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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为了便于对傅作义做工作，傅的同乡好友、大学教授、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结识了傅的高参刘厚同老先生。刘是傅作义的老师，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傅、刘的关系很深。当年傅作义单枪匹马在奉军撤退时能够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蒋阎战争阎锡山逃走到大连后傅作义能够出任绥远省主席，后来傅作义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皆因刘厚同这位高参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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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1949：危城抉择（2）
刘厚同在杜任之的影响下，向傅作义说明利害并转达了杜任之代表地下党和谈的意见。此后，杜任之在见不到傅作义的情况下，经常去见刘厚同，转达地下党的意见，了解傅作义的想法。在傅作义起义的过程中，刘厚同影响重大，被誉为“和平老人”。
作为另一条途径，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指示，将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和女婿周毅之从天津《大公报》调到北平，通过地下党员傅冬菊了解掌握傅作义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研究平津战役20多年的北京卫戍区退休干部董世贵曾多次采访过傅冬菊，根据董世贵的采访记录，我们可以看见傅冬菊的谈话大意：
我父亲很认真地看共产党的书，像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他看得很仔细。父亲三次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为了保密，我都说不是。他其实是想跟共产党联络，探探虚实。他说能不能发一个电报给毛主席，我说试试吧，那当时我就很高兴了。1948年11月，我通过崔月犁同志，把父亲给毛泽东的电报发出了，电报的意思就说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我不愿再打内仗了，因为依靠蒋介石来救国救民结果错了，现在他愿以共产党为中心来建设国家。
傅作义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菊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解放后，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谈到这些事情时，曾经转述了聂荣臻同志对情报工作的表扬：“聂司令员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傅作义命令参谋长：“你好好准备打仗吧，双方条件相距太远。”
事实上，就在徐永昌受老蒋派遣飞来北平游说傅作义的同一天，1948年12月15日，傅作义悄悄地派出了和谈代表。
这一天，设在蓟县孟家楼村的我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收到了驻守在西郊的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发来的一份电报：
傅作义派两名代表（崔载之和李炳泉），携带电台和报务人员，一行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出了北平城，声称要到石家庄去找党中央谈判，被抑留于纵队司令部。我们与崔、李作了简短交谈，询问傅方谈判条件是什么？崔载之说：一、参加联合政府，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二、商定起义时间，并必须保密；三、要求我方停止战斗，双方谈判解决。李炳泉说，昨天晚上，傅作义又讲了三条：一、军队不要了；二、两军后撤，谈判缴械；三、由傅部发电缴械。对此，我们应作何处理，请指示。
北平1949：危城抉择（3）
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决定派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方代表。
12月16日一早，苏静和谈判助手王朝纲带着管理员、报务员、炊事员及一个战斗班，乘两辆马车，满载被褥、粮食以及锅碗瓢盆来到距蓟县城南8华里的八里庄，在村西周庆海家住了下来，准备第二天与傅方代表的第一次接触。
17日10时许，沿平榆公路自西驶来两辆汽车，前面一辆大卡车上是解放军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班，后面跟着的是华北“剿总”的吉普车，坐着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一行5人。
为首的傅方代表崔载之，40多岁，《平明日报》社长，跟在后边的李炳泉二十###岁，是华北“剿总”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的堂弟。苏静跟他们一一握手，到李炳泉时，李先自我介绍：“我叫李炳泉，是《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接着压低声音说：“我是共产党员。”苏静惊喜参半，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
这个时候，李炳泉是不是地下党员还无法确认。直到12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电报给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要他派人到北平西郊青龙桥接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到孟家楼谈工作时，才证实李炳泉的确是中共正式党员。
初次接触只有3人，苏静代表解放军、崔载之代表傅作义、李炳泉受北平地下党派遣充当桥梁作用。
崔载之代表傅作义谈了三个条件：一、为了多搞一些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请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中央军，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部分解放军可以随35军进城；三、确定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的时机，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傅参加联合政府，其部队交联合政府指挥。
19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来到八里庄，与傅方代表进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在听了崔载之发言后，刘亚楼也谈了三点意见：一、通过谈判解决战事，我们赞成，但是傅先生必须丢掉幻想，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这是和谈的前提，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绝不接受；二、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目的在于傅先生及其军队参加联合政府，我们也绝不接受；三、可以给傅先生留两个军，把中央军的军、师长统统逮捕，然后宣布起义。和平解决后，我们保障傅先生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
崔载之受命出城时，傅作义已安排其联络处长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了医院，专门与崔载之联络。刘亚楼走后，崔载之把谈判情况和刘亚楼谈的三个条件马上发报给李腾九，李腾九接报后不敢怠慢，立刻奔赴中南海向傅作义呈送电文，傅作义看后一言不发，背靠沙发，闭目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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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1949：危城抉择（4）
