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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白描手法老到，人物形象饱满，呼之欲出
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与其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息息相关。能够传之后世的佳作，其人物的形象，必定栩栩如生。“香艳日记”正是这样的作品。而让人拍案叫绝的是，韩局长刻画人物，舍弃了酸气冲天的“修辞”“渲染”“铺陈”及华词丽句，全用白描手法，而“奸夫*”“混世魔王”“欲海*”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刻画得最为成功的，当属日记主人韩峰，与他的“铁杆粉丝”谭善芳。韩峰的形象，就是“喝酒”之后做床上运动的“运动员”形象，也是关注女人下半身的“动物”形象，在此不必多费笔墨。只说谭善芳。
谭善芳这个形象是极具代表性的——热衷于肉体的*，并用肉体做武器从男人处捞取好处。日记中关于女人的那点事，大都与谭善芳有关。从在她结婚之前，却跑到韩局长的床上行鱼水之欢这件事来看，她是有意要给未来的丈夫戴上一顶高高的绿帽子的——我想她大概绝不是因为“恨”，纯粹是“*中烧”，可能患有“性亢奋”症。韩局长在数篇日记中记载关于谭善芳的，全是两人“不辞劳苦”地*，甚至于谭善芳来了例假，也照干不误。潘金莲的“淫”，也不过如此。韩局长真不愧是“网络顶级写手”，随手一点，不费心思，一个在*中乐不思蜀的女子形象，如在眼前。
另一个刻画得成功的女人形象，是杨淑红。开始我们看到她“欲把琵琶半遮面”，半推却不半就：“叫杨淑红来，她也来了，11点半看完回到酒店，叫杨（杨淑红）来房间，她有意思，但不敢来”“晚上叫杨淑红来，她很想来，但她还是忍住了。”“不敢”和“忍”，说明韩局长观察细致，明察秋毫，了解女人心理之外，其实也可以看出杨淑红的隐秘欲望，偷腥的快乐早把她的春心挠得直痒痒。几个回合之后，杨淑红“散会后来房间，碰了她了。吃了饭，她还暗示和她*，没时间了，以后再说。”这时的她，丢掉了先前的羞耻感，变得积极主动起来，要向韩局长供献自己美妙的肉体。到了最后，自然是水到渠成，原来羞怯的小羊羔变成了急欲交欢的发情母猪：“晚上去杨淑红的房间，和她做了一个晚上的爱，她功夫还好，上下都厉害，嘴巴功夫实在了得。”
其他四位与韩局长有一腿的女人，韩局长对她们的描述虽然只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但无不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把人物的形象，描绘得纤毫毕现。
整个“日记”是名副其实的“日”记，足见韩大局长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心态。把自己的喝酒受贿玩女人记下来，是否想在入土之后，留给后人传于后世，以供文人学子学习借鉴耶？恐怕不是。只不过是想说明自己活得潇洒、玩得开心不白来这人世一趟而已！
无论如何，韩局长的文学才华不容抹杀，其“作品”的现实性与艺术性，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说它是当代文学的巅峰之作，代表了当代文学的成就，应该不是子虚乌有之妄捧。让它走出中国，冲出亚洲，奔向世界，捧回“诺贝尔”之金杯，应是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
男人境界：做人八分毒（1）——乱弹《东周列国志》之郑庄公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先生眼里的“豪杰”与“丈夫”——也就是真男人，应该是有情有义的，只有一副歹毒心肠的男人，虽不是禽兽，但也绝对称不上“男子汉大丈夫”。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乃人之常情，可如果男人只有一副菩萨心肠，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妇人之仁”，大概是称不上“英雄”的，也成不了大事。厨师的祖师爷易牙有点毒，他毒得无能也无耻，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且烹煮儿子之肉讨好想尝人肉的齐桓公，这种毒，禽兽也不屑为之。项羽有点毒，他毒得窝囊，没有毒到骨子里，也毒得没有水准——坑杀降兵降将不是“英雄”所为，他也不应该在不该仁慈的时候讲仁慈，也就是他的叔父所说的“妇人之仁”，最终乌江自刎，这是他最好的结局。*倜傥的周瑜也有点毒，他毒得低能，他的毒既阴且柔，可还是毒得不是那么彻底，毒的方法也不对劲，又看重面子，心胸也不是那么宽阔，被诸葛亮活活给气死，死不瞑目，又有什么办法呢？曹操的毒，不但毒得彻底，而且毒得“技艺精湛”，杀伯奢，刺卫士，诛杨修，逼献帝……挡自己财路者死，挡自己生路者死，挡自己官路者死，哪怕只是自己的无端生疑——他毒得让人咬牙切齿！
