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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和他同事所用的鸦片并非出自欧洲。爱尔兰医生塞缪尔？克拉姆普（1766—1796）解释说，鸦片“通常是从波斯、埃及、士麦那和黎凡特的其他地区进口的。一块一块的，每块约4盎司到1磅重；有时覆盖着罂粟叶”。鸦片“切开来呈深褐色，碾成粉呈土黄色”。克拉姆普发现：“鸦片的气味特别，淡淡的，很难闻。味道苦、辣、刺鼻。”土耳其鸦片是“用稠糖浆和果汁配制而成，因而味道甜美，刺激性比较小”。18世纪90年代；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医生詹姆士？达列维（1763—1834）描述说：“要么用勺子服用，要么制成小菱形块，上面刻着字‘真主之品’。”字面意思是“主的杰作。”几乎没有印度鸦片到达英伦岛，虽然有些鸦片或许从亚洲人手里流到其他欧洲国家，如葡萄牙和荷兰。然而，印度鸦片通过欧洲商人出口到中国，在18世纪就已获利。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2）
早在1557年，中国人允许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建立了一个落脚点。澳门在珠江口的西边，距香港大约35英里。17世纪初，葡萄牙人从澳门开始向中国贩卖少量的鸦片。这些鸦片是他们在印度西海岸一个叫果阿的定居点种植的。这是第一批中国人进口的非阿拉伯鸦片。中国人视鸦片为药品。渐渐地，在17世纪，鸦片成为远东一个重要的贸易品。大约在1610年，荷兰在爪哇岛建立了贸易点，吸鸦片作乐似乎从这里传播开来。1689年，一位到岛上的游客看到了简陋的烟馆，那里鸦片同烟混着抽。在中国的福摩萨岛（现在的台湾岛），吸鸦片已成习惯。荷兰人17世纪中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宗主国。一些取代了荷兰人的中国殖民者成了吸鸦片作乐者，然后这种恶习在中国沿海省份福建传播开来。
大约在1700年，葡萄牙船只开始定期通过澳门向大陆运送成箱的印度鸦片。随后，英国人利用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作为印度鸦片的出口地。虽然鸦片的消费集中在中国南部沿海省份，但是它与外商的关系（超过它的破坏性）招致大清政府于1729年颁布了第一道鸦片禁令。根据这道法令，鸦片商和店主当被绞死。中间商要被竹杖鞭笞100大板，然后用沉重的木枷锁套住脖子或戴上一种颈手枷，一戴就是好几天或好几周。他们常常就这么死去。活下来的人要被流放到千里之外，远离家园。所有参与鸦片买卖的人，船员、看守、士卒、腐败的海关官员和趾高气昂的地方官吏，都会受到惩罚。尽管中国政府严禁并惩罚鸦片贸易，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利用鸦片获利：1753年征收进口税。18世纪，毒瘾还不是一个突出的国际问题。当然，对乔治？斯丹顿爵士（1781—1859）来说，似乎不是重要问题。斯丹顿是个神童，1792年在英国赴北京的外交使团中，他是唯一会说中文的成员。斯丹顿在他关于中国的回忆录和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到鸦片，尽管他晚年反对鸦片贸易。
伊莉莎白一世1600年授予东印度公司特卖权，特许其在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以外的地区从事贸易。东印度公司受伦敦的一个董事会控制。这些董事中，有几个与英国政党领袖关系密切，允许从他们控制下的领域供应鸦片。然而1733年，他们禁止他们的船员运输鸦片，因为他们认为，根据1729年颁布的法令，在中国运输鸦片是非法的。尽管禁止，到1760年，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鸦片年贸易总量估计为1000箱。