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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种非常富有美学观点的判断。”他抬起头来解释说：“当然，部分是道德的判断。”
“当然。”乔治温和有礼地说。
他说，从那时起，到他把一切努力用在建立信仰前，他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间来到而已。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彼尔的唇角出现白色的沉淀物，而且又流起鼻血来，他们约定在明天同一时间见面。
“彼尔，如果我们能谈点细节，那会更好。”乔治在他离开时说。
“这样啊，嘿，对了——替我去看看珍妮，好吗？”彼尔又躺在床上止鼻血。“随便你怎么说，只要你做个了断。”他坐起来写了张支票，放入一个棕色信封里。“说我给她付牛奶钱。”
他大概发现乔治对这简短的话不大放心，于是补充说：“我不能把她带走，对不对？即使他们让她去，她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负担。”
在同一个晚上，乔治照着彼尔的指示，坐地下铁到肯特区，在一个外表仍保持古式的马场里找到一幢小房子。一个穿着牛仔裤、面貌平庸的女郎为他开门，房子里有股油画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起自己是否曾在韩彼尔的家里遇见过她，所以他一开口就说：“是韩彼尔叫我来的。他很好，不过我替他带了些口信来。”
“天呀，”那女郎柔声地说：“要来的终于来了。”
客厅很乱，从厨房门可以看见一堆吃用过的餐具，看来她是把所有餐具都用过后再一次洗干净。地板上没铺什么，只有些以蛇、花、昆虫为画面的长型幻觉派绘画。
“那是彼尔的《米开兰基罗的天花板》，”她闲谈地说：“只是他不会得到米开兰基罗那种难过的背病。你是政府人员？”她边问边点燃了一根香烟。“他告诉我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她的手在抖，眼睛下有黄色的污点。
“呃，是这样的，让我先把这样东西交给你。”乔治一边说，一边探手到内袋，掏出那个装有支票的信封给她。
“面包。”那女孩说完这两个字后，就把信封放在她身旁。
“面包。”乔治说，用以回答她自嘲的笑。然后，也许是由于他的表情有点怪，或由于他说这两个字的方式很特别，令她拿起信封拆开来看。里面没有字条，只有张支票，但那张支票就够了；乔治从他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支票上的数字是四位数。
她有点手足无措，走过房间去到火炉边，把那张支票和几张食品杂货账单一起放入炉架上的旧罐子里。然后到厨房冲了两杯雀巢咖啡，但只端了一杯出来。
“他在哪里？”她面对他站着问道。“他又去追求那个讨人厌的小水手了，对不对？这是他给我的遣散费，对不对？嘿，你可以把我的话告诉他……”
乔治见过这种情形，突然想起几句熟悉的话。
“彼尔一直担任国家机要的工作。那是我们不能谈的，对你也一样。几天以前，他因一件秘密任务出国去，预定要离开好一段时间，甚至几年，上面不准他把离开的事告诉任何人，他希望你忘记他。我真是非常抱歉。”
才说到这里，她就爆发起来。他完全不知道她说什么，因为她胡言乱语，而且尖声大叫，楼上的婴儿听到她的声音后，也开始哭叫起来。她在咒骂——不是针对他，甚至不是针对彼尔，只是瞪着眼咒骂——她想知道还有谁，到底还有谁还能再信任这种政府？不久她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乔治注意到墙上有几幅彼尔以女郎为主角所画的画，有几幅已大功告成，和他早期的作品相比，这些画有种拘束、听天由命的特性。
“你不喜欢他，对不对？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你为什么替他干这件肮脏的工作？”
