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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翻译家王汶-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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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子; 往事不妨回首
我一提“往事”,也许有人就会说:“是不是又要开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了呀?”

  唉,不对,不对。你没看见这“妨”字吗?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不妨回首。

  我根本不想从个人角度来个什么忆苦思甜,我已有幸跳出了那狭隘的思维范围,跳出了自我,如今回顾那历经几个朝代的往事,我仿佛是站在一旁,观看俱有不同时代特点的历史小故事。那一切,距离现代的情况实在太远了,所以有些中青年读者也许会认为那全跟天方夜谭一样,是编造出来的。其实不然,我保证,那都是我的亲身经历,牵涉到我的生活、学历与时代及历史的关系,我的婚姻与时代及历史的关系等等。很值得回味,而且相当有趣。真的,往事不妨回首!

  我生于1922年,到如今,经历了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的伪满时期、日本投降后的国民党时期乃至解放后的新中国。屈指算算,已度过了几个朝代!

  回顾往事,我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家庭生活、婚姻状况,乃至事业前途,任何时候都与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和祖国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人生命运和道路不是我自己想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不是我自己想怎样走就能怎样走的,我的个人生活必须要在当时历史背景的大舞台上来演绎。每当想起这些事,我总是不由地深深地感慨!所以祖国一定要强大,国安民就安;国泰,人民就幸福!

  不知怎么回事,这些日子我总是没来由的回忆起我那在温馨和睦的家庭中度过的幼年和少女年月;成为“亡国奴”时的痛苦而无奈的悲惨年月;国难中艰苦环境造成的我的不幸婚姻;解放后我的奋斗……

  在我前半生这几十年的岁月里,尝尽了人间的喜怒哀乐,甜酸苦辣,最终几乎把许多事情都看透了,想开了。

  我不时想起东坡居士<;水调歌头>;中那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附”。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人间的一切,变化多端。一切都是辩证的。

  好事有时能变为坏事,而坏事往往也能变为好事。

  如果我从小泡在蜜罐子里长大,没经受过那许多精神和物质上的打击,我就不可能具有较强的承受力。如果我没有那几十年的不幸婚姻,就不可能有使我十分满意的两儿两媳两孙。如果我没尝过“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的滋味儿,我就不可能练出做家务的全套“本事”,而且不会真正懂得,忘我的责任感是什么。如今我常常体会到,一个人有劳动能力,那是非常方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幸福。

  我对自己的前半生无怨无悔。如今,我终于盼到了国泰民安、中国人能扬眉吐气的时代。我一心想健键康康地多活几十年,多做点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亲眼看见祖国震惊世界的飞跃发展和灿烂前途,这是我们的最大幸福!

  无论是连绵阴雨,还是倾盆大雨,雨后出现在晴空中的那道彩虹,是格外的美丽!空气也显得特别清新!

  赶紧做几下深呼吸,一下,两下,三下;放松,放松,再放松......

  现在,我要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第二章    从我的父母讲起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的父母,因为,如果没有我的父母,世上就不可能有我这个人;如果世上没有我这个人,那还回什么首呢?

  您说,这话有道理吧?所以,在这里,我就从讲我父母亲有趣的真实故事开始吧!

  我父母亲超越时代的结合

  话说,大约九十多年前,1911年,正在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当时还叫做千叶医学院)学医的我父亲,和正在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院读生物系的我母亲,同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我父亲任医疗队长,我母亲是护士队长。

  后来,他俩恋爱结婚。在那个封建时代,公开恋爱,尚是特大的新鲜事儿,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甚至被小说家写进一本当时的畅销书——《留东外史》。 

  记得,我小时候,我母亲有声有色地给我们讲过一些那时的真实故事:

