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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营养不良的样子。我看到那情景，气得肺都要炸了！但我是住在别人家里，我没法管。我对表哥产生了难以言表的憎恶感。到我现在还能记得他的模样。他们家有三个丫头。
我实在无法再在苏州住下去。于是，快开学时，我还是以水土不服为由，回到哈尔滨。
我又回到俄国学校继续读了两年，直到父亲失业后，我无力教学费而退学。
父亲卧床不起，我辍学在家服侍病父的期间，我的婚姻问题不但仍旧纠缠着我家，而且越来越糟糕。
自从父亲从珲春回到哈尔滨后，不知为什么，有个姓比佐的日本年轻小伙子经常到我们家来。后来，索性住到我们家客厅里了，住了有一年多。此人长得虎腰熊背，膀大腰圆，据说，他精通柔道和剑道，一般，几个人也打不过他一个。
他对我们倒很有礼貌，很客气。不过，我母亲悄悄地告诉我，此人是日本当局特地派来监视我们的，以后说话要格外小心。
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一位日本老太太突然手提礼物，来拜访我母亲，说她儿子比佐爱上了我，非要娶我不可。我当时害怕极了，他二三十岁，而我才十五六岁。
这下子可把我们一家吓坏了！母亲只好又谎称，我早已与别人订婚，借此婉言谢绝。记得比佐的妈妈还拿着礼物来了，当时侵略中国的很多日本人都带来了家属。她们表面还算客气，可能是因为我母亲有那么多日本同学的关系吧。不过我们还是时时刻刻都感觉着危险。
这回，不立刻给我找婆家不行了。原则还是那样：一，不能嫁到大汉奸家；二，不能嫁到大奸商家。
这时，恰好我孩子的爷爷和大姑在教会看见我后，看上了我，前者想让我成为他的大儿媳，后者希望我嫁给她弟弟S，因此他们二人总到我家来，看望我的父母，照顾我家。S 的父亲是汇丰银行行长，不是大汉奸，也不是奸商，而且喜爱读书，写的一手好字，很有学问。S的姐姐是我姐姐的老同学，不但精明强干，而且人非常好。（一直到现在我们还跟生活在日本的她关系挺好的，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是，理所当然地，他们家就成了我家为我选婆家的最佳人选。
我和S，爱好还是挺一致的，都喜欢文学、艺术、音乐，就是性格不同，整个价值观、生活习惯、意识形态等许多事情也都完全不同。这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生活背景有关。我当时之所以结婚完全由于当时生活状态所迫，可是没想到，S和她的姐姐完全不一样。他有才华却不去发展，有点桀骜不逊，玩世不恭。而我则是非常认真的人，和他大相反，甚至格格不入，但即使这样我也一定得坚持下去，我要躲避日本人，我要挽救行将衰败的家庭。
当时，S 和我一样，也是十七岁，尚未成年。他是他家最受宠爱的宝贝长子，长孙；一直在日本读书，日本小学和日本中学毕业后，刚刚进入日本庆应大学预科。
放暑假时，S回到哈尔滨。我们见了几次面后，两家就为我们两个尚未成年的小孩订了婚。
他父亲问我母亲，要什么彩礼。我母亲回答：
“什么金银首饰全不要！唯一的要求，是供小汶继续读书。”
对方当然同意。
于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实际上，那时我也只有这么一条路可走。对于所谓“爱情”，可以说，那时我还没开窍呐！只知道我必须定婚结婚。这家比别家更合适一些。也可以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其他问题。我一心想的，是如何义不容辞地用弱小的双肩撑起我的家，如何使我可怜的父母过得更舒服一些。这样一场由时代造成的婚姻，几十年后自然理所当然的以离异告终。这其实谁也不能怪，怪就只能怪当时的社会和时代。
不管怎么样，我订婚后，我家的生活总算有了保障。他家热情地帮助我家，还不仅因为亲家关系，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
我订婚后，过了不久，他父亲与其他许多当时住在“伪满洲国”的中国人一样，突然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被日本宪兵逮进牢去，关了起来。全靠我母亲出面为他奔走，找日本同学帮他求情、花钱疏通等等，才将他救出。