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直接和能马上说出来的答案。在回到水湄街的途中，他再次觉得有人跟踪他，于是打电话结孟德皑，把他觉得出现过两次的一组计程车车牌号码告诉他，并叫他马上展开调查，但这次，孟德皑已外出，要到午夜后才会回来。乔治睡得很不安稳，才五点就醒过来。到了八点，他已回到沙瑞特，发现彼尔心情开朗。那些审问员没再来烦他，所长告诉他，交换的事情已获得双方协议，预料明天或后天就可以启程。
他的要求含有告别的意味：他剩余的薪水和代他拍卖杂物等所有的钱，都请替他寄到莫斯科的诺迪银行转交给他，这家银行也会代收他的信件。在亚诺芬尼画廊还有几幅他的画，包括他早期在大马士革任职期间画的水彩画，乔治能不能替他安排送过去？然后，就谈到怎样掩饰他的失踪。
“拖长一点，”他建议；“说我出任他职，说得愈神秘愈好，拖两三年，然后宣告出局。”
“噢，我想我们还有办法处理，谢谢你的建议。”乔治说。
自从乔治认识他以来，彼尔第一次关心自己的服装问题。他希望让人看起来有点来头地到那边去，他说：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莫斯科裁缝根本不可理喻，他们会把你打扮得象小官吏。”
“对。”乔治说。其实他个人认为伦敦的裁缝也好不到哪里去。
“噢，还有一个男孩。”他漫不经心地补充说：“一个水手朋友，住南丁山。最好拿个几镑去堵住他的嘴。麻烦你用那些钱替我办这件事好吗？”
“当然可以。”
他写下一个地址，然后以同样友好的态度，谈起乔治昨天所谓细节的事情。
他拒绝谈起他被吸收那一段的任何事，也不愿谈他与卡拉的终身关系。“终身？”乔治迅速地重复一遍。“你们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彼尔突然觉得提起过去的事好象很无聊，于是不肯加以详尽地说明。
如果他的话值得信赖，那大约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后，彼尔曾供给卡拉几件精选的情报。这些早期的努力，限于帮助苏联对付美国的方面，据他所说，他“一向小心谨慎，绝不把任何会损及英国，或英国外勤情报员的资料交给他们。”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令他相信英国的情势危急，纵然英国有能力刺激历史进步，但却不能提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矛盾的是，美国在埃及对英国的破坏行动，只是个附加的动机。因此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可以说已经彻底地变成一只专任的“鼹鼠”。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成为苏联的公民，在其后十年间，他得过两枚苏联勋章——很奇怪，却不愿意透露是哪种勋章，只一味说它们是“最高荣誉的”。不幸，在这时期里他经常在国外工作，因而限制了他的情报搜集，而且由于他坚持苏方接到情报后必须尽可能采取行动，“而不只是扔给一些愚笨的苏联公文保管处”，他的工作因此既危险又不稳定。他回到伦敦以后，卡拉就派波莱可作他的助手，但彼尔发现很难和波莱可保持秘密会面，尤其是他拍的情报资料为数甚多。
他拒绝讨论梅林早期所用的照相机、装备、报酬和情报技术，但乔治一开始就意识到彼尔对他说的任何一点话，都是万分小心地从一个较大、也许多少有点不同的事实中精选出来的。
同时，卡拉和波尔两人都接到老总发现疑点的信号。当然，老总病了，但很明显，他在有机会把卡拉献给情报局前，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控制大权的。老总的调查进度和自己的健康开始赛跑了。有两次他几乎碰到了黄金——彼尔再次拒绝透露是怎样碰到的——要不是卡拉脚步快，“鼹鼠”吉若可能早已经掉入陷阱，起先的“梅林”和最后的“证据”，就是在这种提心吊胆的情况下产生的。“巫术作业”主要的目的在解决继位大权的问题：把叶普溪变成王位候选人，加速老总的死亡。第二，“巫术作业”当然使得“中央”对流入政府机构的情报获得了绝对自主权。第三，彼尔坚称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它可把“马戏团”变成一项攻击美国目标的主要武器。
“有多少情报是真的？”乔治问道。