  他们怎样冒着生命的危险,乘船从日本前往武汉时,两条船中之一条被炸沉了。

  我母亲怎样在武汉桥头,手持大剪刀,追着男人剪辫子。现在,我一想到当时我母亲迈着她那双幼年时被强迫缠裹过,后来又由她自己解放了的、变了形的“四寸金莲”,高举一把大剪刀,雄纠纠、气昂昂地追在吓得魂飞魄散、四处奔逃的男人们后面剪大辫子的模样儿,就忍不住要笑,觉得那真像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

  辛亥革命结束后,同盟会的大多数人都到南京去做了官儿。

  我父亲因为有一年实习课还没上完,便回到日本千叶医学院去继续读书。1912年,父亲毕业后,回国到南京去找老战友宋教仁,想参加一份工作,干他的老本行。那时,宋已当上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总裁。想不到当上了大官儿的老战友,竟变得官气十足,见了我父亲,连站也不站起来,冷冷淡淡地打着官腔儿。耿直加上火爆脾气的我父亲,哪儿受得了这个!

  他冲上前去,就给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对宋说道:

  “你忘了吗?干革命的时候,咱俩总睡在一起,你身上的虱子都爬到我身上来过。这些事你全忘了?现在你竟对我这种态度,我无法再与你们合作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病人越多越赔钱的小诊所
我父亲一怒之下,离开南京,到苏州去开了一个小诊所。我父亲看病;我母亲管配药。

  诊所在苏州的十全街,房后有个小花园,园里长满了翠竹。春暖花开时,特别是梅雨中,春笋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每天吃也吃不完。

  我父亲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留洋归来的西医,又善于医治疑难病症,因此来求诊的人很多。一般情况下,这种私人诊所肯定会财源滚滚,大发其财。

  但我父亲是例外。

  我父亲虽是火爆脾气,但同时又善良得出奇,不管什么时候,一见到不幸的人,就心疼得要掉眼泪,马上千方百计地想法帮助他们。父亲曾经请一个德国人教我小弟弟德语,那人为了躲希特勒的*来到中国的,父亲就把我们的风琴送给了他,后来自己的西装也送给他了。

  到诊所去看病的患者之中,当然有不少贫病交加、穷得家里揭不开锅的人。我父亲不但免费给他们看病,免费给他们药,还送衣服给他们穿,送食物给他们吃。

  这样开诊所,还不得赔个底儿掉!

  果然如此。

  父亲的诊所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几年之后,终于关门大吉。

第四章    我在北京来到这个大千世界
诊所关门后,为了谋生,我的父母带着在苏州出生的我的大哥和二姐,千里迢迢迁往北京,投奔我母亲的一位长辈亲戚——孙宝琦。

  我称孙宝琦是孙太公。我没见过他本人。只记得家里有他的相片,相貌很威严,身穿大礼服,两肩一边一个“大刷子”,大礼帽上还竖着个“鸡毛掸子”似的玩意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当时,即北方军阀时期,他是国务总理。

  孙太公将我父亲安置在内务部,做了一个与父亲的专业毫无关系的小官儿。我母亲到女师大当老师。

  数年后,1922年,在中秋节前几天,已怀孕*个月的我母亲,正休闲地坐在摇椅上摇啊摇,不知怎么,一个不小心,从摇椅上摔了下来,于是我便完全被动地,稀里胡涂,哇哇哭叫着,提前来到这个既精彩又无奈的大千世界。

  最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把我生在中国的北京,使我成为一个中国人,而且是长寿的中国人,让我经历了国家从衰败到兴盛,从北洋军阀到新中国的几个截然不同的朝代。

  虽然我成年时身高达到一米六九,现在八十多岁了,也侥幸还没有“抽抽儿”,而且体重标准,气色很好,可是据说我小时候因为没足月,加上没有母奶吃,所以长得又瘦又小,面色铁青,还有点斗鸡眼儿,想像一下我那时的模样吧!唉!真难看!

  父母亲都是双眼皮大眼晴,这漂亮的基因偏偏没有遗传给我。我母亲的那个美丽的大酒窝,也与我无缘。唉!太遗憾了!

