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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质询，我们不能采取步骤限制某一个人查阅机密资料，做这些事便有惊动‘鼹鼠’的危险。这是最古老的问题，乔治，谁能侦探得出侦探来？谁能不必和狐狸一起奔跑便闻得出狐狸味？”他又试着幽默地说了一句：“在这里是指‘鼹鼠’。”
乔治费了好一番力气抢先一步，才在这条通往马场的小路上领先了莱肯。
“那就去找跟情报局对立的机构，”他叫道：“去找安全局，他们是专家，他们会为你把事情办好。”
“部长不会准的。你很清楚他和普溪对制衡的看法，而且他们的看法也很正确。让许多原来在殖民地当行政官的老头子去翻阅‘马戏团’的文件。倒不如叫陆军去调查海军！”
“这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乔治反驳道。
然而身为好公仆的莱肯已经准备好第二个比喻：“好吧，部长宁愿住在漏水的屋里，也不愿意看到屋子被外头的人拆毁。这样的比喻你满意吗？他有很好的理由，乔治。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情报员大多数还是很优秀的，一旦安全局介入，他们就很难办事了。”
现在该乔治慢下来。“有多少人？”
“六百上下。”
“铁幕内呢？”
“我们估计有一百二十人。”对于数字及各种事实，莱肯从不会支吾以对。这是他赖以工作的黄金，用灰色官僚主义的泥土捏出来的。“就我自财政报告所能得知的，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仍在活动。”他向前跨了一大步。“我能不能告诉他你愿意干？”他的语气极为随便，似乎这问题只是形式上的。“你就接受这清理马厩的工作吧？瞻前、顾后，采取任何必须的行动？毕竟，这是你还在之时就发生的事，你留下的遗产。”
乔治打开马厩的门走进去后，又砰然一声用力关上。他们隔着摇摇欲坠的栅门彼此相望，莱肯那张略呈粉红色的脸上浮现一个倚赖的微笑。
“我为什么要说易金明？〃他闲聊般地问道：“其实那个可怜人姓裴，不是吗？”
“易金明是他工作时的化名。”
“我知道。那些日子的丑闻实在太多了，所以细节很容易就忘记。”停顿、摇动右前臂、击出。“他是彼尔的朋友，是不是也是你的朋友？”莱肯问道。
“他们在战前是牛津的向学。”
“战时及战后则是‘马戏团’中的同僚。着名的韩——裴搭档。我的前任一天到晚说起这回事。”他重复道：“但你和他从来都不很亲近吗！”
“和裴杰岷？从来没有。”
“不是亲戚了吧，我是说？”
“老天爷。”乔治低声说。
莱肯突然间又尴尬起来了，但是一个顽固的目的使他依然注视着乔治。“那样一来，应该不会有任何情感上或其它的理由，可能阻碍你接受这项任务吧？你一定要说清楚，乔治。”他忧虑地催促着，似乎“说清楚”是他最不希望的事。他等了一会终于决定放手一搏。“虽然我没亲眼目睹真正的例子，但我们总是有一部分是属于公众的，不是吗？社会契约（译注：即民约论，主张社会及国家乃是由人民契约组成，故主权在民，但人民要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才真正自由）是双方面的，我相信你一向知道这一点的，而裴杰岷也知道，只是谁为他争取呢？”
“那是什么意思？”
“就跟你明说吧，上帝，他挨子弹了，乔治。即便是在你那个习于枪来弹往的世界中，一颗射入背部的子弹也算得上相当大的牺牲了吧？不是吗？”
乔治一个人站在马场远端滴雨的树下，一边深呼吸，一边试着理清自己的情绪。他的怒意象旧疾复发一般地回来，使他也感到惊异。自从退休后，他便否认这股愤怒的存在，避开任何会触及它的东西：报纸、以前的同事、诸如莫鲁迪昨天说的闲话。在靠着他的机智及相当的记忆过了半辈子后，他让自己沉溺于忘怀。他强迫自己追求学术上的兴趣，那是他在‘马戏团’时用来消遣的，但现在他不再任职，学问竟也不再具有意义，完全无意义。他有时真想叫：没有意义！
