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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认为，作为农民工，没有资格和权利，进入“同仁医院”得到救治。社会的冷漠，与公权的歧视，编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处在底层的农民，包裹得严严实实。
我们这个社会“病”了！
这种“病”，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来自于母体的遗传，来自于两千年的历史浸泡。人以三六九等划分，存在由社会地位特别低下、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所构成的贱民等级，是封建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贱民等级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早已存在，从商周就已经开始。孔子的所谓“儒家思想”，对于等级有着较为详细的说辞与定位。汉代一代大儒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把等级观念推到了极致，影响深远。到了明代，封建国家的法律开始对人民区分良贱。清代时，封建国家才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贱民的范围，把奴婢、堕民、丐户、九姓渔户、蛋户、佃仆、隶等统统归于“贱民”。统治者从住房、服饰、器具、车马等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人民严格按照等级划分，住该住的屋，穿该穿的衣，用该用的器具、坐该坐的车，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去该去的地方，否则就是越轨，为当时的社会与法律所不容。因为不平等，下层的“贱民”希望改变现状，冲突就不可避免。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矛盾、冲突的根源都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鲁迅先生把封建社会的这种制度称为“人吃人”的制度，其见解是极其深刻的。
正因为这种“人吃人”的制度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平，无数仁人志士为打碎“铁屋子”上下求索，力图进行社会变革。孙中山先生的“三*义”，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剂良药，社会的天空显出了光亮。新*主义革命的成功，一度让广大人民看到了“平等”的曙光，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看上去已被彻底击碎。*运动中，封建的残渣泛起，直到现在，“臭老九”的历史印痕，在无数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因为脱胎于有病的母体，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仍延续着她的基因。改革开放，使大多数人从贫困走向了富裕，一些富人从经济领域起家，向政治领域渗透，不但把持着社会的财富，也把持着社会的权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维持等级制度的存在，就显得极其重要。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富裕人群成了大多数，那些“贱民”不再成为社会政策感兴趣的对象，成为了少数人而且没有影响力。以前那些为穷人说话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由于是代表少数而且没有影响力的人说话，使他们自己也成为少数派并且丧失了影响力。结果，政治家和学者都不再和这个社会为贫困所折磨的成员站在一起。上面的两则新闻，那种“高档住宅”与“穷人医院”的思维，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这些人有一种论调，就是认为：贫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穷人自身素质的相对低下，包括知识水平、努力程度等等，穷人自己对贫困的形成和积累难辞其咎。因此，他们强烈觉得穷人不配享有社会进步的成果，穷人最多只能获得保障其生存底线的一点点救济，并且应当对相关社会政策感激流涕，严格遵守等级划分，去“该去的地方”，否则就是越轨，就不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与支持。