  再加上我特别怕热,夏天总起痱子和疖子,只好给我剃个光头,于是,我小时候就成了这样一个小丑丫头!

  幸亏长大后,还有个“女大十八变”……哈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这就是我的父母
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家住在位于北京东城协和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就是现在协和医院的附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屋外的那条能遮雨的小走廊,因为每年冬天,走廊里都挂着许多母亲腌的风鸡、腊肉、香肠、咸鱼什么的,地上还摆了一排腌雪里蕻和白菜的大缸。

  院子中间有棵大树,树下,在用竹篱笆围起来的角落里,养了几只母鸡和一只凶神恶煞的大花公鸡。

  我母亲性格刚强,遇大事临危不惧,在困境中总能冷静地想出一个自救的好办法;但她对生活小事十分马虎,有时,匆忙中,能一只脚穿黑鞋,一只脚穿黄鞋,便毫不察觉地跑出门去上班。

  母亲的外语天赋相当高。她青少年时期在日本读了十几年书,因此当然精通日语;后来,在哈尔滨又学了俄语,能与俄国人自由交谈。晚年住在美国,年近九旬时,还手捧英语课本,背英文单词。别人问她:“你都那么大岁数了,还学英语干什么?”她笑眯眯地回答:“如果我不会说英语,等我到了天堂,遇见英美人时,怎么说话呀?”

  幸亏我们弟兄姊妹几个人,在学外语的天赋方面都随了母亲,没有随父亲。否则我这辈子就当不成翻译家了!记得在从北京迁往哈尔滨时乘的火车上,父亲曾对餐车的俄国服务员说:“阿诺内(日语)......莫罗阔(俄语)......"后来被我们当做永远的笑柄。

  我母亲身边的东西总是随手乱放,她平时用的衣柜,一打开柜门,里面的衣物由于没放好,所以就稀里哗啦地往下掉。

  我父亲和她正相反。他的办公桌与抽屉之整洁,我至今还认为是全球第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住在伪满洲国的哈尔滨时,我母亲曾在我舅舅王绍鏊单线指挥下,做反满抗日的地下工作,每年专程到上海去几次,向舅舅报告当时的社会状态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全国解放后,舅舅从解放区来到北京时,曾对我说:“你母亲虽然为反满抗日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交给她的最重要任务——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她没有完成。否则现在她肯定会当上全国政协委员......”

  当我问及我母亲原因时,母亲反问我道:“如果我真打入日本特务机关,肯定我早已被捕,被处以极刑。那时,我扔下家里的半身不遂的病夫和未成年的*你,你们怎么办?”

  我听了,不禁哑然,无言以对。看来,我的政治觉悟也远远没有身为老布尔什维克的舅舅高啊!

  难怪现在在我们的老家江苏省周庄附近的同里,设有革命英雄纪念堂,纪念堂里供着我舅舅王绍鏊的相片,后来我儿子还去看过。

  由于我有个曾经当宰相的老祖宗,名叫王鏊,我舅舅立志向他学习,所以取名王绍鏊。他从小就有点儿“与众不同”,与小伙伴们一起玩儿时,总是当头儿。十六、七岁时,执意带着十三岁的我母亲官费到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来,我只知道他当过议员;一九三几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一九四几年,他作为*党派中国*促进会和中国*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领导了抗日活动,曾被蒋介石关在南京监狱里两、三年之久。七七事变前,被释放后,即奔往解放区。1949年初,北京刚一解放,舅舅就来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他担任首届中央财政部副部长。至于他的*地下党员的身份,

  直到“*”中他八十多岁去世后,才正式公开。连我,也是那时才知道。

  我父亲的性格与母亲截然不同。和舅舅也完全不一样。他办事非常细心,井井有条,整齐干净到近乎洁癖的程度。不知为什么,虽然他学外语特别费劲儿,但是头脑的逻辑性特别强,能言善辩;从来没有正规地学过数学,却能无师自通,在考官费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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