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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师自谓 纳妾在先
章师的自订年谱，由一岁记到五十五岁为止，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
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
遍查章师遗著，实在查不到其他记载，起初我的想法：一、他或许有原配某氏。二、或许他所写配偶，将“妻妾”两字通用。三、或许他在乡间由太师母作主，娶过一位夫人。因意见不合，不承认这个妻子，所以在他的笔下从未提及。
后来我在《燕京学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所载章师传记，也查不出，最后有章氏老门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查“室”两字，《左传》“僖子”一条下，有注云：“，副也”，原注“俗称妾曰室”。汪东对章师早期史事知道最多。他写的墓志铭当然不会错的。
章师何以先纳妾呢？我又想起在民国元年前后的许许多多著名人物，如孙中山先生那么伟大的人物，以父母之命，十九岁时与卢氏夫人结婚，革命时期，觉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事，不是出于己愿，后来再行正式结婚。此风不仅是孙先生一人，几乎那个时代大小人物，十之###都是如此。章师也可能是这样，奉母之命，先纳一妾以待将来自由结婚。这是我的一种推想，事实的可能性也很大。何以见得可能性极大呢？今将章师的自订年谱，查明在未与汤国梨师母结婚前的情形如下：
一、光绪十六年（1890），二十三岁，先父浚（轮香）殁。
二、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五岁，纳妾王氏。
三、光绪十九年（1893），生女，名（存仁按：音丽）。
四、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十八岁，先妣朱太夫人殁。
五、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十岁，生女，名（存仁按：音辍）先兄年四十七无所出，抚此女为己女以归之。
六、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十二岁，女（存仁按：音展）生。
七、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十六岁，妾王氏殁。
以上七条，是从章师年谱摘出来的，足见王氏生过三女，而章师母汤国梨女士尚未来归，或许是章师在二十五岁时，尚未结婚，奉母命先纳妾王氏，而后娶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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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师孤寂 登报征婚
登报征婚，在现时情况，虽常见到，并不稀奇。但是至今登报的人仍是隐名埋姓，转请他人接洽，或租一信箱收信，可见至今还没有人肯抛头露面地自认为征婚者。
章师在王氏过世之时，为光绪二十九年，那时节是清朝末年，民国尚未成立，当时风气极不开通，哪里会有人公开登报征婚呢？因此，这事免不了被目作惊世骇俗，认为是一件旷世奇闻，而章师竟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这段广告原文，我无法查到（按：我遍阅日本人影印的《顺天时报》的缩印本，有新闻而无广告）。但是日本人武田熙有过一篇文字，叫做“章炳麟的结婚”；又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写的《章炳麟传》中，曾同样提及章师征婚条件的详情，我现在将这两篇文字的原文，复印刊出。
这两段文字，都是日文，我将原文意译出来，大致是说：章师征婚广告，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他的征婚条件有五：
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
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
第三条：要大家闺秀。
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
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以上是我的意译，因为两段原文也有出入。
章师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所以他的广告虽只登《顺天时报》一家，而各地报纸改写新闻，成为义务广告，遍及全国。当然有许多迂腐的士大夫阶级，认为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
章师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当时是否有人应征？不得而知，但是章师在此后一段很长时期，并未得到一个合乎条件的配偶。推断起来，可能应征的女性，连一个都没有，而且那时章师奔走革命，已经名震全国，结婚与否，并不急于付诸实现。不过这次的广告，倒成为国人传诵一时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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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人有意 章师懵然
据日本发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八月的《中国文学日报》载云：
吴淑卿女士，十九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
这段文字，在我看来，吴淑卿女士可能并非湖北人，但章师何以第一条条件提出以湖北女子为限，我也百思而不得其解。而且后来与汤国梨女士结婚，汤女士为浙江吴兴（乌镇）人，并不合他的征婚条例的第一条。总之，在那个时候，他志在革命，忙个不了，婚事也就搁置下来。
看来吴淑卿女士对章师却属有意，或许还有些失恋的痛苦，一时激动，写了一篇《吴淑卿投军文》登载在《民立报》，时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阳历10月31日），也曾有日本文的记载，现意译如下：
……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这篇文章，出于吴女士手笔，原文当然极长，措词慷慨激昂，日文只译载其一二而已。这件事的经过，在日本书上一再表示吴淑卿女士爱慕有心，而章师可能毫无所知，这由于章师的个性有异于常人，对男女恋爱之事，是不大起劲的。这段佳话，在许多写述章师遗事的文章中，都未提及，被我考证出来，对本文充实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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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汤联婚 趣事多端（1）
