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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巴斯医生乔治？切恩（1671—1743）对忧郁症的描述是“歇斯底里症和对自己的健康过于担心症”。忧郁症大多与妇女有关。根据切恩的经典研究《英国病》（The English Malady，1733），这种疾病的最麻烦症状是烦躁不安、情绪低沉和失眠。一些忧郁症患者可以服鸦片而无一害。“有些人，就让她们打个盹或死睡一下。然而，当她们的气力耗尽的时候，她们处于一种低沉、无精打采和焦虑的状态，甚至抵消鸦片带来的平静感。”因此，使用鸦片酊或鸦片，应该局限于那些“极端病例”，决不要连续使用，超出绝对需要的范围”。鸦片应该总是和有芳香的药混在一起用，“可能可以消除它们的副作用”。然而，用鸦片治疗身体疾病的病人却发现，鸦片减轻了精神上的痛苦。1787年，德文郡公爵夫人（1757－1806）吃了牡蛎后，发生胃痉挛，“适当的照料和两小剂鸦片酊就治愈了”。这是无害的，但是她也把鸦片当作止痛药。当公爵夫人一度为她的婚外恋“痛苦和焦虑”的时候，她母亲恳求她“看在上帝的分上，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担心你那无休止的情绪骚动，吃那些个药，换取一时的安宁，会毁了你。”
鸦片是一种公认的减轻垂死病人痛苦的手段。“我有时很绝望”，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在临死前吐露说，但小剂量的鸦片“有助于”改善他的心情。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说：“一个垂死的人，做什么事都不容易。”在他的晚年，鸦片减轻了痛风、结石和呼吸困难给他带来的极大痛苦。鸦片在绝症病人中所起的作用令杨感兴趣。他怀疑鸦片使他的癌症病人“死得更快”。这也许是一种宽慰，但是鸦片对晚期肺结核病人的作用，使他不以为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5）
达官显贵们要求有病就要开方，而且认为，对每一种症状我们都有治疗的法子。如果医生没有止住他们的咳嗽，或者让他们晚上睡好觉，他们就变得不耐烦。鸦片，也只有鸦片，才能做到这一切。他们服的鸦片各种各样，发现鸦片可以令他们咳嗽少一些，觉睡得多一些。因此，他们不停地服，变成鸦片的奴隶，必须逐渐加大剂量。整个夜晚受鸦片影响，他们呻吟着，挣扎着。到了白天，他们头昏脑胀。在他们的最后日子里，他们呼吸不畅，记忆力衰退，半昏半醒，伴随着不停的腹泻。穷人，没有鸦片，身心宁静地进入坟墓，而富人通常神志不清地死去。
在向医生索要特别的药品，并且设法让医生给他们想要的剂量，在这方面，杨的病人很典型。不仅自行用药很普遍，那些轻信的、过劳的人继续用药物技术寻求人类的完美性。帕拉塞尔苏斯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吹嘘说，有一种万能药，可以无限地延长寿命。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声称，他将没药和人血混合，发现了长生不老的秘密。伴随着新颖的自我感，欧洲人从17世纪末开始试图调整他们的性格，或者试图延年益寿，仿佛他们是可以通过调整和加油而改善的机器。这是人类状况病态化循环性倾向的一部分。亚伯拉罕？考利（1618—1667）1656年宣称“生命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18世纪，有无数庸医兜售据说可以改变人性的灵丹妙药。虽然他们有时显示出现代毒枭贩卖的无情，但他们是理性时代相当于20世纪末的新一代宗师和草药医师。例如，所谓的谢瓦利埃？德昂就是贩卖其鼓吹的长生不老药而发了财。药中含有一些对上当者身体有害的药物。所谓的卡里奥斯特罗伯爵声称他有200岁，就是因为喝了他的补药“长生膏”。这些卑鄙的欺诈促使医生们喜欢用他们的个人经验，而不是采用新的药物学思想。炼丹术士的研究同样刺激了庸医。例如，由于尿的金黄色和可以生成对称的磷酸氢铵钠晶体，令炼丹术士长期着迷。1669年，一个汉堡炼丹术士几个月加热发酵的尿，首次提炼出磷。半个世纪后，1719年，在大脑组织中发现磷给欧洲的庸医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磷与生殖器和大脑的联系，使药剂师和江湖郎中把它作为一种春药和补剂，有时用量大到有毒。
