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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老家——苏州的乡间情形。
在那个时代，我有几次从部队探亲回家，站在自家故宅后的那条田埂上，傍晚快收工的时候，会看到从生产大队的厂子里突然飞扬出一群延绵近一里路长的、骑着自行车的年轻绣娘们下班回家的情景。那景象很好看。姑娘们个个穿得漂亮，而且肩上似乎还无一例外地披着那种用来遮挡阳光的纱绸，随着自行车的飞动，那五颜六色的纱绸会随风而飘，特别好看。姑娘们一边骑车，一边发出阵阵银铃般的笑声，笑声又伴车铃声和风儿走，飘动的纱绸又伴笑声和车铃声跃动……那情景，我至今一想，就会感到它是最美的乡间欢乐图。那是个集体经济刚刚走向开放，农民们第一次在自己的田野上感受到当工人和拿工资的那种喜悦与快乐的年代。那些下班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开心欢乐地在工厂劳动了一天后，如果是农忙，就会马上换掉干净、漂亮的衣裳，重新卷起裤腿，挑起担子，回到农田；如果是农闲，他们会成群结队地赶到附近的集镇去看电影、唱卡拉OK，甚至还有的去水泥溜冰场练滑冰什么的。那个时代的农民们真的非常幸福和开心。他们挣的钱有时还会被生产队拿去换成工分，到年底再作分红给他们。但我看到农民工人们仍然特别的高兴，似乎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5章田埂上点燃的熊熊烽火（15）
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对我的苏州老乡们来说，那确实是一段改革开放后最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它让人既怀念集体经济时仍然保留下的大家庭式的欢快与激情，同时它又让人第一次体会到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那令人着迷的金钱诱惑力……
碧溪镇，就在距我出生的老宅地十几里的地方。我从小就知道那是个棉产区，而发明和总结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苏南乡镇企业典型经验的碧溪镇原党委几任书记后来都成了我熟识的亲密乡友，所以对碧溪走过的那段历史，我比较熟悉，并且不用专程采访就能道出一二。
碧溪从公社改为乡——碧溪乡的时候，正值苏州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土地承包了。苏南地区由于人多田少和社队企业搞得早，因此土地承包的方式与其他地方也就不一样。不少乡村采取了把地承包给种田好手，让他们集中精力种好田，而多数农民还是留在社办企业里当工人。1983年的碧溪乡，19000多个劳力中有11000多人已经是脱离土地的农民工人了。农民进厂的越多，这个地方的乡镇企业肯定越兴旺；乡镇企业兴旺了，农民的生活就好。农民手里有了钱，就想往城里跑。可是县城、市区一般离乡间集镇比较远，再说县城和市区的生活农民能不能习惯和适应还是个问题，于是，发展集镇建设成了当时碧溪乡党委的一件不得不认真考虑的大事。这事如果处理不好，农民工人就可能会离土离乡，而大批农民工人一旦离土离乡，乡镇企业哪有优势可言呢·农村建设和农忙时的农耕农作谁来承担·凡此种种问题，摆在了碧溪乡党委一班人面前。左思右想，他们想出了一条路：把集镇建设好，让有钱的农民们不进城也能享受到城里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和城市生活的种种优势，特别是孩子的读书和老人的业余生活，还有时尚年轻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与物质生活。
“用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和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条件，就能把大伙留在这块土地上。这样，我们的农民工人即使工作离了土，但人没离乡；即使人进了厂，可所有的生活方式还在农村。这叫‘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乡党委一班人这么一总结，村干部们听后拍手称好。于是乡镇企业发展后，农民工人们仍能“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经验，从碧溪开始传遍苏州大地，并传进了中南海。
“很好，这有利于发展农村现代化，同时也减少城市的压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好，苏州的这个经验应当好好总结，推广到全国！”中南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的几位最高领导听了“碧溪之路”的汇报，齐声赞扬。
1985年的金秋时节，常熟南郊的元和村。
这一天，村民唐桂芬正与她本村的几位种田“女老板”驾着收割机在田野里收割，突然来了一批警察，后来又来了很多小轿车，再后来便是大大小小的干部出现了……
“几位女场长快过来，你们看看谁来看你们了！”第一个跟唐桂芬她们打招呼的也是位女干部，不过唐桂芬在报纸上见过她，便惊诧地说：“你是顾省长啊！”
“是是，我是顾秀莲。”顾省长一边说，一边笑呵呵地把唐桂芬等三姐妹拉到一位被人围在中央的干部面前。
哎，这位领导怎么这么面熟呀·对，像是电视里经常看到的那个……哎哟，这不是*总书记吗！天哪，是胡总书记呀！这下几位种田女老板的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第5章田埂上点燃的熊熊烽火（16）
“好嘛，听说你们是庄稼地里的女老板！不简单，不简单哟！”*伸出手一边跟唐桂芬她们握手，一边嘴里直夸：做得好，你们办农场的方法好。几个人种几百亩地，养活几百口人，搞机械化农业，扩大集体经济，让参加乡镇企业工作的同志安心做工。这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小平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嘛！好。我支持你们！
*到元和村视察前后虽然只有几小时，但这对当时轰轰烈烈的苏州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和农村工作给予了巨大鼓励。可以说，80年代初的“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是后来形成的“苏南模式”的代表。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元和模式”。
