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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抗战时期的1942年12月，粟裕即在《关于军队供给工作问题》中强调后勤供给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他说：“现代战争的胜负，一般的说决定于其本国广大人民对于战争从政治上、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持程度。谁能够动员其绝大多数甚至全国国民，全部精神、生命及物质来支持战争，则谁就能够获得战争的胜利。然而能否把物质的东西很好地运往前线，适当地分配给各个战线的部队，这对于战争的胜负是有直接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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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下）（11）
粟裕在指挥淮海战役时，同样非常重视后方支前工作的统筹安排、统一指挥。《曾山传》中提到：
1948年10月2日，曾山在接管济南的百忙之中，召开了专门会议，拟定了淮海战役后勤支前工作的初步意见。曾山在会上指出：“惟此次战役，无论在时间上、规模上都将远远超过济南战役，各项支前后勤工作，都须要有精确计算，与各方面的密切协同，特别是对整个战役部署和野战军行动前后必须的供应，须要提前了解和准备。”会议确定在20日前，必须完成各种准备工作，包括：赶送冬衣、百万人3个月以上的粮草供应；弹药补充；民夫、担架、运输工作；医院调整；伤兵及俘虏收容等。
根据《曾山传》的记载来看，早在淮海战役发起一个月前的10月2日，以粟裕代司令员为首的华东野战军前委以及华东军区对于淮海战役的规模，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百万人3个月以上的粮草供应”，这个供应规模，实际上已经是“大淮海”了，与12月28日统计的“130万人”的供应规模相比，仅仅少了30万人的正常误差。
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后来也在其回忆录中，回顾了华东野战军前委对淮海战役后勤的早期准备，他说：
淮海战役前，我们执行曲阜前委扩大会议决议，调配了一批得力干部，健全了后勤组织机构，以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并协助后勤部门整顿了财经制度和供给制度，继续贯彻“以战养战，取给于敌”的方针，严格执行缴获归公条例，反对浪费人力物力，以减轻老区与新区人民的负担。加强对后勤人员的形势任务教育与职责教育，高度发挥积极性，克服种种困难，保证战场供应，加强伤病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搞好奖励与慰问。组织伤员伤愈归队，及时充实战斗力。各级政工干部与后勤专业干部一道，参与组织安排庞大的支前民工队伍，共同完成了3亿多斤粮食、马料和1500多万斤弹药的供应，近10万伤员收治转运等巨大的后勤保障任务。
1948年11月8日，粟裕在向中央军委建议歼灭国民党主力于徐州附近地区的“齐辰电”中，也充分顾虑到了解放区人力物力对作战的支持程度。
中央军委于11月9日复电粟裕，决定采纳他的建议时指示：“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11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陈邓，并粟陈（士榘）张（震），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指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这个关于组成总前委的指示，重点强调的还是“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的统筹解决问题。11月23日，中央军委在提出“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时，再次指出：“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此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
但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时，随着战线迅速西移，后方和前方的距离愈来愈远，战局扩大，粮食供应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全军进入豫皖苏地区后，战场吃粮人数约计130万，其中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地方部队20万，随军民工5万，后方临时转运民工15万；华东野战军部队及新兵、俘虏共50万，随军民工20万，后方转运民工20万。另有马匹4万，抵10万人消耗。每人每天以２斤加工粮计，每日共需加工粮280万斤。如不及时解决前方的供给，势必将影响到整个战役的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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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下）（12）
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协力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结束后，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在《双堆集作战总结》中说，作战中的物资供应，是达到较圆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还是医疗救护等方面，都未感到意外的特殊困难。但粟裕作为总前委委员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从淮海战场的全局出发，敏锐地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同一天，他与陈士榘、张震共同签署致电邓子恢、李达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央军委，“建议迅速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之联合支前会议”，通盘运筹，解决好粮食供应方面的复杂问题。
在电报中，粟裕将自己军事上精于筹算的特长发挥在了后勤上，从宏观上分析了整个战役粮食供需形势，又从微观上精确计算和设计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央军委于12月20日复电粟裕、谭震林，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华东局、中原局、冀鲁豫党委、华中工委指示：“粟陈张十二月十五日关于战区粮食供应情况电悉，如刘（伯承）、陈（毅）尚未动身，请小平同志考虑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讨论今后３个月的粮食供应、弹药补给、交通运输及其他有关后勤支前的工作”。华东局也于12月21日复电粟裕等，表示：“同意召开４个地区的支前代表会议，共商支前有关问题。华东局即以傅秋涛代表出席”。