由于此时几乎所有的药只是缓解症状和止痛，所以有理由期望增加剂量而不受处罚。阿尔斯通期望通过“常规使用”，欧洲人可以对鸦片产生较高的耐受性。杨同样乐观：“如果长期习惯性服用鸦片可以消除它的麻醉作用，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药。”然而18世纪末，没有任何评价体系评价，药物对人性格的影响。对于鸦片是一种兴奋剂、抑制剂还是致幻剂，确实还没有一致的看法。直到1843年，一个著名的英国毒物学家建议“谨慎和正确指导的麻醉剂”，通过提供健康的睡眠恢复身体，可以正确地视为一种兴奋剂”。但是，18世纪专家们的争论比外行人的实践经验对鸦片名声的影响要小。鸦片使用得更加广泛，有教养的人普遍对它更不相信。18 世纪80 年代； 流行诗人安娜？斯沃德（1742—1809） 创作了她的《鸦片诗》（Sonnet To The Poppy），当时鸦片制剂被视为脆弱人的陷阱：
草丛中站立着一位痴爱女郎，
笑着，一脸惊骇；
她那艳丽的丝带，
沾满污渍，随风飘荡；
错乱的幻觉，
欺骗着她那受煎熬的思想；
带来虚假的安宁，
抚慰痛苦与忧伤；
哦，那纤细、艳丽、忧郁的野草，
你那液汁带来忘却的、美妙的梦想。
尽管有琼斯和布朗分子的热情，然而用鸦片的人出名并非因他们博学多才。罗伯特？戈歇尔爵士（1692—1742），伦敦市长大人，在议会下院发表请愿演讲，霍勒斯？沃波尔（1717—1797） 评论说，他的演讲“很乏味； 你会认为他吃了鸦片”。然而，其他演说者使用鸦片获得了成功。伟大的刑事辩护律师托马斯？厄斯金（1750—1823） 通常在为出庭做特别准备时，服“鸦片丸”。鸦片镇定他的神经，使他能够达到作为辩护人的最佳状态，而不会因为紧张说话结巴。他也许认为鸦片丸是一种兴奋剂，但是服用鸦片丸既没有给他的职业也没有给他个人带来伤害，因为1806年他被任命为最高法律办###官，并受封爵位。然而，鸦片丸或许导致了厄斯金臭名昭著的自我陶醉。拜伦给他下的结论仍然有效：可想象到的最有才华的人；行动敏捷、充满活力、生气勃勃。他讲得如此之好，以致我从不感到厌烦，即使他尽情地谈论自己；而所有他亲爱的朋友们对他谈自己表现出极大的疲乏。”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6）
鸦片使用者生与死的故事各种各样。鸦片可以毁掉年轻人的前途和魅力。一位极其富有的女继承人（才与一个有权势的侯爵的儿子结婚），1772年在她22岁的时候死去。在她死前的几个月，霍勒斯？沃波尔写道：我为可怜的博尚夫人的状况感到难过。”“鸦片是一个极其虚假的东西”，塞缪尔？约翰逊视鸦片为有用的佣人，同样也是危险的主人：他曾经用“大量的超过我意愿”的鸦片抑制“非常麻烦的咳嗽”。鸦片制剂用于缓解旅行病。简？奥斯丁的母亲，一位牧师的妻子，她受舟车劳顿之困，一个药师为她缓解了症状，他建议她睡觉的时候服12滴鸦片酊。在密闭的马车里旅行，令人乏味，小孩子们烦躁不安，于是便给他们吃鸦片酊。贝斯堡伯爵（1758—1844 ）在为到那不勒斯的旅行准备时，在药箱里放入了鸦片酊，以安定随行的6岁儿子。鸦片对这孩子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他长期在议会任职，后被封为莫雷男爵。
威廉？威尔伯福斯（1759—1833）是一位仁慈的政治家，反对奴隶贸易。他1788年患上了痛苦的肠痛病和消化功能衰竭症。他的朋友担心他是否能活下来。一个医生费了很大的劲，劝说他服用小剂量的鸦片之后，他竟然恢复了。但是，在以后的45年里，鸦片成了他不可缺少的东西。他担心如果他戒了鸦片，他的肠病会复发；但是，胃痛也许给他的鸦片瘾提供了借口。一次，当被问到为什么他的手指那么黑的时候，威尔伯福斯解释说，那是在发表长篇演讲前吸鸦片造成的。他说：全亏了鸦片我才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共演讲者。”他太理智，工作太投入，以至不能不屈服于增大剂量的欲望。尽管他从未被他的烟瘾所制服，但是他对此却无半点真话。他说：哪怕只喝一杯酒，我也能感到它的作用。可是凭感觉，我从不知道什么时候服了鸦片。”这很难让人信服。