“把那些烧掉吧，”安妮曾想多少帮点忙地建议，她指的是他的书。“把房子烧了也可以，但人别颓废了。”
如果她所说的颓废是指听天由命，那她说对了，因为那正是他的目标。他曾经试过，真的试了，在他接近保险广告所乐于称呼的所谓“生命的黄昏”时，成为一个典型的靠利息过活的人，虽然并没有一个人——安妮更别说了——为他的努力表示感谢。每天早上当他起床，以及晚上又独自一人回到床上时，他都会提醒自己说，他从来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他使自己相信老总临终前那可怖的几个月，当灾难以惊人的速度接踵而来时，他以错误的判断坏了许多事。偶尔他的职业本能会反叛地说：你知道那地方情势恶化，你也知道裴杰岷被出卖——有什么比在背上中了一两颗子弹更足以为证的？可是你为何不采取行动？然后他就会自答：知道又怎么样？就算他判断正确又怎么样？“自以为只有一个中年的胖间谍才能挽救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全然无可救药的虚荣。”他总是这么告诉自己。还有几次则是：“我还没有听说过任何离开‘马戏团’的人是把事情完全料理清楚的。”
安妮虽然不曾研究过他的工作，却是唯一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事实上，她相当地积极（只有女人才能对公事如此积极），一直驱使他回去担负起他丢下的工作，绝不要因为这几句谁都说得出来的歪理而轻易放弃。当然她并不知道任何事，但是有哪个女人会因为自己不知道就不采取行动的？她感觉到了，并且因为他竟然不遵照她的感觉行动而看不起他。
而现在，就在他将要相信自己的信条（安妮迷恋一名失业的演员，而使这个伟绩更形不易）之际，属于他的过去的一些鬼魂——莱肯、老总、卡拉、普溪、德比、洛伊，最后则是韩彼尔本身——却闯入他的密室中，将他再度拖回这个花园，并且高高兴兴地告诉他，过去被他称为虚荣的事情，竟然全是真的。
“彼尔。”他再次低喃这个名字，无法抑制记忆的浪潮，光这个名字就是个冲击。“我听人家说很久以前你和彼尔共享一切。”莫鲁迪说。他凝视自已那双颤抖的肥手，年纪太大了？虚弱无力？害怕追猎？或怕最后追查出来的事？“什么都不想做的人总是举得出千百个理由。”安妮喜欢这么说，事实上，这是她为自己的许多罪行辩护时最喜欢用的话。“而去做一件事情，往往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你真正想做。”或者是必须做？安妮一定会愤然否认，她会说“必须”只是你做想做之事、或者不去做你所怕之事的借口。
排行在中间的孩子，哭的时间总是比他的兄姊和弟妹长。欧姬琪趴在母亲肩上，为了她的疼痛及受伤的自尊抽搐不休，看着那些人离去。首先，是两个她以前不曾见过的人：一个高个儿，另一个又矮又黑，他们开了一辆绿色的小车。她发现并没有人和他们挥手或告别。其次，她父亲开着自己的车离开了。最后是一个金发、长相英俊的人和一个穿了件象马毯般庞大的外套的矮胖子，走向停在桦树林下的跑车。好一会儿她真觉得那个胖子一定有什么不对劲，他跟在后面，步伐缓慢，看起来非常痛苦。跟着，那个英俊的人为他开了车门，他好象如梦初醒般，以笨拙的跳跃步伐赶上前去。不知道为什么，他这动作使她再度感到难过，悲从中来便放声哭泣，连她母亲也无法安慰她。
第十一章
古皮特是那种只对自己喜爱的人才讲究忠诚和道义的人。他的家人很久以前便为“马戏团”效力了。他父亲是个法国商人，战时曾为“马戏团”的一个情报网担任过情报员，他母亲是英国人，任职于密码部门。到八年前为止，古皮特一直以船运公司职员的身分作为掩护，在法属北非管理一批为他所用的情报员，这种工作被认为是玩命的工作。他被人打过，手下被吊死，而他本人则进入漫长中年，担任身分不再秘密的地上情报员。于是他回伦敦担任无关紧要的工作。有时替乔治做些事，参与几个英国本部的行动。当叶普溪一伙人当权之后，他就被踢了出来。到布列斯顿去“休息”了——他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他所跟非人，其中之一便是乔治。这些便是直到上周五以前他一生的简介；至于他和乔治的关系，他只希望尽早结束。
