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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评论道，美国人醉心于报纸和小册子，以至于没有时间来看书。（有一本书是个例外，那就是韦伯斯特的《美国拼写课本》，此书在1783年到1843年之间销售了2400万册。）3富兰克林所说的“小册子”，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伴随报纸在各殖民地广泛传播的还有各种小册子和大幅印刷品。阿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1835年出版的《美国的*》一书中提到了这个事实：“在美国，各党派之间不是通过写书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通过散发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以惊人的速度在一天之内迅速传播，而后消失。”4下面这段话中他也提到报纸和小册子：“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5
在托克维尔发表这番议论的时候，印刷术已经传播到了美国的各个地区。南方和北方相比，不但在办学方面落后（南方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私立的），而且在使用印刷机方面也晚了一步。例如，弗吉尼亚州一直到1736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弗吉尼亚报》。但是到了18世纪末，通过铅字传播思想的运动蓬勃发展，很快成为一次全国范围的对话。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士·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全部用“帕布利厄斯”的化名）写了85篇支持美国宪法的文章，1787年至1788年期间，这些文章原本只是出现在纽约的报纸上，但后来在南方人中的影响完全不逊于在北方。
进入19世纪的美国，在它所有的地区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在1825年至1850年之间，收费图书馆的数目翻了三番。1那些专门为劳动阶层开设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并成为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一种手段。1829年，“纽约学徒图书馆”有1万册藏书，曾有1600名学徒在此借书阅读。到1851年，这个图书馆已向75万人提供了服务。2由于国会在1851年降低了邮费，因而几分钱一张的报纸、杂志、星期天学校手册和简装书唾手可得。在1836年到1890年之间，亿册《麦加菲读本》被分发到各个学校。3虽然当时并不提倡阅读小说，美国人仍然表现得如饥似渴。塞缪尔·古德里奇就沃尔特·司各特1814年到1832年之间发表的小说写过这样一段话：“他笔下诞生的任何一部新作在美国产生的轰动更胜于拿破仑的某些战役……每个人都在读他的小说，不论是名人雅士抑或凡夫俗子。”4出版商为了得到某些潜在的畅销书，有时甚至会派信使去等候邮船，然后“在一天之内，把布尔沃或狄更斯的最新小说印刷装订成书”。5那时还没有国际版权法，“盗版”书四处泛滥，大众对此绝无微词，那些被视为名人的作者也不能有所抱怨。1842年狄更斯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待遇简直可以同现在我们对电视明星、体育明星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崇拜相媲美。狄更斯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无法向你形容我所受到的欢迎，人群四处追随着、欢呼着，各种富丽堂皇的舞会和酒会，各种公众人物左右相随，这个地球上大概没有一个国王或皇帝有过这样的待遇……如果我乘着马车，人群就会把车簇拥起来并送我回家；如果我进了剧院，所有的人都会起立，然后音乐从头开始。”1美国的本土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瞩目，在南方，如果她的马车被人围住，那绝对不是为了送她回家。但是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出版的第一年还是发行了万千册，相当于今日美国的400万册。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5）
阿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不是唯一惊叹于美国印刷业的外国客人。19世纪中，很多英国人来到美国想亲自看看殖民地的变化，这里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普及率给他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
同时，他们还为另一个现象所叹服，那就是演讲厅的普及。在这些演讲厅里，程式化的演讲为铅字传统提供了持续巩固的手段。很多这样的演讲厅起源于“学园运动”——一种成人教育形式。据说这个运动是由一个新英格兰的农夫发起的，其目的是传播知识、推行普通学校、设立图书馆以及建立演讲厅。1835年前，在美国的15个州中有3000多个演讲厅，3但大多数都在阿勒格尼山东部。到了1840年，一些边远地区，如衣阿华州和明尼苏达州，也出现了演讲厅。英国人阿尔弗雷德·巴恩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考察之后，于1835年写了一份报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4他说，“在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挤的演讲厅。”5巴恩的同乡约翰森在史密森学会听过讲座，他“发现演讲厅里通常有1200到1500人”。6在那些演讲的人中有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他们同时也是作家），如亨利·沃德·比彻、霍勒斯·格里利、路易斯·阿加西和爱默生（他的演讲报酬是50元）。7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里，用两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作为“学园运动”巡回演讲员的经历。“1866年我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演讲，我在纽约演讲过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讲过几次；1868年我参加了西部巡回演讲的全过程；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还参加了东部巡回演讲。”1很明显，爱默生得到的报酬是很低的，因为马克·吐温提到，有些演讲人在乡镇演讲的报酬是250元，在城市里则要提高到400元（按照现在的标准，这相当于一个退休电视播音员演播的价格）。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这种情形的造成只有一部分是受新教传统的影响。