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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条件的中国人，大多早已离开沦陷区，我从父母的谈话中了解到，我家既无存款，又无处可投奔，只能留下。
父母亲都是日本留学生，加上恰巧母亲有几个奈良女高师的先后同学的丈夫，被派到哈尔滨担任要职，日本人当然想利用我的父母。
那时，因我年纪太小，所以过程及详细情况我无法了解，只知道，有关方面先是要让父亲当伪教育厅长，父亲千方百计地“婉言谢绝”。（据说，满洲国大大小小的官儿，全是傀儡官儿，一切一切都得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父亲在家里常常说：“有点收入，够维持生活就行了！”
他仍旧当他的医院院长，兼任市卫生科长。
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家里的氛围气氛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再也听不到父亲那“哈哈哈！”的爽朗笑声了。相反，他开始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有时自言自语：“气死人！气死人！……”同时他患上严重的高血压症，血压常高达200多。母亲虽然没生病，但是她不但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幽默、爱开玩笑，而且常常下班后，晚上在家里喝闷酒，放声大哭，嘴里不停地叨叨着：“我不愿当亡国奴！我不愿当亡国奴！……”我和小弟二人吓得躲在墙角里，不敢出来。直到后来，她开始在舅舅王绍鏊的领导下做一点地下工作，她的心情才好转一些。
伪满洲国时期的中国人，整天都是惶恐不安的，因为随时可能灾难临头。
母亲有位日本奈良女高师的日本同学，当时成了我们的大救星。因为她丈夫，恰好是当地日军方的一个高官。
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母亲常常可以办点别的同胞难以办到的事情。例如，她曾救出好几个被无缘无故关进监狱的中国人。
我最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是一位被母亲救出的学校男教师，出狱后，全家人到我家里来道谢，一进门，就趴在地上磕头。
父亲三番五次在工作岗位上遭到*，每次都全靠母亲在外面奔走、托人，才得到暂时的缓解。
1937年，父亲遭遇到一次更大的*，差点被日宪兵投入牢狱，心脏病和高血压症也犯了，只得歇病假在家里卧床休养。
1937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有人轻轻敲我家大门。
我和放暑假回到家里的姐姐二人，抢着去开门。
只见一个身穿旧长衫、帽子压得很低的“神秘人”站在门外，神色慌张地塞给我们一张破纸条，转身就匆匆地走了。
破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铅笔字：“他们想屈打成招，逼我诬告王科长私藏鸦片，我誓死不从。请千万多加小心。曲狂夫”
多么悬！多亏这位诚实善良的曲叔叔！我一生难忘他的恩情！
母亲立刻去找她的同学求救。同时，父亲也赶紧自动离职，再也没去上班。有一件事真是很奇怪，我总想要说一说。那时在伪满洲国，日本宪兵队和日本特务都是不通气的，有的宪兵队抓了人，特务机关并不知道，特务机关抓了人，宪宾队也不一定知道，而且互不相关，谁也不管谁的事，只管自己的。但如果给哪一方使了钱或送礼，他们也有可能给被逮捕的人说情，被逮捕的人也是有可能被放出来的。他们也有他们的人情。这些事我一直不太明白。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么凶恶，怎么也会这样？
这场大难算是暂时躲过去了。但是，父亲没有了工资收入，我家立刻落入可怕的经济困境。
第十二章 “九一八”事变等于厄运的开端
灾难陆续降临我家。我那与父亲一样爱整洁、聪明过人而且特别懂事的弟弟，因病早逝。他一直是我最要好的玩伴儿。他的突然离去，使我陷入前所未有的寂寞与孤单。这时，又因为家里无力为我交俄国学校昂贵的学费，我被迫辍学呆在家里自学。我难过得整天光想哭，但是，我知道，我绝不可以再给父母增添烦恼，因此，记得，我总在没人时，趴在自己小屋书桌上，偷偷地流泪。
