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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管”，便叫汤直接到湖北接管。7月29日汤到汉口时，莦指使“拒汤派”横卧在京汉路的轨道上，火车不能开行，汤乃在刘家庙下车，改乘军舰在汉口特区登陆，江岸上又有不少的“迎汤派”被军警横施殴打，受重伤者有四五十人。莦派副官邹海清到军舰上劝汤不要登陆，以免引起骚乱。汤不听劝阻，登陆后亲自渡江到武昌去见莦，莦拒而不见，却在军署内召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举行所谓湖北各公团联席会议，当场推举莦兼任省长，而莦也就马上宣布就职。汤把这情况报告黎，但黎也无能为力。
关于内阁问题，颜惠庆应允担任到8月1日国会复会的一天为止。此时伍廷芳已死亡，黎打算找南方“名流”唐绍仪组织内阁，以便促进统一。这时曹锟与吴佩孚也表示不干涉。但唐在香山的原籍不肯“出山”7月31日黎派司法总长王宠惠代理内阁总理。在总统与军阀之间的矛盾之下，王乃于8月19日提出书面辞职，并推荐张绍曾代理内阁总理。23日黎邀请各政党人物到总统府讨论内阁问题。政学系、益有社分子一致主张不必顾及吴佩的反对，派张绍曾组织，内阁，但是黎又反过来劝他们不要与实力派为敌，以免引火焚身。这天的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9月19日，黎元洪终于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内阁，正式派王宠惠为内阁总理。这个内阁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财政总长罗文干、教育总长汤尔和都属英美派，当时被称为无党派的“好人”因此有“好人政府”之称。事实上这些“好人”都是吴佩孚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次内阁的改组，是黎元洪对实力派的全面屈服。
王内阁成立后，保派在财政、外交两长中并未取得一席，因此他们策动倒阁运动，企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
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三次常会开幕仪式，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告开会，议员彭养光大骂黎元洪高唱统一，可是国会自身首先就不统一。接着，议员凌毅提出质问：“黎元洪凭什么资格出席国会？”黎元洪见会场形势不佳，催促吴景濂快点念完开幕词，自已匆忙地读着颂词。这时台下掀起一阵大吵大闹的声音；王宠惠见闹得这样凶，便不敢致颂词，于是大家走到会场前面等候摄影。正当就坐的时候，郑江灏恶狠狠地跑过来，大骂“私生子内阁”推开王宠惠不许就座。吴景濂连说带劝才把他劝开了。
在各派互相争权夺利的情况下，王内阁已无法维持下去，于是在12日提出总辞职。
黎元洪利用元首的特权，找了一位“名流”汪大燮组织“过渡内阁”。汪内阁发表就职后，吴景濂、张伯烈首先通电反对，汪内阁在30日上午9时30分通电就职，当晚9时又通电辞职，当时称为不满12小时的短命内阁。
12月5日，黎元洪决定由张绍曾组织内阁，6日将张绍曾内阁同意案提交国会通过。1923年1月4日正式任命张绍曾为国务总理。
张绍曾的内阁成立后，国内战争不停，各省兵变，“匪”患的警报越来越多，北京各机关和教育界出现了索薪高潮；外交方面，四国银行团屡次抗议到期外债不还，公开建议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同一时期直系军阀两个头目，曹锟醉心于最高问题，吴佩孚忙于布置“援闽”，攻粤的武力统一计划。在这样一团糟的局面下，张绍曾并不感到气馁，他自居为几年来唯一的合法内阁，想在他的手里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他建议召集各省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名流在北京颐和园举行“国事协商会议”协商和平统一问题。1月8日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他不赞成联省自治运动，认为与其先争联治之名，毋宁力图省治之实。
黎元洪本来不愿有一个津派内阁，后来看见张绍曾的所作所为脱离了津派的政治阴谋轨道，主张先统一，后办大选，才感到这个内阁在目前阶段对他是有利的。同时，政学系阁员李根源献计把张绍曾拉过来，实现府院合作，才能抵制最高问题的进行。
为了谋求和平统一，张绍曾十分重视直系以外的各种势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联络。他打算依照袁世凯的老办法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黎却主张授为兵工督办，这两个意见都受到国民党的议员反对，没有发表。对于奉系军阀，张绍曾找到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礼为上宾，叫他从中牵线，打算无条件地取消上年（1922年）5月10日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东三省巡阅使名义，并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而不顾及保洛两方面的反对与否。可是鲍启元打了几个电报给张学良，就象石头投入大海一样，没有接到回答。
孙中山并不反对北京政府的和平计划。1月25日他通电发表先裁兵，后统一的兵工计划，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纷纷表示赞成。
2月28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孙洪伊、汪精卫、徐谦4人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但是曹吴认为孙中山回到广州称起大元帅来，就是破坏约法，破坏和平，主张加以“###”。曹锟派项致中、吴佩孚派李倬章到北京催促发表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3月8日，国务会议决定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并且用总辞职的手段回答两大军阀的压力。
张绍曾提出辞职后，时刻期待着各方面的挽留电报，并吩咐国务院随时将这些电报发表。
果然卢永祥、何丰林、王永泉都有电报挽留他。这些皖系军阀对他并非有好感，而是借题打击曹锟和吴佩孚。
3月16日张绍曾派程克乘专车到天津迎接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敏麟回京复职，果然17日这两位保派阁员都服贴地回来。于是张绍曾表示，“意见一致”，定于19日全体复职。
4月26日举行国务会议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率领军官85人，分乘汽车35辆驰至退思堂，向张绍曾、刘恩源请愿立即发饷一百万元以安定军心。刘恩源说了一句“我就辞职不干”的话，冯玉祥即大声地说：“你辞职不干不关我们的事，就是死在此地，我们也还是要钱”。张绍曾答应尽力设法。讲来讲去，内阁答应从五月上旬分作三批发付一个月的军饷一百四十万，由军官代表到财政部领到支票三张，才分途散去。
27日，刘恩源向汇丰银行希烈提议，拟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五万万元，先付垫款三千万元以解目前燃眉之急。
1923年5月5日举行国务会议时，保派三阁员都用不出席国务会议的手段来拆内阁的台。5月8日，阁员出席国务会议的只有李根源一人。同一天，刘恩源因为10日到期的支票无法兑现，害怕军警前来包围，化装乘坐三等客车逃往天津。9日，张绍曾想躲到西山大悲寺念经，祷求仙佛保佑，扫荡人间的妖魔鬼怪，不料走出西直门就被军警拦阻，只好折回本宅。