这项贸易主要源自古城巴特那，比哈尔省繁华的商业中心。周围地区种植的罂粟制成的鸦片是上乘的烟品。1756年，加尔各答附近的英国工厂和孟加拉总督之间发生冲突。罗伯特？克利夫（1725—1774）率领一支部队，在孟加拉打了一场胜仗，显示了英国势力在印度的根基。1763年，克利夫的部队为东印度公司攻占了巴特那。东印度公司迅速宣布实行鸦片贸易垄断，不允许当地商人、荷兰商人和法国商人从事鸦片生意。他们从前可以从罂粟种植者手里收购，与英国人竞争。1763年以后，公司在巴特那的雇员认识到中国3亿人口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便开始着手拓展他们自己利益可观的鸦片生意。然而，为了遵守伦敦董事会不违法的禁令，他们把鸦片卖给私人出口商，不直接插手往中国走私鸦片。
由于孟加拉成为英国在印度占领的第一块土地，巴特那官员的特权日益受到侵犯。1772年，华伦？赫斯廷斯（1732—1818）就任孟加拉总督，受东印度公司之命，重组政府机构。第二年，他把鸦片贸易转给了一家新的专卖公司。自此，孟加拉政府向种植户付定金，种植户以固定的价格把收成全部卖给官方机构。粗鸦片按标准质量提炼，每块标上公司的印记，然后在加尔各答拍卖。赫斯廷斯从不支持自由买卖鸦片：因为鸦片生意很容易受到剧烈的价格波动的影响，是一项高度投机生意；自由贸易会扰乱孟加拉不稳定的社会平衡，因而威胁到他正着手打造的稳定。此外，赫斯廷斯需要为政府提高利润，似乎没有什么比鸦片贸易的利润更大。他直言不讳地说：鸦片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却是一个有害的奢侈品，除了用于对外贸易，应该禁止。政府要对此十分清醒，应该注意禁止鸦片在国内消费。”换句话说，赫斯廷斯不让他的印度臣民受鸦片的毒害，然而鸦片有利于出口创汇。伦敦董事局禁止他们的船只走私鸦片，挡不住其他船只挂英国国旗把印度鸦片送到中国。除了东印度公司的税收需求外，鸦片贸易还有其他动机。虽然西方消费者是中国茶叶和丝绸的忠实买主，却没有多少中国人对欧洲产品感兴趣。银元是欧洲人用于交换茶叶和丝绸的主要手段，但是印度鸦片提供了一个弥补贸易差的额外手段。尽管1782年伦敦董事会重申“公司不屑于做……秘密贸易”，而且为了公司的利益，禁止向中国出口鸦片，但同中国的鸦片贸易一直在进行。董事会认为他们的手是干净的，但是到了赫斯廷斯1785年离开次大陆的时候，鸦片每年给公司赢利50万英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3）
1784年，印度的管理权一分为二，一部分归董事会，另一部分归新建的东印度事务部门，称为管理局，负责监管董事会的决议。董事们和政府部长们都迫切需要赢利——鸦片专卖对维持印度财政体系至关重要。赫斯廷斯的总督继任者康沃利斯侯爵（1738—1805）发现孟加拉的罂粟种植户受剥削太重，他们只能是被迫维持种植。他提议终止国家垄断，以保护农民不受压迫，但这一提议遭到了英国首相威廉姆？皮特（1759—1806）的否决。他指出，东印度公司的昌盛依赖对中国的贸易。皮特担心用于支付中国茶叶的银条数量（造成贸易逆差），因而维持了现状。1793年英法战争爆发后，对英国白银储备减少的焦虑更加强烈。
中国人的鸦片消费在18世纪逐渐从马达克（madak）转向毒性更强的缠毒（chandu），吗啡含量更高。到了18世纪90年代，鸦片瘾从南部沿海省份向北、向西蔓延，成为富有年轻人的时尚，后来成了年轻官吏和政府官员的嗜好。应对这些趋势，1799年官方宣布，全中国境内禁止进口、使用鸦片，并禁止种植罂粟。“天朝帝国”宣布了一项针对外国人的法令：不禁止尔等在自己的国家制造、食用鸦片，并推广。但是，鸦片流到本国内地，流浪汉偷偷购买和食用鸦片，不停陷入最愚蠢的醉态……对人的行为和思维是一种伤害。”然而鸦片进口仍然保持上升势头，并迅速成为19世纪国际性问题。