他父亲与大姐本来就和我母亲情投意合，经过这次涉及生命的大事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变得更深了。而在经济与生活上帮助我家，好像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第十四章 难忘的日本学校
我定婚后，考入哈尔滨俄侨北满学院。那时，工科已不招女生，只有商科招女生，因此，我只好进了商科。老师大多是俄国人，用俄语讲课。既然是商科，当然尽是会计学什么的，反正全是一些我最不感兴趣的功课。
我只勉强念了一年，就退学了。跟着Ｓ到日本留学。那是我20岁的那年。
孩子的大姑毕业于日本东京自由学园高等科，据说，那是一所颇具特色的好学校，因此，我一到东京，就参加了学校的入学考试，并且顺利被录取了。
成了这所学校的学生，我得知这学校确实与众不同，该校的创办人羽仁モト子是日本有名的教育家，创作和出版了大批教育学专著，她自己担任校长一职，她的丈夫羽仁先生则担任副校长，把这所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声在外。当时日本有不少社会名流子弟，包括日本首相子女也在这里上过学。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尾崎菊子的祖父尾崎行雄是孙中山的密友，我在日本上学期间一直就住在尾崎行雄的女儿佐佐木夫人的家里，屋子很大，当时还有十来个中国学生同时住在她家。在她家我还亲眼看见孙中山先生写的一个大牌匾挂在厅中，上面写着“天下为公”。日本著名亲华政治家尾崎行雄的孙女，直到两三年前，我还与她保持着书信联系，很是难能可贵。
虽然由于翌年我回国探亲后，再度赴日时被拒绝入境，被原船押送回国，因此我只有缘在自由学园呆了一年，但这所特殊学校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非同小可。可以说对我的性格和生活习惯所产生的影响超过我以前上过的所有学校。
可惜我未能读到毕业，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是在自由学园毕业的女生，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度与气质，朴实大方，积极向上，精明强干，事业有成，生活能力特别强。
举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自由学园毕业生，孩子的大姑马迟伯昌，（她的丈夫姓马）今年已经90多岁，仍然孜孜不倦地在经营着她于数十年前在东京创办的《华都饭店》，饭店在东京口碑颇佳，不少到日本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到华都饭店参加过宴会或吃过饭。
马迟伯昌至今还在用日文写作，先后出版过二十几本介绍中华料理的著作，并且在家中和日本电视屏幕上教了几十年的中华料理，深受广大日本读者和电视观众的欢迎。
现任日本皇后美智子结婚前也曾经是马迟伯昌的学生，摆在华都饭店大厅里的钢琴，是美智子当年送给华都饭店的纪念品。日本前首先安倍的夫人也曾是她的学生。中华料理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以及自由学园毕业生马迟伯昌的人格魅力可想而之。
我就读时，自由学园分为男生部与女生部，设有小学、中学和高等科。除音乐课外，其它课程男生与女生都是分开上课。我就读那年，音乐课上正排练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乐队由全校选出的精通乐器的学生组成，我被安排在合唱队中，唱欢乐颂。与其他学校相比，自由学园音乐课的水平真算是够高的。
这所学校还有许多令人惊讶之处，譬如，诺大的学校，除老师之外，学校里竟然没有一名非教学职工或工友，一切管理工作与清洁卫生全部由学生轮流负责承担。而全校从上上下下，被管理得井井有条，里里外外，犄角旮旯处处干净得一尘不染，可以说使我从心底里感到佩服，我暗自下决心学习他们的优点。