理查德·霍夫斯塔特2提醒我们，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写道：“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3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不会朝别的方向发展的。我们也许甚至可以说：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用了两个世纪和一次传播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霍夫斯塔特对于美国公众生活中的这种反知识分子的努力有过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认，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实的全貌，这就像原本要写一部美国经济史，但重点却放在了破产史上一样。4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环境存在重大差别的人来说。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印刷品远远多于过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托克维尔在《美国的*》中写道：“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讨论激烈起来，他会称与他对话的人‘先生们’。”1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执的一种反映，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读者是非特指的，那么托克维尔这里指的谈话无疑正是一种印刷文字式的口语，在口头话语中它表现出多种形式。例如，在布道坛上，布道者用一种庄重的语气读出书面准备好的讲稿，语气中充满“关于神性的客观分析，并希望将这种神性通过自然和自然法规揭示给人类”。2即使在信仰复兴运动向自然神论者的这种冷静分析提出了挑战时，充满激情的布道者仍然还是使用一种能轻易转换成书面语言的演讲术。在这些布道者中最有魅力的是乔治·怀特菲尔德，从1739年开始，他在美洲各地广为传道。在费城，面对上万名听众，他向他们保证，如果拒绝了耶稣，他们将身陷永久的地狱之火。这番话令众人惊恐不已。本杰明·富兰克林亲耳聆听过怀特菲尔德的演讲，他随即决定成为其出版人。很快，怀特菲尔德的日记和布道词便由费城的富兰克林出版了。3
但是，很显然，我并不是说印刷术只是影响了公众话语的形式。只有意识到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这一点，我的观点才会显示出其重要性。如果有读者认为我的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那么我可以引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吗？”1*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担起了这个任务。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是怎样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的。
1 指约翰·格伦，美国第一个绕地球作轨道飞行的宇航员，退役后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译注 2 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 1918—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浸信会牧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宣讲耶稣基督福音，开展福音奋兴运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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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1）
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辩论的序幕，是1858年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开的。按照事先约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作一个半小时的答复，最后由道格拉斯再次发言半个小时来反驳林肯。这次辩论持续的时间在两人的历次辩论中算是相当短促的。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锋过几次，每一次都是唇枪舌剑，不到筋疲力尽誓不罢休。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作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1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顺便还应该提一下，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当时的各种集市上常常有演讲的节目，大多数演讲者可以得到3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观点，而且既然演讲者都不希望打无对手之战，他们的反对者也会得到同样多的时间来反驳。（我们应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演讲者都是男人，在斯普林菲尔德持续了几天的一次集市上，“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女人在院子里作关于‘妇女在当今进步运动中的影响’的演讲”。1）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仅依赖集市或特别场合来满足自己对于演讲的需要。“树墩”演讲者在当时非常盛行，特别是在西部各州。在伐木之后的树墩边或任何一块空地上，只要有演讲者，他的周围就会聚集起一群人听他说上两三个小时。虽然这些听众非常专注并对演讲者表示足够的尊重，但他们绝不会沉默不语或无动于衷。在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过程中，常常有人大叫着来鼓励其中一方（“告诉他，亚伯！”）或表示蔑视（“有本事你就快回答”）。如果听到什么精彩之处，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鼓掌。在奥托瓦的第一次辩论中，道格拉斯以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来回答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的朋友们，”他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