但有一个人毒得可爱，他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郑庄公。
说郑庄公毒得“可爱”，是因为他的“毒”能让天下人不能说他“毒”。
郑庄公有个不太文雅、没一点文化水准的名字，叫“寤生”。“寤”者，睡梦也。用现在的话解释一下，就是“睡梦中生下的（儿子）”。给他取这名字的，是他的妈妈姜夫人。一个女人给自己的儿子取这么一个“怎么生就怎么取”的名字，可见对自己的儿子是多么地厌恶。女人在睡梦中产子，并且生的时候还一无所知，早上一觉醒来，才吃惊地发现有个婴儿在床上，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姜夫人自然被吓了一跳，对儿子的反感顿生——一个婴儿不声不响、还让当事人没一点感觉就“溜”了出来，放到哪个女人身上，恐怕都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寤生”这个在她看来充满不祥之兆实际上却光芒万丈的名字应运而生。既然有先入为主之见，姜夫人对自己生下的儿子，大概是没什么好脸色的，但因为好歹是自己身上的肉，也就只得勉为其难，把他抚养成人。可自从生下二儿子“帅哥”（一表人才，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共叔之后，母爱的天平就自然而然地倒向了共叔一边。
在春秋战国时期，直至后世的封建半封建社会时代，按照当时的礼制，王位的第一继承人，都是大儿子，除非采取非常手段（像唐太宗李世民），否则，哪怕只是晚生一两分钟的儿子，就别想爬上龙椅宝座。“寤生”因为是当时“独秉周政”的郑国郑武公的大公子，已经被公认为是“法定继承人”，郑武公一完蛋，“寤生”入主“龙宫”，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可姜夫人不干！姜夫人要让共叔做王，“寤生”这个“扫把星”是万万不可在共叔头上撒尿拉屎的。于是她翻动起三寸不烂之舌，在郑武公耳旁吹枕头风餐桌风堂屋风，煽阴风点鬼火，说共叔是如何的英俊潇洒富有文才武略，“寤生”是如何的猥琐无能不堪大用。但郑武公不是“气管炎”，不是“唯美是图”的昏庸无道之人，耳朵也不软，不是川渝人所谓的“粑耳朵”，目光也不短浅，知道废长立幼可是后患无穷，人人得而诛之，况且也没先例可循，不能也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断然拒绝了姜夫人的要求，立“寤生”为“世子”，也就是王位继承人。姜夫人的美好愿望“总被风吹雨打去”，瞬间化为泡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自然就是她的宏伟蓝图，那个郁闷哟，非“怏怏不乐”所能形容！但姜夫人并没有死心，在老公归西“寤生”继位之后，她想方设法要把共叔的封地搞得大一些，并且要封在京城，被“寤生”也就是郑庄公拒绝之后，以“若不允，惟有逐之他国，使其别图仕进，以糊口耳”相要挟，郑庄公当然不肯给大家留下“相煎太急”的把柄，也不能太逆母亲之意（违母之命，可会给别人留下*的口实），被迫把自己眼皮子下面的京城分封给了弟弟共叔，卧榻之旁能容他人酣睡，郑庄公的心胸可谓开阔之极。
郑庄公不聋不盲，他对自己老娘的所作所为所想，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里，《左氏春秋》《战国策》没有对此做过任何说明与叙述，自然，《东周列国志》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记叙与刻画。整个事件，给人的印象是，郑庄公是个孝子，有仁爱之心，有人性，他回答大夫祭足反对分封京城给共叔的话——“我母之命，何敢拒之”——蒙蔽了所有人的耳朵，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实在是个“唯母命是从”的大孝子，而其后的富有戏剧性的“掘地见母”，让铁石心肠的人都感动地流泪。可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这其实是他的阴谋，也正是他的“毒”的体现。