那些日子，皮特主要是驻在伦敦码头，他在那里用一些低等级海员组成一个情报网，不管他们是哪国船员。他和这些“情报探子”偶尔也会弄到一点东西。空闲的时候，他就坐在“马戏团”二楼的一间小房间里，“安慰”一个名叫玛丽的漂亮秘书，除了没有任何上级回复他的报告而颇伤感情外。他是相当快乐的。如果他想用电话找他们，不是占线就是没人接。他曾含糊地听说出了问题，但是问题一向是层出不穷的，举例来说，叶普溪和老总互相争斗，但是多年来他们又做过什么其它的事吗？象其它人一样，他也知道捷克的一桩大任务失败了，外交部和国防部都非常生气，而那个裴杰岷（行动组的组长、捷克事务的老手、韩彼尔毕生的得力助手）受了枪伤而被藏了起来，到处都是静默和阴郁的面孔。也因此，韩彼尔才会大发雷霆，而这消息令人紧张悚然地传遍整栋大楼。说话一向夸张的玛丽说，就象上帝发怒一样。稍后他听说这场灾厄的代号为“证据”。韩彼尔后来告诉他，“证据”是一个老头子为了他即将消逝的荣耀所发动的最拙劣而且血腥的任务，裴杰岷便是这项任务的牺牲者。报纸上每天攻讦，国会质询，甚至于谣传说英国驻德军队已经全面备战，当然官方从未证实。
最后，借着在别人的办公室逛进逛出，他才开始知道一件其它人在数周前便已知道的事情。总部里不只是静默，根本是冰冻了，没有消息进来，也没消息传出去，至少在古皮特活动的那一层楼中是没有的。大楼里握权的人全都躲起来了，到了发薪的那一天，文件架上的小间隔里并没有牛皮纸袋。根据玛丽说，那是因为管理部门并没有如平常每个月那样，从上级手中拿到发薪的指示。偶尔会有人说看见叶普溪怒容满面地离开他所属的俱乐部，或者是老总神情愉悦地跨进车里，或者是韩彼尔因为牵制太多或职权被削而提出辞职，但韩彼尔一直都嚷着要辞职的。谣言还说，这一回他的理由多少有些不同：这回是因为政府不肯付钱给捷克，好把裴杰岷引渡回国而气坏了。据说用那价钱买一个情报员，甚或国家的威信都不值得。为此彼尔那盲目的爱国主义再度爆发，高声疾呼为了一个忠心的英国人，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是应该的：什么都可以给他们，只要换回杰岷归来就成。
然后，有天晚上，乔治出现在皮特办公室门口。邀他一起喝一杯。玛丽不知道他是谁，只用她那懒洋洋的腔调和他打了声招呼。他们并肩走出，乔治用少见的简明辞语和警卫道晚安，接着在华尔道街的酒店里他说：“我被炒鱿鱼了。”仅此而已。
然后他们离开那家小酒店。到市中心区一家有音乐的地下室内，但是只有他们两个顾客的酒吧。“他们有没有说任何理由？”皮特问道：“还是只因为你发福了？”
乔治便就“理由”这两个字大发了一套议论。那时他虽仍然有礼，却已经醉了，他是当他们步伐不稳地沿着泰晤士河河堤前行时，他想通了。
“是逻辑的理由，还是动机的理由？”他追问着，语气听起来不象他自己。倒象是韩彼尔在牛津盟校养成的那种好辩的腔调。“还是生活方式的理由？”他们坐在长凳上。“他们不必告诉我任何理由，我自己就写得出一大堆见鬼的理由，但这却是不同的。”皮特小心翼翼地扶他坐进一辆计程车，把钱和地址给司机时，他仍坚持道：“这和因为不关心而产生的半宽容态度是不一样的。”
“阿门。”皮特望着计程车绝尘而去，心中十分明了根据“马戏团”规则，他们的友谊就在此刻已告终结。第二天，皮特获悉更多上级人物都已滚蛋，叶普溪已以代理局长的身分出现，而韩彼尔——每个人都感到极惊讶，但最生气的可能会是老总——将在叶普溪手下工作；或者，如比较聪明的人说的，成为实际掌权之人。
圣诞前夕，老总死了。“他们下一个就会找上你。”玛丽说。她把这一连串事件视为“马戏团”的第二阵风暴，当皮特启程前往和西伯利亚一般荒凉的布列斯顿，接替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