20日清晨，一夜未眠的傅作义叫来参谋长李世杰：“你好好准备打仗吧，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
谈判没有结果，崔载之奉命返回北平。李炳泉和电台仍留在八里庄，继续与两方面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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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摆了摆手“不谈天津”（1）
12月24日，新保安、张家口战斗全部结束。傅的两支精锐部队35军、105军遭到全歼。
元旦刚过，刘亚楼亲赴前线，率领各路纵队揭开了强攻天津的序幕。
同时，李炳泉从八里庄给李腾九拍来电报：“解放军前线长官要求我方派一位身份更高的人参加谈判。”傅作义再次下定决心，要继续谈判。
傅作义这一次派出的谈判代表是自己的亲信、“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解放军方面对此谈判十分重视。8日，聂荣臻亲自出马。9日、10日，林彪、聂荣臻一起上阵。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我方提出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此原则下，宽大优待，不咎既往。聂荣臻特别指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但傅作义看了《谈判纪要》后，却叹气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事实上，此时他依赖自己占据着平津两城，不太甘心接受这样的条件。
1月10日，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平津两城犹如华北平原上的两棵枯树，越来越孤单了。
我军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使傅作义再一次受到震动，决定让自己的结拜兄弟、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出面谈判，继续商议和谈中的具体细节。
1月14日，谈判第三次开始，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谈判地点通县五里桥（此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已前移至通县宋庄），刚一落座，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
邓宝珊愣了一下，接着又提出傅作义一直念念不忘的联合政府问题。“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好谈了，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林彪回答。
“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邓宝珊终于说出了自己刚才想说的话。
林彪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不谈天津。”
会谈终因双方都不肯让步而暂时休息。
1月15日，谈判桌再次摆开。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又再各自重复过去说了好几次的话，丝毫没有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攻占天津，国民党军警备司令陈长捷被活捉。
邓宝珊闻讯无比震惊，脸色非常难看。休息期间，他指示周北峰：“北平已经处于绝对的孤立境地了，只有和平解决这一条路了。解放军方面提出，留给总司令一个加强团，作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叫和平解放北平。我认为这个原则可以接受，只要总司令同意出城改编，具体的办法由我去谈。你尽快把这个意见电告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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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摆了摆手“不谈天津”（2）
周北峰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1月16日，傅作义复电邓、周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
1月22日，北平和谈十八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各界人士欢呼雀跃，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终于免去了一场劫难！
傅作义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
傅作义为什么会在关键的时刻举起义旗？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陈静处长认为，兵临城下的解放大军是主要因素，在军事上傅作义已是别无选择。
曾跟随傅作义出生入死，后来撰写《傅作义传》的作者张新吾认为，傅作义能在紧要关头走上正路，除了兵临城下这个主要的客观原因，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主观因素在里头。
《傅作义传》一书中写到，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傅作义数得上是与中国共产党结缘最早、交往最深的一个。早在国共合作一同抗日后，傅作义将军就开始不断地与共产党人接触，不仅从阎锡山和蒋介石手中保护了王若飞，还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傅作义对八路军的工作方法和作风非常欣赏，他曾请求八路军帮助自己建立起政工组织，派周北峰到延安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到傅部帮助开展抗日工作。不仅如此，在晋西北地区精神食粮匮乏的时候，还曾从延安找来大量书报刊物，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罗瑞卿的《军队政治工作》等，在排以上干部中传阅。傅作义本人案头上也常放些延安报刊，他还指定电台收录延安广播新闻，记录稿交他阅览。阎和蒋都非常不满，阎锡山的评价是：“傅作义赤化了。”蒋介石则说：“他现在都成了‘七路半’了。”（言外之意和八路十分靠近）
在做出最后的决断之前，傅作义叫来最贴心的智囊、华北“剿总”司令部秘书长王克俊。据王克俊回忆录中记载：那天到了傅作义的屋子里，就知道到了最后决断的时候了。傅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国民党必败，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才是大势所趋。最后，傅将军决然地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是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做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等几位老先生飞抵石家庄。当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来到了招待所。
傅作义一见到毛泽东，迅速走上前去，立正敬礼。毛泽东马上满面春风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傅作义激动地说：“我有罪！”毛泽东和蔼地一笑：“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林彪摆了摆手“不谈天津”（3）
众人落座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喽。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西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