不管在哪个朝代，尊重母亲，听母亲的话，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孝子，是对每个人的道德要求，特别是对于处于高位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逆子是人神共愤的！一个不尊重母亲、不听母亲话的人，是没有资格没有本钱管理别人的，就算有幸登上了宝座，别人也能以此为借口*他，拉他下马。郑庄公虽然“出生不好”，可他却聪明得很，给大家留下了“孝子”的美好形象，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做了这样的铺垫，郑庄公开始了自己辉煌的政治生涯。
对于母亲姜夫人和弟弟共叔要造反篡位的阴谋，郑庄公一开始从母亲执意要把京城封给弟弟，就已经有所察觉，甚至心里亮堂堂。可母亲和弟弟的造反态势又不是那么明显，只是在酝酿，不好下手，只能暂时按兵不动，以待时机。他手下的文臣武将以为他是个“傻老冒”“二百五”，提醒他劝谏他，给他出主意出计谋，要他未雨绸缪，铲毒瘤于萌芽。见郑庄公无动于衷，个个急得尿滴。郑庄公那时心里肯定直乐，想那些人真他妈的“井底之蛙”，一群笨蛋。玩他们玩够了，才一语道破天机：“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为……待其造逆，明正其罪，则国人必不敢助，而姜氏亦无辞矣。”原来他所有的隐忍，都只不过是为杀弟搞个名正言顺以封天下人之口！从他故意给母亲和弟弟造成造反可以成功的假象，并且是在诱使他们造反来看，他其实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的——也可以从弟弟共叔造反失败自杀之后，他把母亲异地安置发的誓言可以看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做儿子的对妈妈说“咱们死后见”，这种怨恨，不是彻骨的，又是什么？
郑庄公与手下人搞了个计谋，说自己要往周朝去“面君辅政”，国家由那个叫祭足的监理，成功地将母亲和弟弟拉到了造反的前台，并使他们按照自己预先设计好的路线走，共叔最终一败涂地，只好骂了一句老母亲“姜氏误我”，自杀身亡，玩完了。不，是被他亲爱的哥哥给玩完了！
共叔其实是可以不死的。只要郑庄公稍一警告，或者展以实力，又或者把他弄到偏远之地，共叔极有可能寿终正寝。可从人性角度来看，共叔又是必须死的。首先，不管怎么说，共叔的存在，始终对自己是个威胁，因为，那个母亲是站在他那一边的，况且他的手下，也都是一些追逐名利之徒，实力也不可小觑；其次，童年和少年、青年的遭遇，应该在郑庄公的心里，烙下了挥之不去的痛苦印迹，一个长时间受到歧视、得不到母爱的人，当然会对夺去他尊严和母爱的人产生心理上的反感与痛恨，即使错不在对方——共叔不死，这说得过去吗？郑庄公最终是完成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心愿，但没有人能说什么，更没理由对他加以指责。因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哥哥弄死弟弟，是多么的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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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与狗不得入内
据环球网3月21日报道，浙江临安年近五十的农民老陈去年6月26日在给一徐姓的别墅搭墙面时，被主人的藏獒咬伤。老陈于今年1月向徐某索赔三万余元。在法庭上，被告的律师反问老陈，“我们是高档住宅区，你这种身份低下的人怎么可能进来？！”
又据报道，黑龙江民工王建民腹痛难忍被“120”急救车送往同仁医院，因身无分文，院方拒绝救治。次日凌晨，王被发现死在医院厕所门口。庭审法官认为民工身份的王建民不应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理由是北京同仁医院不是流浪人员、农民工的定点救治机构。
看到这样的新闻，一切善良的人都会拍案而起，为这个社会的不正常。如果说，上面那位律师的话多少包含有个人感情，反映的是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的话，那么，下面这位庭审法官的看法，就让人感到后怕，后背发凉。虽然事件不同，但受害者的身份相同，都是农民工，而律师认为，作为农民工，没有资格和权利，进入“高档住宅区”；法官认为，作为农民工，没有资格和权利，进入“同仁医院”得到救治。社会的冷漠，与公权的歧视，编织了一张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