很。”“那么大个北京，还孤寂呀，甭瞎扯了。又不像我，在农村长大，当兵前火车都没坐过，大地方是你这个层次人儿混的地儿。”“你怎么了，望清？我谭兵以前是你属下的一个兵，现在也仅仅是一个小排长，你怎么就同我过不去，我有层次是个什么层次呀？你甭看就离开北京几年，无论是身体还是观念，包括生活习惯真发生了质的变化。刚回去在家呆了几天，几个要好的同学知道了，专门儿从知青下乡的地方赶回来，见我黑得像从煤窑出来的。都说你被派往非洲了吗？弄得这个惨样儿，不像我们心中的高大形象了啊。看了我的手，老茧不说还裂着一排又一排不规则的口子，硬说我这是在哪个特种部队里造的。我说我当的是特种兵，任务可是干粗活儿的，像我这年纪，这文化，只能是一个干粗活儿的。他们眼睛睁得眼皮都眨不下来，冷冷的笑：你谭兵干粗活儿，要我们知青干啥，要全国那么农民干啥？我解释没人听。谁都不相信我谭兵提着风枪打隧道，玩的尽是力气活。最后他们干脆说：不管你是干嘛的，哥们儿好嘛，混了个四个兜，混的不错嘛。只有我的比我爸爸小二十的母亲拉住我的手，一边擦药膏一边对父亲说，你就把孩子放那么远的地方，你看看都成什么样了，手都要废了，今后还弹什么钢琴？老爸像是没听见也没看见，接着干他的事。母亲急得抓住我往老爸身边推。我说，好了好了，比刚当兵时，我长了九公分，重了十公斤。母亲又笑了。你还真是长大了长壮了，推不动了。还说，他们医院那些兵，男的女的养成小白脸儿、小胖子，连大白馒头也吃不了一个。我就说，我从新兵连来到隧道，尽管馒头欠火候，结实得像小砖头似的，有天我一餐吃了小盘。母亲说：兵明天要去卫戍区报到，你是不是让秘书给打个招呼？老爸不是不吐一言。当我和母亲要走出他的房间时，他几步走出来，脚步把木地板踩得咚咚响，用低沉的如同闷雷的声音说：“有你这双手，一辈子不愁饭吃了。”母亲瞪了老爸一眼：‘老头，你的话太冷酷，太不近人情。’但是我还是听懂了爸爸的话。”
“到了师机关，我做见习参谋，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不知道到底做什么。下了班，住在单身宿舍，屁事没有。想到玉希莫勒盖，想到八连，当然也想到你，还有那两只像示威般天天早晨在连队附近转的狼，还有夜里的狼嗥声以及我们仅仅抓住一次的那两只肥肥的旱獭。我就想，我人在北京，心真的在玉希莫勒盖，冰达坂有我的魂。后来，得知寅大没了，张作富没了，那个广东人黎兵截了肢。我再也在家呆不下去。在经历了两个彻夜思考之后，我终于在星期六晚上，请假回家找了老爸，谈了回天山的想法。老爸问了一句：‘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真想好了，你现在可是个军官。’我就说：‘最深思之后的决定。’老爸说：‘做准备吧。’第二天，秘书把票给了我，我跑回警卫师，把该办的事儿办了，当天坐火车就往玉希莫勒盖赶。”“谭兵，你在我们心目中，成天沉默寡言，即使说话也是点石成金。没想到你骨子里还真有我们168团兵的那股军劲儿。好样的。”
“你妈呢？”“你就甭说我那小妈了。她拴不住我，只有让我走。”“你怎么说你妈是小妈呢？哪儿有这么说的，不是醉话吧？”“这是我学我们隔壁阿姨的话，她说我妈年轻，像是我的姐，要是妈也只有喊小妈哩。”“真是好了，你回来真是好了。谭兵，你知道，我是个干事儿的，看到我们隧道掘进不如一连好，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后来，肖连长降职了，我偷偷地哭了好几回。再后来，张作富、寅大没了，你又悄没声儿地回北京了，真是让我心里憋得难受。我就想，难道我们八连就这么在玉希莫勒盖一直让团里着急吗？我就把排里的骨干组织起来，拧着劲儿，扭成一股绳干，再累，累趴下了，大不了就是躺着睡吧。大家说我们是铁军，我是铁人。我挺自豪，我就想我要比现在干得更好，要对得起培养我的肖连长，要对得起提拔我当干部的左团长。像我这个家穷得连妹妹都给过人家农村来的兵，只有干才安神，只有干才对得起培养我的八连。”“望清，咱两个排捆起来互相挑战吧。”“那就一言为定。”
谭兵和李望清双往前赶。这时，从山头上传来了“呜呜”的狼嚎声。“这些狼，四季不断地嚎，其实是维护领地的意识在起作用。：”“你呀，真是精力旺盛，居然还在研究狼。”“象因齿而亡，蚌因珠而殁。作为常人，知识面宽点儿用处多着哩。其实，狼是群体动物，每个群体中有一只狼王，它是特定时期内地位最高的，也是最强悍的。我据此分析，刚才嚎叫的那个声低的具有震慑力的就是狼王的声音。可惜，我们的雪豹没了。那是只特仁义的狗，从来不咬穿军装的。”“别提雪豹了，让人伤心。”天空又飘起了雪花，转眼间，地上深色一点儿的冰面铺了一层白。
“谭兵，说是说，干是干，随着来玉希莫勒盖的时间越来越长，官兵的情绪真的不同以往哩，我感到兵还真是比以前难带了。比如隧道掘进，包括支撑的，被复的，只能用老兵。一来，老兵有经验；二来，老兵经历过生活的磨炼，无论水平还是意志都达到了一定水准。但是，这些老兵中还是有些具体事情没解决。有的当了七、八年兵，还是个团员；有的二十七、八了，还没对象；有的在部队干了这么多年，落了一身的病，这老师正常现象，但又隐藏着危机。如果不把这些人的精神调到最佳状态，战斗力还真的出不来。”“你我都是从义务兵过来的，说实话，刚当兵时流行一句话：第一年要入团，第二年好好干，第三、四年入党再提干。可我们在连队三年了，二百多个人，每年好几十个新兵，退伍时的共产党员占退伍人数不致百分之十，提干更是凤毛麟角。别看兵们就是那么一站一大排，其实都是人中的精英。几百个兵一个连队，他们研究的就是连里不到十个干部，说实在的，兵来自四海八方，心眼儿心就多种多样。要把兵的兴奋点集中在主要工作上，不是不可能，确实要花功夫。”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可从中悟出好些道理，还是说说今天我从新源回那拉堤路上的事儿。当时，我刚下长途车走了不远，就看到咱们汽车营拉油的车。问正在用心擦车的司机：上山吗？司机连头也没抬：你是咱们168团的吧？我说是，你能带我去那拉堤吗？司机说：车擦完了，你跟我走吧。我就把背包绑在车厢边儿的护栏上，提着包要上车。司机说：慢！他把擦车的线团放在车头上拉开门儿，收起驾驶室座位上铺着的一块儿黄毛巾说：我们司机经常在车上睡。显然，他是怕我弄脏了他的毛巾。车开了，司机见我是个干部，是往隧道去的，就说：隧道的兵真苦，你们这些当干部的要体贴兵们。我不吭声。兵就说：咱们在天山的兵，哪儿有社会地位！山上的人脸黑得不愿下山。下了山就成了关注的焦点，被人家看猩猩似的。比如我，开个车，算是牛的吧。也受气，也让人瞧不起。昨天我从昌吉刚出来，就有一个年轻女孩儿招手要搭车。连里规定不准搭地方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