律师的“高档住宅说”，与法官的“穷人医院说”，证明上述危险的论调已经渗入某些社会精英（经济学家、富豪、医生、法官，律师）的头脑中，并且依据此类偏见来行使手中的公共权力和私人资源，进一步迫使穷人去遵守如此潜规则。如果我们无视歧视穷人思维的蔓延，那下一个被断定该送“穷人医院”的会不会就是你我？
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和谐”，要让我们有“尊严”地活，如果不彻底清除母体上的病毒，口号喊得再多再响，“和谐”真的会成为“河里的螃蟹”，“尊严”也就变成了“蹲在茅坑里抽烟”。只要“高档住宅区”与“穷人医院”的说法存在一天，我们都有理由认为，“和谐”与“尊严”，只不过是“叫花子讨老婆——说着口香”。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痛苦记忆，让我们倍感屈辱，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侮辱与歧视，已经成为一段历史。现在，“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轮到了中国人对中国人（不要称什么同胞，虚伪得很！）开始了凌辱与歧视，虽然在“高档住宅区”与“同仁医院”的门口并没有竖着一块“穷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却更让所有的“穷人”心寒。而这一切，什么时候也会成为历史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男人境界：做人八分滑（2） ——乱弹《东周列国志》之郑庄公
郑庄公不但毒，而且滑。他的毒可以让人不能说毒，他的滑，也是“滑”得别致，恰如泥鳅。
弟弟死了之后，认为自己大功告成，郑庄公不免忘记了“孝子”角色，因为对母亲打心眼里痛恨，就把她给弄出京城，说是安置，实际上是“幽禁”起来，还说了那么一句让妈妈既不好意思、良心不安，又万分痛苦的话。姜氏心里虽然一千一万个不情愿，但确实是自己“无情在先”，也就怪不得儿子“无义在后”，伤子之痛，再加上心里可能也感到内疚，于是也就只能“出居颍地”，过着清汤寡水的幽居生活。根据《左氏春秋》写成的《东周列国志》，在写到这里时，说郑庄公看不到老母亲，“良心顿萌”，有反悔之心念母之情。这可能有不实之言。因为，郑庄公说的话很有意思，耐人寻味：“吾不得已而杀弟，何忍又离其母？诚天伦之罪人矣！”这话里面，就根本只有“妈妈只是弟弟的妈妈而不是我妈妈”的意思，这种“良心顿萌”，是靠不住的。我认为，他的这种“良心顿萌”，与其说是出自对母爱的渴望对母亲的尊重和作为人子的孝心，毋宁说出于政治的需要——那时著名的人物颍考叔说的话，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当他看到郑庄公把母亲弄出京城，见人就说：“母虽不母，子不可以不子，主公此举，伤化极矣！”这就不得了了！颍考叔又不是一般人物，那可是得到人人尊敬的不折不扣的闻名遐迩的大孝子。在郑国，大家可以不知道你郑庄公，但不可以不知道颍考叔。在一个“以孝为先”的时代，在一个“礼”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制度”的时代，“伤化极矣”的君王，怎么坐得稳位子？作为一位极具政治眼光的“千古奸雄”（冯梦龙语），郑庄公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冲动，使自己以前苦心积虑积攒下来的好名声有土崩瓦解的危险，自己的政治前程就会玩完。但他不动声色！
郑庄公的不动声色，除了是自己说过的那句“不及黄泉，不相见也”的话，说得实在有些过火有些“逆子”不好下台之外，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有一个人会给他修一个下台的梯子，这个人就是颍考叔。颍考叔是个孝子，又是一个热心人，还是一个有点政治野心的“聪明人“。我说颍考叔“有政治野心”，也许很多懂历史知识的人会说我在“放屁”——你不能因为他做了官就说他有政治野心。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你做官干什么？他的这种政治野心，一是能更好地“尽孝”，让自己清苦的老娘彻底告别吃野菜喝泉水住茅屋，甚至没吃没喝没屋住的“非人”生活；二是能把自己的这种“孝”推及他人，使天下之人都能做“孝子”，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念。而这一切，都得有权力做保障。这么一个人，不但善于揣摩妈妈的心理，也善于揣摩大王的心理。他知道自己的那一番话，肯定会“叫醒”郑庄公敏锐的政治嗅觉，而郑庄公自己给自己下的套，得由别人来解开——因为郑庄公打的是“死结”。