元和村位于常熟市区的南门边上，是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这个村的村支书叫姚得平。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响应中央号召，全面推广了土地承包制。苏州地区也不例外，农业联产承包和农田包产到户工作如火如荼地在广泛推进。但过去样样走在前头的元和村，这回有些落后了——他们村的土地迟迟没分下去。上面已经有人指着姚得平的鼻子责问道：中央政策，你想违抗·
那些日子里，姚得平很痛苦：分田到户，肯定没错。但咱们这里人多地少，而且在社队企业工作的人又多，田一旦分下去，没进企业的嫌活少，进了企业的家庭忙不开，这可怎么办·
村民会上，大伙眼盯着姚得平，看他拿啥主意。这是决定元和村未来命运的时刻，姚得平不抬头，也知道村民们一双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几天来，他姚得平的心情就没有平静过，也一直在琢磨：一旦按人头分了地，那刚刚办起来的企业肯定垮台；如果不分地，上面追查下来又怎么办·
怎么办·大伙等的就是答案。
“分肯定是要分的。”姚得平说话了，第一句说得非常沉重，令所有村民忐忑不安，“但都是分田也要看怎么个分法……”
怎么分·一双双眼睛向姚得平聚焦而来。
“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和*说的，实事求是。”姚得平说得不紧不慢，“我们元和村的情况与国家的一些贫困地区不一样。一是我们的村办企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实力，工业产值已占全村总产值的80％，农业发展有了坚实基础。二是村里的农田水利、收管种都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三是大部分劳力已转向工副业生产。面对这样的实际，我的意见是：建议实行‘专业承包、分组联产’。啥意思呢·具体说，就是把全村的粮田由4个工区下辖的11个小组承包。组与组之间打破大锅饭，实行定产量、定收入、定奖惩制度管理。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好！这样一方面顾及我们元和村的实际，一方面也跟中央的号召一致。”
“我看行。咱们搞企业就是讲的效益，种田也得讲效益。姚书记，我看就这么定了！”
“对，就这么定了！有人帮我们种地，我们也就安心在厂里为集体作贡献了！”
“好，既然大家赞同，那我们也得来一次表决。赞成的举手——”姚得平站起身来，第一个把手举过头顶。
“同意——”村民们齐刷刷跟着举手，有人还高高地将双手举起。
“全体通过！好，我们元和村搞专业联产承包！”姚得平最后大声宣布。
在全国性的学习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的高潮中，在苏州乡镇企业面临一次严重考验的时候，元和村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又符合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的“联产承包制”之路，引起各方关注。
第5章田埂上点燃的熊熊烽火（17）
这路能走得通吗·
元和村不仅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光明：第一年，他们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386万元，比没有实行联产承包前增长了46％，村民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40％，务农劳力人均产粮9266斤，也比以前增长了23％。
尝到联产承包、规模经营农业甜头的姚得平想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儿。1984年，他在全村联产承包制基础上，进行了一次更大胆地尝试：以村委会名义，同本村四名手脚勤快的女共产党员、种田能手签订了“合作农场”协议。协议包括了以下四项主要内容：一、 按照历年生产水平，核定全年向村上缴平价粮、油的数量，超出部分实行村、场五五分成。
二、 按照每年劳力负担25亩地的标准，平时由农场自我调节，大忙时由村办企业负责提供劳力，随叫随到。
三、 为稳定职工种粮积极性，村农场职工实行“工资保底”办法，保证农场职工每月工资不低于村办企业职工同等水平（当时为75元——笔者注）。
四、 强化农机服务工作，村农场农机服务队专门为农场提供从耕种、管理到收获的一条龙有偿服务。别小看了这几条并不复杂的协议内容，它可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国有集体经济条件下个人承包性质的“农民农场制度”，也就是农民工人种田制度，它是苏州人的发明，是苏州农民在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大发展后土地实行联产承包时期的一个伟大发明。这种“农民农场制度”，使得农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也有效地解决了乡镇企业发展与家庭土地联产承包之间的矛盾关系。正是因为这一发明了不起，元和村的做法被中央命名为“元和模式”，并且介绍到全国广大农村。
实践证明，这一“农民农场制度”对元和村实用而有效。四名妇女与村上签订协议后，她们便以“女老板”的身份，又聘了18名志同道合的本村妇女，共承包了全村550亩地，人均负担25亩。第一年她们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和油料达14300公斤，平均产值4681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75倍和106倍，等于每个妇女劳力养活50个人。如此惊人的奇迹，不仅让中国的老百姓和官员们感到骄傲，就连联合国粮食署的专家们都感到中国农民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一时间，关于苏州有个元和村办起农民农场、一个妇女能养活50张嘴、一年之内实现全村小康生活等等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的新闻，从苏州传遍大江南北……
“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是上世纪80年代曾经被中央认定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和必由之路，它使苏州乡镇企业在农民与土地之间发生变化的历史时期寻找到了一条可以共生共荣、不断前进的发展道路，因此它对苏州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起过历史性的作用。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