记得每周一早晨都要举行朝（zhao）会，羽仁老校长坐在台上，副校长羽仁先生坐在她旁边，先是由上一周负责管理校务的几个学生鱼贯登台，向校长禀报一周来的工作情况，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有时还会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遭遇到的某些小小失误，随后是本周轮值负责的学生委员登台讲话。我的感觉是有些日本人其实特别真诚，特别认真。他们之中有左翼，有右翼，也有好人。并不都是军国主义。
女生除普通课程外，还有缝纫课，我至今依然记得当年学过的日本休闲和服的缝制方法。
每天中午，由分到烹饪课组的学生负责做饭，厨房很大，非常干净，学生们一般制作的是营养搭配合理的，比较简单的西餐。
我在哈尔滨俄侨学校读书时，学校的清洁卫生完全不要学生插手；而中国学校则大都每周或过一时期便组织学生突击大扫除。在自由学园，却是每天放学前都要做大扫除的。全体学生被分成几个小组，有的擦墙，有的擦玻璃窗，还有的擦地板，每人手中握着一块沾有专用清洁液的抹布，在组长“一二！一二！”的口令声指挥下，动作迅速地擦拭那原本就已经很洁净的墙壁、门窗和地板。快极了，各人分工，每人就擦一小条。
擦地板必须跪在地上擦，学生排成一排，跪在地上，在口令声中整齐而飞快地边退边擦地，直擦得地板一尘不染，光可鉴人。
不用说，校园也宛若一座小花园，日式的庭院布局映衬着整洁的校舍。
这就是留在我脑海中的我的学校，自由学园的形象。
第十五章 幼稚爱国的代价
翌年，我回国探亲，一想到暑假后需要重新赴日继续我的学业，就有一个使我非常难受的问题，耿耿于怀，无法摆脱。
那便是，轮船抵达神户港，上岸之前必须接受登船海关人员的询问，当问及国籍时，我不得不说：“我是满洲国人。”
我感觉，这等于是说：“我是个亡国奴”，真真是奇耻大辱，令我难以启齿。
我有个姓徐的小（学）同学，她父亲是当时的北京教育厅负责人，于是我便“灵机一动”，想出个“妙招”，借去北京旅游之机，找到那位同学，求她父亲给我办了个中国留日学生证，天真地以为，这样一来，我便可以以中国人的身份到日本读书，船靠日本时，我自然可以挺直腰板说：“我是中国人了”。那时候挺天真的！
开学前，我带着中国留日学生证乘海轮再一次抵达日本神户港。
面对登船检查的日本警察的询问，我坦然回答道：“我是中国人”。
在今天，这是何等理所当然的事实，但是在那六十几年前，我们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我是中国人”这表明真实身份的五个字，却给我这个可怜的中国人带来一场灾难。
日本警察盯着我打量了几分钟，一甩头说：“你站到那边去”。
接下来，警察宣布不准我上岸，并且把我关在船舱里软禁了三天，随后便原船把我押送回国了。这便是我幼稚爱国的代价。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能说！读者也许不明白，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还要到日本留学呢？因为当时我到日本去以前，我能够分清楚，日本帝国主义和善良的日本人民不是一码事，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不是一回事。
今天想起来，我那次的举动实在太幼稚了，因为当时沦陷的北京，与伪满的中国人岂不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北京的中国人与伪满的中国人同样忍受着国耻之痛苦。
很多中国人，都在这种痛苦中找出路。
听说，就在我被押送回国的同时，伪满“驻日大使”的女儿是带上手铐，被日本兵押送回国的，可能她的“罪行”比我还要大吧！这个大使姓冉，我想因为女儿的缘故，这位大使后来也一定不会得到好的结果吧。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人悲惨的命运，当时中国人走到哪一个国家都是不受尊重的呀。我深深体会到国家的命运就是个人的命运，国强国人才强，国弱国人就抬不起头。
回到哈尔滨家里后，我当然只有听天由命。
结婚，生孩子，一天天精神空虚地过着平庸而无聊的小日子，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