仅靠母亲一人工资，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了全家生活，父亲必须重新找工作。这谈何容易！不管父母怎样各处送礼、求人，父亲还是赋闲在家好几个月。
1938年7月，位于东北吉林省珲春的中苏边境上，发生张鼓峰事件。张鼓峰，位于原苏联、中国和朝鲜三角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张鼓峰事件的起因，是当时日军想通过张鼓峰进攻原苏联，因而发动偷袭原苏联。后来遭到猛烈反攻，以失败告终。
当时的珲春县，即今天的珲春市，正处于那块是非之地，无辜经历了炮火的恐惧。稍有办法的伪官员们，全以各种借口逃离该县。因此，珲春县县长的职务便成了无法补上的空缺，成了长时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
我父亲得知此消息后，想法活动到珲春县长的职位，他毅然离开温暖的家，前往珲春赴任。父亲本来是个一心治病救人的医生和院长，忽然当起县长，县太爷，父母官。
反正当时我也是呆在家里。因此，我也就有机会到珲春去陪父亲住了一个时期。
当时的珲春，有几件事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茂盛的绿色植被，到处是绿茵茵的树林和青草，空气非常清新。大自然情趣浓厚，风景很好。
生长在松树林里的野猪的肉，大该是因为活动量大的关系，全是瘦肉，而且因是吃松籽长大的，所以有一种特殊的松籽香味儿。
那时，县政府办事处有一位年轻的朝鲜族女职员，温柔又秀丽，长得真叫漂亮，我对她印象很好，我们交上了朋友，至今有时我还会想起她的模样儿。
那时，珲春的居民，大多是朝鲜族人，与汉民同样过着亡国奴的苦日子。
父亲从救死扶伤的医生和医院院长，变为善良仁慈的父母官，虽说职务完全不同，但却使我有异曲同工之感。
他又开始向我说起，哪家哪家如何如何“可怜”，需要帮助。“可怜！可怜！”这句口头禅，又回到他的嘴里。他经常心疼一些人，心疼得掉泪。有一次，珲春下大雨，许多居民区被水淹泡，父亲穿着胶鞋，淌水到一家家去慰问，解决实际困难。
伪满洲国大大小小的官员，无一例外，全是傀儡官儿，必须绝对服从日本下级的指挥。为了卫护中国老百姓的利益，父亲不得不经常与比他权力大得多的日本股长争吵。
终于有一天，父亲被他手下蛮不讲理的日本股长气得倒地中风。
母亲带人到珲春去，将他抬回哈尔滨。有些老百姓自发地夹道流着泪送别爱护他们的老县长。
从此父亲瘫痪在床。几次三番，当我们喂他水喝的时候，他拚命咬住杯口，想咬下一块吞进肚里，因为他不愿拖累家人，试图自尽。一次又一次，我跪在他身旁，苦苦地哀求他为了我们活下去，我们不能没有他呀！
我家陷入更无耐的困境。
当时的情况：我母亲白天上班，下班后服侍病父。我大哥始终音信皆无。有小儿麻癖后遗症的三哥，被日本人抓去，送到远郊区去当劳工挖战壕。姐姐早已嫁到南方，住在上海。我知道，我责无旁贷地必须肩负起全部责任。白天，除了看护父亲，照顾他洗脸、洗手、喝水、吃饭、大小便等等外，我得洗衣做饭、劈柴生火、喂鸡、种菜……无论多么苦，多么累，我也必须咬牙挺住，我必须千方百计地帮母亲撑起这个家。
就在那时候，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责任感”。我懂得了，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要多为亲人着想。在当时的各方面条件下，没有什么更好的医疗办法治疗父亲的病，医生朋友只能隔一个时期来给他放一次血，再就是控制他的营养。每天只给他吃高粱米粥。直到今天每当想起这段生活我心如刀割。
当时在伪满洲国，中国人的主食，实际上也都是高粱米和玉米茬子，当时中国人是没有资格吃大米的，只有日本人才可以吃大米、白糖等所谓比较高级的、正规的食品。如果谁家发现了一粒大米，马上全家就会遭殃，被当作经济犯给抓起来，像犯了经济罪。可是我呢？当时却还能吃到一点营养，这可全靠我的母亲的自力更生，她在什么危机的时候都能想办法来解决困难。
