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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远锎锇樟恕Ｖ劣谡沛n硬着头皮做出来的方案，更被沈勃断然否决：“体育场把看台做成27度的俯角就已经很陡了，30度的角，肯定不行！”
沈勃随即叫上赵冬日和张鎛，重新商议大礼堂的观众席设计。最终，大家决定挑台控制在两层比较合适，不够的座位，则用取消一层部分过道的方法“找”回来。从最终的施工图上看，观众席的平面形状也发生了改变，成了接近扇形的样子。
此时，永定河故道上的防沉降措施已经做好，大会堂的施工摆脱“出师不利”的阴影，继续以惊人的高速推进了下去。
刚松了一口气的张鎛不会想到，此刻，一封来自他的恩师梁思成的“抗议信”，已经悄然摆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梁思成提出质疑：“把一个孩子按原比例放大，就是个大人了？”
大会堂的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平方米，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因为时间仓促，最终确定的17万平方米方案从来没有交给专家论证过，一时间，京沪两地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议论纷纷，书面意见雪片一般飞到了总理的面前，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大会堂的这个“大”字。
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平息这场争论，1958年11月初，周恩来在御河桥交际处——也就是当年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地点，召开了扩大的专家会议。
“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厅”本是周恩来选中规划局方案的两大关键，却成了会上专家们抨击的中心。梁思成首先拿起笔，在总理面前画了个大头小身子的小孩儿形象，“把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个大人，大会堂就犯了‘小孩儿放大’的毛病。”梁思成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6）
至于中央大厅，用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王华彬教授的话说就是“大而无当”，“从大门走到大礼堂一共要经过五道门，有多少亮光都被挡在外面了，中央大厅竟然有180根柱子，既无用又挡光。光线不足就要依靠人工采光，又是一笔浪费”。
面对专家们连珠炮似的质疑，周恩来没有从正面回应。“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有意识使教徒进入之后感觉天主伟大、自身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空间、体型、面积扩大一倍之后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
实际上，对于大会堂的“大”，张鎛从纯建筑学的角度做出过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广场的超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种大胆的尝试。唯一能确定的是，在特大空间运用“正常尺度”的建筑物是有失败先例的——伪满洲国曾经在长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脑机关，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却在两厢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筑。不但衬得广场空旷荒芜，更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实每栋建筑单看都不错，放在广场上整体考量就显得很难看了”。
关于“大”的争论刚刚告一段落，梁思成又对大会堂的整体风格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他说，建筑分为四种——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对于中国的现代建筑来说，最不可取的就是“西而古”。可大会堂几乎是个文艺复兴建筑的“复刻版”，“不要以为在细部加上几个斗拱、琉璃、彩画，它的风格就成了中国的”。
这一次，周恩来的回答更为巧妙，他举的还是个建筑学的例子：“塔就是印度传来的，经过几千年本土化的发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善于吸收他人经验，活学活用。在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上，我们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限制住，应该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含包并蓄，皆为我用’。”
紧接着，周恩来给在座的专家讲了个“画菩萨”的故事：早年间的菩萨是印度人的形象，还有两撇胡子，老百姓都不满意。画师于是张画于市，自己躲在画后偷听评论，经过反复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中国菩萨”模样，终为大众所接受——和那句“一年建成五年修”对照起来，似乎更能体会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深意。
周恩来最后说，受客观条件所限，现在对大会堂设计的要求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一万人开会五千人用餐八个月盖完”。如果大家仍旧有意见，“好在我们的建设量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吧”。
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7）
周恩来站在政治高度的一番诚恳表白最终平息了对于大会堂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的“大”也渐渐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几年之后，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史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周恩来说：“‘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大礼堂的设计有所启发。”
争论虽然暂时平息，专家的意见却也给建筑师们敲响了警钟——从圣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无论古今中外，大空间、大体量从来就是为了衬托高高在上的威仪，我们的大会堂却要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它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个主人——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建筑史上找不到答案。
大会堂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个万人大礼堂就占去了将近１/２——一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如何在保证顶棚绝对安全的同时，还不让人产生压抑感？张鎛几乎请教了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家却众口一词——太难。中科院的马大猷教授甚至撂下这么一句话：“人均空间6立方米是声学处理的极限，大礼堂平均每人9立方米，要能都听得清，那叫世界奇迹。”