我查到章师与汤国梨女士结婚的年月日和当时的情况，有四种记载，一节口述。
一、《岑村笔记》上的一段记载
该段记载，题为“章太炎婚事”，内云：“朴学大师章炳麟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和汤国梨在上海爱俪园举行结婚礼，介绍人张伯纯，证婚人蔡孑民。章生平论文，盛推魏晋而薄唐宋，故其所作诗文，多古色古香。”
二、陈大络的一段记载
据《艺文志》陈大络云：六月十五日章炳麟在上海爱俪园（哈同花园）与吴兴汤国梨女士结婚，时炳麟年四十六岁，汤女士二十八岁。那一天观礼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陈其美，介绍人是蔡元培。炳麟又不知从何处借得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礼毕在一品香宴客时，即席赋一绝句：“吾生虽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谢媒一绝句：“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依据上文一九一三年是民国二年，足见汤氏是章师的续弦。《岑村笔记》的按语中说：章师在爱俪园结婚之前，大闹笑话，当然一位国学大师，不喜欢俗礼的束缚，他最不讲究这一套，时人就说他大闹笑话，其实这些笑话，根本微不足道，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常事。
以上情况，有两点记载不同，一说介绍人是张伯纯，一说介绍人是蔡元培。但我在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中，查到介绍人是张继，还有一个介绍人是沈和甫。沈氏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意。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上海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都到场，门禁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对他以为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入，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福一些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章师的婚礼延耽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三、日本人的记载
我又找到的资料，是日本人高田淳著的《章炳麟传》。他写出章师结婚时，是在章师四十六岁，汤国梨是三十二岁，介绍人是张伯纯。章师放弃以湖北省女性为限的条件。
汤国梨女士是上海务本女塾第三班师范毕业生，曾经在神州女学执教鞭，结婚那天，孙文、黄兴、胡瑛都穿礼服入席，陈其美则穿常服，来宾二百多人，男女双方介绍人为张伯纯及沈和甫二人，蔡元培（孑民）做证婚人，下午三时婚礼，哈同夫人罗迦陵在场照料一切，仪式进行中，章师与汤国梨女士交换金指环。由礼乐队奏乐，相对行三鞠躬礼。而且自撰结婚证书的文辞，请证婚人宣读。这些记载全是日文，我摘要意译，原文影印刊出如后。
关于下列这段日本文字，年龄与前说不同，唯一揭出汤国梨女士是务本女塾毕业班高材生。查务本女塾是早年上海数一数二的朴素女学，创办人是吴怀玖，校址在南市小西门外黄家阙路，后来改名为“务本女子中学”，凡是上海世家的女孩子，很多到这间女学读书，我的太太也在这间女学毕业，所以我对务本女学相当熟悉。（按：汤国梨女士的年龄与前文不同，而沈和甫准时到场做介绍人，又与前文不同，姑录之，两说并存。）
四 、《民立报》记载
还有一段资料，是《民立报》的记载，《民立报》与章师有密切关系，当然它的记载格外准确，可惜原文我没有，又是从一本日本书中找到日文的记载，我又摘要意译如下：
《民立报》六月十六日登载，题目是“唱随新诗”。
文前又以“名园微雨燕双飞”为次题，当时结婚宴会上新郎新娘即席赋诗，六月二十日北京《顺天时报》详细记载，题为“章太炎君结婚记盛”，述及当日六时之后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情况，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按：足见那时还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两方举行余兴，请新郎即席赋诗。否则罚酒十觥，章太炎在二十分钟内即席成诗四首，而且亲自朗诵。新娘只写了一首旧作《隐居》，新郎章太炎也抢来朗诵，可惜章氏是近视眼，看错了八个字，那八个字是“章童汤妇，国圆炳柄”，章太炎读时，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八个字，章师看错了。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氏罚酒八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举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了。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个女生唱歌助兴云云。我自知对日本文并无根底，能看不能读，也不会译。所以译出来的文字，不但不够信、达、雅，而且错误难免，所以将原文影印如下，请识者指正。
章汤联婚 趣事多端（2）
五 、许福的老实话
我在民国二十年（1931）期间，曾为爱俪园女主人罗迦陵女士的长子罗友兰诊病，日久之后，成为他家的常客，所以对司阍的许福也熟得很，我每次到爱俪园时，常和他立谈片刻，我曾经问起过他，关于章师结婚是怎样的情形？洽借场地是否姬觉弥所介绍？他说那时姬觉弥尚未当权，是由一个叫做乌目山僧和园主洽商的。我对乌目山僧，初时不知其为何许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多才多艺民国开国时期的革命伟人（按：后来查出乌目山僧又称乌目山人，原名黄宗仰，一名中央）。民国成立之后，他不愿为官，改称山僧，云游四方，他和黎元洪总统熟得很，有一个时候黎元洪大总统的玉玺，就由他作主寄在爱俪园中。还有一个时期南北议和，借爱俪园“戬寿堂”为会场，也是乌目山僧说合的。
章师在乌目山人故世后，作铭为传，其辞甚长，节录如下：
……余与邹容同下狱，禅师百方为营解，卒不得。又八岁，武昌倡议，余自日本归，舍吴淞都督李燮和所，禅师来，知其尝为燮和馈饷，顾时方重刻日本宏教书院佛藏，又综时事，兼关道俗，未尝得休舍。民国兴，佛藏就，诸与游者皆骤贵显，则禅师廓然归矣。民国三年，复充江天寺首座，明年，闭关遍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