当时我父亲病了以后，我们家的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后来我们家整个菜园子都荒芜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不但果树上不再结又大又甜的果子了，而且树枝完全被虫子的网子给罩住了，都被害虫给吃了，没人管理了，菜园子也荒芜不种了，后来我们的小动物园也完全变了，所有的观赏动物全都没有了。
在我们家的房子的一端，有一个好像是现在人们说的太阳房吧，房子的三面都是玻璃窗，中间是一个花厅，夏天养花。我们常在那里吃饭。可是我父亲生病以后，我母亲为了给家里增加点营养，就在花厅养了80多只大白鸡，那个花厅就变成养鸡场了，当时喂鸡和收拾鸡舍都是我的事情。当时我记得一支凶恶的大公鸡跳起来，在我的右边的眼皮上咬了一口，如果仔细看那个疤痕到现在还有呢。我母亲养鸡做什么呢，除了拿着鸡蛋吃以外，还拿着鸡蛋到种玉米的农民那里去倒换新鲜的玉米，也去到养牛户的俄国人家换黄油，或换牛奶。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地。
可是那时连人吃的粮食都没有，我母亲拿什么喂鸡呢？我母亲总是有办法，每隔一个时期她就要到农村去一次，向农民收买草籽，拿那个草籽来喂鸡，所以隔三差五的我母亲就给我烧雏鸡吃，都是半大公鸡，大部分的公鸡都被吃了。母鸡留着下蛋。
我又说远了。现在回来接着说生病后的我父亲。一般说来，有许多患重病的老人，往往喜欢对家里人乱发脾气，但我父亲是例外。他特别不自私。我记得，不管他在多么难受时，也不忍心给家里人添麻烦，甚至要大小便时，都不忍心叫我。总是笑咪咪地望着我。唉！可怜我父亲，这么好的一个人，不幸生不逢时，一生坎坷！想到这里，我不禁心又要碎了！
我姐姐也同样是个有责任感的人。为了给家里寄钱，帮助家里度过难关，运动员出身的姐姐王渊（Jane Wang Holm）在上海给电影明星李丽华当配角，演电影，在舞台上表演草裙舞，直到她由于疲劳过度和节食减肥，患上营养性肝炎，大病一场。
怎么办？在经济方面，我能有什么办法帮助家里呢？
我向母亲提出，我想出去工作。母亲伤心地说：“你会干什么？你想去给哪个大官儿穿、脱大衣，还是给哪个局长倒茶啊？”
我哑口无言。。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三章 躲不过去的婚姻
世上的有些事，确实无法预料。
我的父母亲在二十世纪初，曾经超时代地自由恋爱结婚。照理说 ，一切一切都是应该不断前进的，却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他们的女儿，反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到十七岁就不得不订婚，走了回头路，尝尽了比他们落后几十年的痛苦的婚姻滋味儿。但这能怪谁呢，我的婚姻是在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亡国奴身份的压迫下被迫成就的。如果当时国家不是那样的悲惨状况，怎么会是那样的情况呢。当时，在东北，女孩子们十几岁就都有了婆家。
从我十一、二岁起，就不断有人找我父母为我提亲。大多是伪满洲国的大官儿们。都是什么什么长家里的“公子”。记得，有伪道尹，还有开当铺的大老板。反正全是我家得罪不起的人家。
我父亲的原则是：一，不可把我嫁到大汉奸家；二，不可把我嫁到奸商家。父母只好对外谎称，我早已与我南方的表哥订婚，而且在我十三岁那年初夏，真把我送到苏州的远房姨母家去暂住，准备秋天考入景海女中读书。
姨母能烧一手好菜。按照南方的习俗，尽管家里有好几个佣人，姨母仍旧亲自下厨。回想起姨母拿手的几道家常菜，如油豆腐塞肉、东坡肉、红烧仔鸡，真要不由自主地馋涎欲滴，因为我怎么也做不出那么好吃的味儿。现在想想，也许是因为所用的原料就不同吧！那个猪肉跟现在的猪肉不一样。
虽然饭那样好吃，但是，我仅在姨母家住了不到半个月，就渐渐感觉出空气的沉闷。姨母是个性格十分软弱的人，常常在我和我姐姐面前哭诉，姨父怎样欺负她，虐待她。我们听了这些话，虽然同情，但又怎样来帮助她呢？
还有使我更难以忍受的事！
我表哥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少爷，暴躁而霸道。有好几次，我看见表哥为一点小事，手持木棍，追在买来的丫头荷香后面打。荷香年纪与我差不多大，又黄又瘦，一付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