无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张鎛又一次敲开了西花厅的大门。
听罢汇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忽然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见张鎛一时摸不到头脑，周恩来笑了：“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说得兴起，周恩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谁能想到，大会堂设计中的最大难题，竟在１０００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了答案。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张鎛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3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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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8）
其实，在大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还藏着许多我们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声孔，有了它们，大礼堂的屋顶整个儿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发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没有回声还能留点“混响”，让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大空间带来的问题，又被大空间自身解决掉了。用马大猷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吴良镛院士：“再也不能仅仅就个体建筑来论美与
和谐了，代之而起的是用城市的观念看建筑。”
就在大会堂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原本安排在它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却迟迟没能开工。人们纷纷传说，由于大会堂面积的扩充，投资大大超过了预期，大剧院只能被“牺牲”掉了。
传言很快得到了证实。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畅观楼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压缩国庆工程。
“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是要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去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周恩来说，“1959年北京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我看太少了，至少要建50万平方米，争取在国庆节前完成。”
最终，“国庆十大工程”被确定为：万人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和华侨大厦——和半年前定下的“十大建筑”比起来，差异确实不小。此时，“能在1959年10月前完工”已经成为进入这份名单的首要条件了。
至于“消失”的大剧院和科技馆，当时的思路是“缓建”而不是“下马”。一年半之后的1960年10月，《建筑学报》还刊出了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领衔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的详细方案，从立面图上看，清华设计的大剧院依然采用了柱廊形式，很像是“迷你版”的大会堂。
1959年9月24日，历时11个月建设的大会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几天，毛泽东给这座气势恢弘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会堂。
尽管曾存在种种争议，经过近50年风雨的检验，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了中国建筑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成了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地标之一。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人民大会堂更像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上的向往与寄托，正如冰心所言：“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1999年6月23日，人民大会堂竣工整整40年之后，《建筑创作》杂志社的编辑们敲开了张鎛病房的大门，他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20世纪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奖。这个奖项颁给了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55座建筑，张鎛设计的大会堂和民族宫连中两元——一周之后的1999年7月1日，世界建筑节这一天，88岁的建筑大师张鎛离开了人世。
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9）
选择在6月23日为张鎛授奖是有特殊意义的——就在这一天，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开幕了，这个建筑界的“奥林匹克”第一次来到了中国。而大会的会址，就选在了人民大会堂。
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了吴良镛院士起草的《北京宪章》，这是全世界建筑师共同的“二十一世纪宣言”——
现代城市化规模浩大，速度空前，城市的结构与建筑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旧的三维空间秩序受到巨大的冲击与摧残，新的动态秩序仍在探索之中，尚不甚为人们所把握。传统的建筑设计已经不尽合时宜，再也不能仅仅就个体建筑来论美与和谐了；代之而起的是用城市的观念看建筑，要重视建筑群的整体和城市全局的协调，以及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在动态的建设发展中追求相对的整体的协调美和“秩序的真谛”。
正如《北京宪章》中写到的一样，人民大会堂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突破与创新，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过程。这种创新不仅反映在施工所需的技术攻关上，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大会堂的设计与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看到了局部与整体、传统与现代两种建筑理念不断交锋与融合，看到了建筑理念与政治、哲学、艺术等等“非建筑”理念相互碰撞、影响，最终在同一个建筑物上实现和谐共存的过程——新与旧、破与立、毁灭与重生，这是每一座发展中的城市都必须经历的成长阵痛，而成长的结果，还是要交给时间去证明。
（感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及《建筑创作》杂志社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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