人们从未因威尔伯福斯的鸦片瘾而诽谤他。然而，罗伯特？克利夫却因此遭到那些不满他工作成绩的人的诋毁。罗伯特？克利夫后被封为普莱希勋爵，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冷酷奠定了东印度公司的势力。1752年，克利夫患上了严重的腹部疼痛痉挛症，伴有急性胆汁病。他患有胆结石病，又遭慢性疟疾的恶化。这些腹部疾病折磨了他一生，结果经常导致神经衰弱。他服用鸦片以止胆结石病痛。他求助于鸦片摆脱压抑，但似乎不像真正的瘾君子那样不断增加剂量。1774年，他死于疾病恶性复发。为消除便秘服了泻药之后，引发了剧烈的疼痛，在一阵痛苦的挣扎之后，他把一把小刀插入了自己的喉咙。流言顿时四起，说他死于鸦片。直到1968年，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还错误地说他死于过量鸦片，由于抑郁的缘故，有意或无意服用的，抑郁既是“毒瘾”的成因，也是结果。鸦片也为另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所暗暗珍惜。1758年，他的军队在战斗中被奥地利人击败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1712—1786）对一个顾问吐露说：“我非常憎恨这个行当，这个我与生俱来的行当。但是，当它变得不堪忍受的时候，我随身带有结束这种游戏的手段。”他说着，解开他的长袍，露出一个椭圆形金色小盒子，用一根丝带挂在胸前。他说小盒子里面的18颗鸦片丸“足以把我带到那永不复生的黑暗境界”。
这些对18世纪毒品使用的描述，都涉及到富有阶级。也许，鸦片和穷人间最突出的一面是，毒品在界定欧洲的犯罪和不良行为方面仍然未被牵扯其中。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医师和政治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2）为此提供了证据。他在伦敦定居，创作了《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1714）。他意识到，维持城市秩序取决于强化社会定义，并非要宗教领袖控制人类的“欲望”，抑制人类“最珍贵的愿望”，而是由机智的政治家的熟练的管理”。政治家的技巧在于为人们贴标签，然后根据他们的标签来恭维或处罚他们。“勤劳善良的人，尽心尽责地供养家庭、抚育孩子，纳税，方方面面都是社会的有用之人”，属于“恭维产生骄傲的政治产物”。为了维护社会等级制度，有必要构造亚种，或者用20世纪末的话说，叫下层阶级。曼德维尔写道，政治人士需要给一些社会群体打上以下烙印：卑鄙、下流，总是寻找一时的快乐，完全不能克己，从不考虑他人的利益，除了私利之外没有更高的目标；例如那些沉溺于奢侈享乐之中的人。”然而，在曼德维尔的那个时代，用鸦片者并没有被归到政治人士的“人渣”之列。在曼德维尔看来，鸦片酊像杜松子酒一样，不属于社会邪恶，尽管他对毒品持矛盾态度。在《论忧郁症和歇斯底里症的发作》（Treatise of the Hypochondri－ack and Hysterick Passions，1711）一文中，曼德维尔指出，人们并未完全了解毒品的效用，病人的用药反应各种各样；并且它非常诱人，许多医生宁愿低估随之而来的危险。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7）
如果在欧洲鸦片亚文化是无形的甚至是不存在的，那么18世纪来自中东的旅行者的故事，一成不变地讲述着鸦片亚文化。这些故事不断在文化上影响着欧洲人对鸦片的认识。关于文化优越性的假设，并非是武断的。法国哲学家夏尔？路易？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没有肤浅地展示欧洲优越性。他虚构的两个游览巴黎和威尼斯的出身名门的波斯人的信札1721年在荷兰首发。在这些波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