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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勒先生的幸事；手术通过电视进行了直播，这是美国的幸事。美国至少有50个电视台直播了这次手术，英国广播公司也参加了直播。两个讲说员不停地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及时通报给观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直播这次手术，但直播的结果是迪特里奇医生和舒勒先生的胸膛都出了名。也许是因为舒勒先生看过太多的电视“医生秀”，所以他对自己的手术结果出奇地有信心。他说：“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1
1984年WCBS电视台和WNBC电视台都大力报道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公立学校已经试行把所有要学的科目都唱给学生。在电视里，学生们戴着随身听，听着摇滚音乐，而歌词则是一个演讲稿的八大组成部分。提出这个建议的乔科·亨德森先生正在计划把数学、历史和英语也纳入摇滚音乐计划，希望以此获得学生更大的欢心。事实上，亨德森先生并不是这个主意的发明人，真正的发明人是儿童电视工作室，他们的电视节目《芝麻街》通过成本昂贵的制作，试图证明教育和娱乐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亨德森先生有他的不同之处。《芝麻街》只是想证明学习阅读的过程可以成为一种轻松的娱乐，而宾夕法尼亚州学校的做法则是要把教室变成摇滚音乐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6）
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曾播出过一次*案的审判，观众们似乎难以判断这到底是一场审判还是他们一出喜欢的午间肥皂剧。在佛罗里达州，电视台定期播放一些不同严重程度的审判，包括谋杀，这些节目在人们眼里比电视剧里虚构的法庭戏更吸引人。这些节目播放的宗旨是为了“教育公众”，出于同样的目的，据说有人正在着手把忏悔也作为电视节目。这个被命名为“忏悔室里的秘密”的节目肯定会包含儿童不宜的内容，所以建议父母们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飞机上，一个乘务员小姐宣布旅客要做一个游戏。飞机上持有最多信用卡的旅客将赢得一瓶香槟，结果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男子以12张信用卡取胜。第二个游戏要求旅客们猜出机组成员年龄的总和，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男子给出128岁的答案，结果拿走了第二瓶香槟。在第二个游戏过程中，天气情况开始恶劣起来，“系安全带”的指示灯亮了起来，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而乘务员们忙着通过对讲机说着笑话，更是一点没有察觉。飞机到达终点的时候，机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旅途实在太愉快了。
1985年2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路特格斯大学（纽瓦克校区）的查尔斯·派因教授被议会命名为“年度杰出教授”，以鼓励他在支持和发展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在解释他为何对学生有如此大的影响时，派因教授说：“我有一些常用的把戏，如果我的板书已经到了黑板边缘，我会继续在墙上写，学生们总是会哄堂大笑。我展示玻璃分子怎样运动的方法是跑向一面墙，然后从墙上弹回来，跑向另一面墙。”他的学生也许还太年轻，没有看过詹姆斯·卡格尼在《胜利之歌》中关于“分子运动”的表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唐纳德·奥康纳在《雨中曲》中也模仿过这样的表演。但据我所知，用在教室里这是第二次：黑格尔曾用这种方法来论证过辩证法。
宾夕法尼亚州门诺教派中的严紧派一直生活在美国文化的主流之外。他们的宗教反对膜拜图像，也就是说他们是不允许看电影或拍照片的。但显然他们的宗教没有禁止他们观看其中有他们自己图像的电影。1984年的夏天，派拉蒙电影公司的演职人员到达兰卡斯特镇拍摄电影《目击者》，这是一部关于一个侦探（哈里森·福特扮演）爱上一个严紧派女孩的故事。虽然当地的教会警告居民不要干涉电影的拍摄，但有些焊工还是一做完手上的活就跑到拍片现场看热闹。一些虔诚的教徒躲在远处的草丛里，用望远镜看拍戏。一个严紧派妇女说：“我们在报纸上了解这部电影的情况，孩子们还把哈里森的照片剪下来。”她补充说：“但他们并不是对哈里森本人感兴趣。有人告诉我们哈里森在《星球大战》中扮演过角色，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1
1984年的冬天，《官方录像杂志》上出现了一幅整页的关于“创世记计划”的广告。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把《圣经》改编成一系列的电影。最后的成果将被定名为“新媒介圣经”，由225小时的电影组成，耗资达亿美元。曾执导过《周末狂热》和《油脂》的约翰·海曼是最热心于这个计划的导演之一，他说：“我被《圣经》迷住了。”在《屋顶上的提琴手》中以扮演特维耶成名的以色列演员托波尔将扮演亚伯拉罕的角色。广告中没有提扮演上帝的候选人，但考虑到制片人的背景，有人说这个角色非约翰·特拉沃尔塔莫属。
耶鲁大学在1983年的学位授予典礼上颁发了几个荣誉学位，其中有一个是颁给特丽莎嬷嬷2的。在她和其他几个人道主义者及学者接受学位时，观众的掌声热情但很节制，甚至透出一丝不耐烦，因为他们想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仍在后台等待露面的那个人。当主持人宣布她的杰出贡献时，很多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涌向台前，想要离那位伟大的女性近一点。在梅丽尔·斯特里普3的名字被宣读出来后，观众发出的巨大欢呼声足以吵醒纽黑文4的死人。一个出席过给鲍伯·霍普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的人说，斯特里普博士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了霍普博士。因为深知如何取悦观众，耶鲁大学的领导人还邀请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迪克·卡威特为下一届典礼致开幕词。