再回到英国，1742年查尔斯？阿尔斯通（1683—1760）《论鸦片》（A Dissertation on Opium）的出版推进了药理学研究。阿尔斯通是爱丁堡大学药用植物和药材学教授。他的研究预示着在未来半个世纪里，人们将从事三个方向的研究：确定鸦片的机理；研究鸦片对心脏活动和血液循环的作用；寻求有效的鸦片药方。阿尔斯通推翻了原有的鸦片稀释血液的传统理论，指出它不作用于大脑，或者血液，而是作用于神经。他的理论似乎被现代试验结果所证实。但是在19世纪，人们认为，鸦片通过血液循环吸收和传递。苏格兰医生约翰？布朗（1735—1788）甚至比阿尔斯通还更有影响力。他的《基础医学》（Elementa Medicinae，1780）中的纯正拉丁文体，确实使他在国外拥有热心的读者，尤其在意大利和德国。他的书被译成英文，在费城出版，哥本哈根、米兰和其他地方也有出版；法文本使拿破仑？波拿巴接受了所谓的布朗医药体系。他的高招是将大部分疾病与体虚联系起来，正确之处是指责许多流行的、低劣的医药技术是错误的。在《基础医学》里，布朗称赞鸦片是最强的、最好的兴奋剂。他在爱丁堡教他的学生，并发表文章说：鸦片酊使病人提高兴奋度，达到他认为生命需要的程度（他自己有痛风症，他把此症归咎于体虚——即生命活力减少的意思——他用鸦片进行治疗）。他的追随者提炼鸦片，试图提高体虚病人的活力。布朗和他的追随者轻率的鸦片处方造成了大量西顿海姆警告的“异常事故”：许多病人上了瘾，一些布朗分子自己用药毁了自己。
与阿尔斯通和布朗相反，乔治？杨医生（1697—1757）在1753年的《论鸦片》（Treatise on Opium）一文中指出：鸦片的有益作用在于它的安眠性。”杨体弱多病。他大量服用鸦片治病，习惯在睡觉时服用20滴鸦片酊作为止咳剂。他把身体状况的改善归功于晚上睡眠好，但是人们怀疑他咳嗽之患是他给自己开鸦片的一个借口。“我的咳嗽似乎常常一到早上就好，是我头天晚上吃鸦片治好的；但到了下午，鸦片的劲一过就又咳嗽了：然而只有鸦片能治。”杨遗憾的是，“鸦片已经到了每一个冒牌医生的手中，每天都有人开，不仅是慈悲善意的女医生开，甚至非正规、愚昧不堪的护士也开。”这很危险，因为，正如他警告的那样：“鸦片是一种毒药，每天毁掉大量的人，不是由突然致命的剂量造成的，这种情况很少出现，而是给的不合时宜。”
杨的论文原打算是作为家庭手册的，这使他对妇女的态度更加尖锐。在他的论述中，女人是愚蠢和不可靠的。作为母亲，她们是失败的。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4）
一些孩子每天都被他们温柔的母亲用各种果冻、甜点和蜜饯喂得饱饱的。对于这些孩子，当他们的消化力大大破坏的时候，我们常常添加许多消化丸、消化水，把所有这些加在他们的饭里，毫不吝惜。后果常常是腹泻。遇上这种情况，如果母亲不告诉医生给孩子吃了蜜饯和泻药，医生马上就会开处方——鸦片酊。这时用白垩和水，并且少吃一些，是更好的办法。因此，孩子渐渐变得愈加苍白、消瘦和腹泻……直至生出其他的病，或者医生发现母亲育儿方法不当，然后予以纠正。
两百年以后，一位著名医生，阿尔莫斯？莱特（1861—1947），1912年写道：
男人对于妇女的生理和心理都充满困惑。当他遇上妇女阵发性神经过敏、不讲道理、失去理智的时候，他极度迷惑不解；遇上性格突变的怀孕妇女，他极度困惑；当他目睹妇女精神变态，神经不正常，失恋的痛苦造成身体极度糟糕，他惊骇不已；当他看到严重的、持续不断的心理疾病，伴随着妇女即将来临的更年期，他心里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但是他却不能随意谈论这些事。这种女性医学观，在18世纪杨的叙述中已显而易见。这对毒品史至关重要。鸦片被用来调节妇女的情感，让她们按男医生理解的方式行事。杨对其女病人的看法，用莱特的另一段话来说，是“由于生理突发性的影响，始终受到危险的威胁”。一项典型的个案研究反映出他的态度：
某女士，体弱有病，非常羸弱，脉搏低沉，四肢冰凉，精神低落，单从鸦片得到的受益的确比我能够想象的要多。它不仅仅止住了她的经后出血，还消除了她所有恐惧和悲观思想。她所有的朋友都建议她戒掉鸦片，以免上瘾。但是，她私底下说，她宁愿丢掉她的朋友。
她继续服鸦片，直到怀孕几个月之后。“现在她把它留在身边，用于精神紧张的时候，例如，感到绝望的时候。”对于月经，杨建议使用鸦片酊。当神经衰弱，因莫名恐惧而心慌，预感和害怕出现一切不利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