一个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诸侯国国王，如果说话像放屁，食言而肥，“孝子”的名声是弄回来了，但他失去的将不只是诚信，还有他的威信！郑庄公知道那个孝子颍考叔一定会来见他，事实上，颍考叔也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献野味为名，见到了郑庄公。于是，历史上演了一出让人津津乐道的“二人转”，更准确一点说，应该说是一出嘲弄天下人的“双簧”戏，郑庄公“掘地见母”的至孝之举感天动地，颍考叔“藏肉孝母”的故事成为经典。当天下人都泪流满面的时候，两人偷偷抚掌窃笑：“国人……无不以手加额，称庄公之孝”，郑庄公咸鱼翻身，道德的高地不费吹灰之力，又夺了回来；而颍考叔也因“庄公感考叔全其母子之爱，赐爵大夫，与公孙閼同掌兵权”，一飞冲天！从此，他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藏肉了！
从“掘地见母”这件事来看，郑庄公的“滑”，让人大开眼界！来看另一件事。
郑庄公因为忙于在国内“勘乱”，长期不到周王朝去做事，那个“花瓶天子”周成王也因为郑庄公独霸朝政，有势大欺主之势，就想以此为借口，把郑庄公这块巨石给搬掉，最起码，也得给他来个“双规”。“花瓶天子”这个人实在是“病急乱投医”，也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一个叫“虢公忌父”的人偶然来朝，不管三七二十一，既不搞政治背景审查，也不搞能力智慧考核，就让人家取而代之，简直把政治当成了儿戏，毫无一点“唐伯虎点秋香”的有的放矢，开国际玩笑！虢公忌父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不想做“花瓶天子”的“排头兵”“敢死队”，就婉言谢绝了“花瓶天子”的好意。作为一般人来说，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不会去计较“花瓶天子”的“儿童游戏”，况且，“花瓶天子”到底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可郑庄公却从中看到了危机，知道“花瓶天子”的目的就是要搞掉自己。他马上跑到周廷，耍起了“花枪”。
他用的是以退为进的计策。
他首先对“花瓶天子”说，自己和自己的老爸都承蒙圣恩，都把持周朝的大权，可自己又没什么本事，干什么事都干不好，不如把“爵位”那玩艺给退了，自己回自己老家去弄子饴孙享清福。然后又说自己长期不在朝，只顾干自己的家事，尸位素餐，站着茅坑不拉屎，那个“虢公忌父”德才兼备，是国家栋梁之材，我老是霸占着位置，能人就上不来，能人上不来，你这个天子就不能大显身手，你不能大显身手，我这不是得罪你了吗？最后又说，政事这东西，可是你周朝天子的，怎样用人，用什么样的人，都是天子说了算，“虢公忌父”这人本事大得很，我还是退下算了，不然朝中的那些王八蛋会说我贪权恋位不知进退，求你让我回家种那二亩三分地吧！三言两语就搞得“花瓶天子”“求着”要把自己的儿子弄到郑国去做人质，以安其心。一个天子能被大臣弄到这步田地，可见天子窝囊之至！郑庄公的“滑”，真滑得有水平。
这还不算。
郑庄公当然知道，从古至今，只有藩国把自己的儿子弄到天子那里去做人质，还没有天子把自己的儿子弄到藩国去做人质的事发生。自己这么做，有以下犯上、欺人太甚的嫌疑，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别人如法炮制倒还罢了，如果他们以此为借口，联合起来干掉自己，那可大大的不妙。
他先把自己的儿子弄到周廷去做人质！
这当然是周王朝一大批人和稀泥的结果，也是他们怕承担责任怕得罪人的结果。这些人提出把郑庄公的儿子和周平王的儿子互换，看起来是为周平王挣回了一点面子，维持了一下朝纲人伦的道德秩序，实际上是把周平王逼到了绝境。一个正直的人，有良知的人，面对这种不正常的举动，大都会站在周平王的一边，极力反对一个诸侯国的国君用这种手段要挟天子。现在以这种方式提出，实际上是默许了下属对上级的凌辱，独木难支的周平王还有什么话好说？郑庄公当然是欣然接受，也就不把儿子的死活放在心上，况且他也清楚，那个“花瓶天子”也不敢把他儿子怎么样。有史官评论这件事说，周和郑互换人质，宣布了周王朝君臣之分的终结！这话并不言过其实。
于是，郑庄公不但击碎了“花瓶天子“的美梦，挤掉了自己的政敌，也巩固了自己在周王朝的地位，“挟天子而令诸侯”，成为当时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郑庄公只是众“滑男”的一个代表。从古到今，不管在哪个领域，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滑头”总能活得很滋润，也会因“滑”而得到自己想得到、甚至不想得到也得到了的东西。“滑”是男人在社会上立足、在事业上成功、在家庭中快乐的游刃有余的手段，当然，更是一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