在当今的所有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甚至根本不算是什么辩论。每个竞选人有五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作一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辩论后的综述通常避免对竞选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评论的。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当年里根总统在与弗里茨的第二场辩论中，里根总统在被问到他的年龄时说了一句极精彩的俏皮话，结果第二天有好几家报纸都透露里根用他的笑话击败了他的对手弗里茨。由此可见，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电视时代的人民选择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欧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他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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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杂耍、化妆术的盛宴
黄集伟/文
在本书作者波兹曼看来，刘晓庆为出演一部新片而在自己的脸蛋上大动干戈之类，八卦之外，其实了无新意。如果允许选择“头条”，波兹曼多半会“聚焦”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当年，某次竞选失败，气急败坏的尼克松拒绝检讨自己，反倒跟自己的化妆师大发其火，一口咬定该次失手，原因全在于化妆师蓄意破坏……
如你所知，事实上如此“聚焦”依旧难逃八卦嫌疑，但其含义却已非常。至少，它让我们在听说当下任何一位政客在如火如荼的竞选热浪中亦不忘为自己特聘“笑话”参谋这样的新闻时，不再惊诧……与尼克松对化妆师的“谴责”一脉相承，此类细节让我们懂得，“政治”正演变为一种“娱乐”———尽管春晚、范伟、赵本山、周杰伦的绯闻女友等其实无关政治。
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说，就当下文化而言，“娱乐”已赢取我们这个时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由印刷机开创并延续经年的所谓“阐释时代”已然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由此，一个平头百姓或一名身价过亿的名主持其内在品德是否“诚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上去是否“诚恳”？
而也正是这似乎简单到家的一“看”，证明电视及其文化如今既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为此，波兹曼说：“电视在安排我们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而罗兰。巴特则说：“电视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以是观之，赵薇、赵忠祥、张艺谋、冯小刚、崔永元等原本即以“镜头”为生的繁多“著名人士”的任何闪失，其实都无足轻重。以波兹曼之见，比演艺圈、电影圈、电视圈中的无穷纷争与龌龊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乃至深入人心。
波兹曼的这一判断语调平和，但却内含绝望之心———电视1900年诞生至今不过百年，但它已将政治、新闻、教育乃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喧哗缤纷的“杂耍”。在那张壮阔无比的“电视”屏幕上，无论多么残忍的谋杀，多么恐怖的地震，多么荒诞的政治丑闻，只要主持人温柔地说一声“接下来”，一切便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于是，如今我们每日沉浸其中的所谓“信息环境”事实上已成为“电视”的一面镜子———在这个类似于“欢乐总动员”、“非常6＋1”式的信息环境中，不仅失败的文化已成为一种文化，而且，新闻的价值也仅仅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或嘘声……更有甚者，非凡品德、完美的人格之类，也仅仅取决于“化妆术”的高下……
为此，波兹曼的忧心绝望之至，感人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前言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一九八四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1949年所著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未来*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注】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注】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老大哥”系《一九八四年》中的*者。——译注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