彼尔说，很明显，真假的标准，要从想达成什么目的而论。在理论上，制作假情报是件易如反掌的事；彼尔只要告诉卡拉政府机构忽略的范围，伪造人就会替他写出来。彼尔说，有一两次，那些该死而古怪的报告还是他亲自执笔的。接收、研判、分发自己的“大作”，确是件有趣的事情。当然，如果以情报技巧的角度来看，“巫术作业”的优点实在无法估计。这作业把彼尔安置在老总实际上无法够得到的地方，并且使他获得一个他想什么时候和波莱可见面，就什么时候可以如愿以偿的极有利的借口。他们常常几个月不见面。彼尔会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拍摄“马戏团”的文件——以替波莱可制造假情报作借口——然后加上一大堆“垃圾”交给艾德比，让他送到水湄花园的安全屋去。
“这是种绝妙的搭配。”彼尔不假思索地说：“叶普溪作先锋，我在他背后推波助澜，白洛伊和艾德比负责跑腿。”
说到这里，乔治有礼地问道，卡拉有没有考虑过要请彼尔实际地接管“马戏团”：何必为了一个口实？彼尔无言以对，乔治觉得卡拉也许跟老总一样，认为彼尔只宜担任部下的角色。
彼尔说，“证据”是个不顾一切赌下去的计划。彼尔肯定老总快接近真相了。他已从分析档案中，把彼尔两次没有完成任务，或引致任务流产的作业，完整地记录下来，制成一个表。他已成功地缩小范围，认为涉嫌最大的是某些具有一定年龄和阶级的官员……
“顺便问一句，史维克的原始提议是不是真的？”乔治问道。
“我的天，当然不是。”彼尔觉得，他真的被乔治的问题吓倒了。“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预先安排好谁输谁赢的骗人比赛，史维克是确有其人，他是捷克有名的一个将军，但他从来没有提过任何出卖情报的建议。”
乔治感到彼尔畏缩起来，这确是他第一次对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感到不安。他显然是在替自己辩护。
“很明显，我们要确定老总有没有上钩……还有他会派谁去。我们可不能让他派一个无名小卒；要派个大人物，才能使这个故事牢不可破。我们知道他只会派主流之外的人和与‘巫术作业’无关的人。如果我们捏造一个捷克人，他自然会派一个会说捷克话的人。”
“自然如此。”
“我们希望是‘马戏团’的旧人，一个能把大庙冲倒一点的人。”
“对。”乔治说。他突然记起那个在山顶上一边喘气，一边流汗的人。“对，我很了解那种逻辑。”
“噢，他妈的，我把他弄回来了，不是吗？”彼尔厉声地说。
“对，你实在很好心。告诉我，杰岷在离开去执行‘证据’之前，有没有去找过你？”
“有，是有这么一回事。”
“他说了些什么？”
彼尔犹豫了很久很久，始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答案已写在那里：他突然空虚的眼神、闪过他脸上的惭愧表情。乔治心想，他是来警告你，因为他爱你。他去警告你，同时来告诉我老总已经疯掉，但他找不到我，因为我在柏林。杰岷自始至终都在背后照拂你。
彼尔再继续说，同时，必须是在最近发生过运动的国家：捷克确实是唯一可考虑的地方。
乔治似乎并未注意听。
“你为什么把他弄回来？”他问道：“为了友谊？因为他已无害？而且你手里拿着所有的王牌？”
彼尔解释说，不仅这样，只要杰岷还在捷克的监狱里（他没有说是苏联监狱），别人会为他激动，把他当作某种关键人物。但一旦他回来后，政府机构里的每个人都会同心协力地掩住他的嘴，这是处理遣送回国的人一向的方法。
“我很奇怪卡拉为何不干脆枪毙他，是不是因为他关怀你？”
但彼尔又扯到他那些不成熟的政治主张去。
然后他谈起自己来，在乔治的眼光中，他好象已缩小成一件又小又卑贱的东西。他听说伊欧奈斯勾最近以一部剧中主角一直保持缄默，但他周围每个人却把戏剧造福世人的话说个不停，他听了非常感动。如果有心理学家和赶流行的历史学家要替他写辩解书时，他希望他们会记起那是他对自己的看法。在艺术方面，他在十七岁的那年已经说完一切想说的话，但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晚年作些事情。他很遗憾不能带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希望乔治将来想起他的时候还能喜欢他。
乔治想在那个时候告诉他，他根本不会带着那些虚有其表的名词想起他，而是以一些更真挚的感情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