而在中央军委12月20日复电粟裕等人的时候，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于12月17日晚上至18日在蔡凹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召开的总前委会议已经结束，刘伯承和陈毅会后已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开会。这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的唯一一次会议，着重讨论的却是未来的渡江作战和部队整编问题，并且决定由粟裕和张震负责起草渡江作战计划。
12月26日，根据粟裕的建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在不能再次召开总前委全体会议的情况下，指定刘瑞龙、傅秋涛主持在徐州召开有4个根据地和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明确了任务分工，规定了工作要求，使各地的支前工作更加通力合作，互相配合，顺利解决了淮海战场面临的粮食供应等问题，保证了淮海战役支前任务圆满完成，也为战后部队休整以及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斯大林在记事本上写道：奇迹，真是奇迹！毛泽东平静地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作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对比解放战争期间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均为以多胜少，唯有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最后歼敌万；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军以100万对国民党军60余万，最后歼敌万。而淮海战役，则是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最后歼敌万。
因此，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听说后，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不久，斯大林又对即将出任驻华大使的尤金说：“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19世纪80年代，美国西点军校专门派出考察团，来到淮海战场旧址进行实地考察，对这一结果的评价是：“不可思议”。美国参谋学院战斗研究所也认为，在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是规模最大、最具决定性的一战，“认定淮海战役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次战役”。
淮海战场上，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运筹帷幄，出奇制胜，不仅创造了战役上以少胜多的奇迹，而且把大兵团作战指挥艺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均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下）（13）
正在平津战役前线的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十分关注淮海战役，尤其对几个月前的辽沈战役后期巧施妙计，从自己手中救走了5万余人马的名将杜聿明逃走又被活捉的全部细节，很有兴趣。为此，他还责怪参谋长刘亚楼未能全面收集好材料。
刘亚楼说：“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
林彪回答：“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
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之一、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也给予了粟裕以及他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很高的评价。华东军区领导机关在奉命准备向苏联尤金大使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时，在场的刘伯承边看地图边对陈毅说：“淮海战役这个仗，主要是三野（华野）打的。”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还回忆其父说过这样的话：“淮海战役主要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兵力少，打黄维时是瘦狗拉硬屎，幸亏有粟裕派来部队及时支持，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全军统帅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1948年，粟裕提出３个纵队暂不过江是正确的，这样就保证了淮海战役在短时间取得了彻底胜利。”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肯定地指出：“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一书中，生动地记叙了毛泽东评价粟裕时的情景：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一方面转移到了平津战略区对傅作义的战略作战上，另一方面开始集中考虑人民解放军如何渡长江南下、彻底打垮蒋介石、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问题了。”
“这时的毛泽东，夜间仍旧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开会研究对敌的方针和策略，白天有时则靠在办公室里的藤椅上，微闭着双目，让李银桥给他篦一篦头发。”
“每当这时，毛泽东总要同李银桥聊上几句话，以缓解他日夜紧张的思绪。”
“一次，毛泽东一边让李银桥篦着头发，一边缓缓地说：‘银桥呵，淮海战役结束了，你说说看，这场战役哪个人的功劳大啊？’”
“李银桥思考着说：‘我说华野粟裕的功劳最大……’”
“‘是么？’毛泽东平静地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淮海战役后，刘伯承、邓小平到西柏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与他们交谈时，又一次提到粟裕，称粟裕有杰出的战略预见才能，预测杜聿明逃窜方向是战史上精彩的一页。
淮海战役的事实雄辩地表明，毛泽东的评价是一个经得起实践与历史检验的结论。
淮海战役是粟裕1948年1月的“子养电”与1948年４月“三个纵队暂不渡江”的战略建议中，集中解放军主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歼灭国民党主力于江北的战略构想的实践结果。这绝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有一个根据战局长期思索的过程。所以粟裕后来回顾说：“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我是经过较长时间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