这个时候，张内阁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绝境了，可是他和黎元洪一样抱有不下台的决心。
6月6日举行国务会议时，高凌霨首先发言：“总统不信任我们，我们应当告退；如果总理不辞职，我们也可以联名辞职”。张绍曾无可奈何地说，要辞职还是大家辞职好。
内阁总辞职的一天，北京军警代表在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大家认为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穷得无饭吃，非和他们当面算帐不可。7日，北京驻军第9、第11、第13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500余人身穿###，腰佩军刀，到总统府要求总统发给欠饷。黎元洪在居仁堂接见时扫了他们一眼，问道：“你们来此，意欲何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军官们回答说：“不敢，但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求总统作主”。黎应允在端阳节前两天筹发一笔欠饷，他们才退了出来。
黎元洪除派王芝祥于7日到保定“请示”内阁问题外，并在颜惠庆、顾维钧二人中推举一人为内阁总理。他们互相推让，最后顾承担下来，并决定以接近保方的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为财政部长，冯玉祥为陆军总长。黎派人到国务院去找空白命令纸，却寻不着，原来张绍曾已将命令纸带走，以免继任有人，复职无望。同时，王克敏、冯玉祥都拒绝入阁，顾内阁因而不能成立。黎只得又派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张绍曾。
13日上午张坏芝到总统府报告，冯玉祥对他说，总统不应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已达11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的一条生路。总统空言挽留是无济于事的，请于12小时内发给三百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张怀芝认为实力派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丝毫没有磋商之余地。张怀芝退后，黎叫秘书刘远驹将以上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由于没有空白命令纸，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元洪在命令上签名。同时，致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本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自本日起，政府迁往天津。向国会提出咨文，撤回去年总统辞职一案。又通电全国，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竟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以上手续办理完毕，已经是下午一点二十分钟了，黎又害怕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词到天津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本人也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金永炎及侍从武官唐仲寅上车出京。送行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三人。
黎出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的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拦阻火车加以搜查。在天津的张绍曾马上上火车回北京复职，以便摄行总统职权，但是上车时接到曹锟电报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丧地下了车。下午四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几天以来装聋作哑的曹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嘱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以北京城的新主人自居。
王承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即同警务处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到杨村拦阻黎的专车。车子开到了，杨派军警把守车门，王到黎的坐位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答以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两眼露出凶光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忿怒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了一声，“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好”。黎赌气不再回答。此时火车仍在开动，下午四时半走到天津新站，黎要开到老站下车，王却指挥卸下车头，请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省公署休息。黎象木头人一样不理不睬。王自己先下车回到省长公署。车站布满了全副武装军警，如捕江洋大盗，黎的儿子黎绍基前来迎接，也被阻不能上车。黎叫辛博森下车到电报局发电通知全国，本人已失去自由，并往英美两国领事署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一时气忿不过，曾开枪自杀，被福开森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不久英美两国领事一同来到车站，也被阻不得上车。
夜晚10时，王承斌再上车来索取印信，黎只得实说，已派瞿秘书带到法国医院。王走后，黎又派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一个通电，声明被迫交印，以后如有北京发布的总统命令，皆是矫造，本人概不负责。14日清早，王接到电话，张廷谔、薛之珩已在法国医院取得印信，他又上车来，拿出代拟的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三个文件，要黎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黎没有抵抗签了名。他获得自由回到住宅后，马上又把被迫签名的情形通告全国。
黎离开北京后，各省直系军阀发出了一片赞成内阁摄政和催促选举总统的呼声。
1923年6月直系驱逐黎元洪后，原拟定即进行总统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京，不但总统选举无法召集，就是宪###议也因人数不足而经常流会。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1922年6月再任总统，但又在1923年6月直系军阀的胁迫下狼狈出京，算起来不多不少，刚刚一年整。
二度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下野后，在天津建了一个网球场，经常在下午打一小时网球。冬天到来时，网球场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