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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成功人士也是大放异彩，如小裁缝出身的高德康，硬把波司登打造成享誉全球的名牌；小绣娘钱月宝创造的“梦兰”已成为驰名全国的床上用品；令人称奇的还有沈文荣等人，他或为修地球的农夫，或为默默无闻的小后生，但终于成为“钢铁大王”。
《我的天堂》的作者何建明是苏州人，他写的是故乡，自有一股浓郁的乡情，成为贯穿全书，荡气回肠的情感激流，不断拨动读者的心弦。如果没有这种诗化的情思，这本书的感染力必会大打折扣。作者对故乡的历史传说谙熟，对青少年时代的往事铭记在心，对今昔变化由衷的喜悦和陶醉，总之，他把自己作为苏州人“摆进去”了，这成为此书感染力的一大来源。
丁晓原书评：国家叙事中的史诗建构
《我的天堂》：国家叙事中的史诗建构
丁晓原
写作了《中国高考报告》、《国家行动》、《国色重庆》、《共和国与部长》等作品优秀报告文学的何建明，喜欢也非常熟稔于非虚构作品的宏大叙事。作者善于从有关民族国家重大重要的题材中，摄取具有充分史意的段落，以别具诗性的书写，建构具有何建明特色的国家叙事模式。这样的一种建构，一方面导源于作者作为报告文学家自觉秉持的政治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作者对于报告文学文体体性的深刻把握。对于重大重要题材的记写，是报告文学基本的文体功能。正因为如此，优秀的报告文学既是时代的报告，也是历史的文献。国家叙事中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就有着这样的价值。何建明最新推出的《我的天堂》（凤凰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５月版），正是在国家叙事中，完成了别有姿式的史诗建构。
50万字的《我的天堂》，是一部涉及国家发展进程的具有历史厚度与分量，同时也有诗的灵动与优美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报告的是“天堂”苏州改革开放30年“神话”一般的巨变。就题材的类型而言，属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书写”的一种。这种书写自2008年以来，已有大量的作品刊布。何建明自己就出版了长篇《破天荒》和《台州农民革命风暴》，其他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吕雷、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李春雷的《木棉花开》等。《我的天堂》与这些早先出版的作品相比，显示着许多殊异。它既不同于《破天荒》、《台州农民革命风暴》，基于事件中心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史实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打捞还原，也不同于《木棉花开》就一个人与一段历史的关联作深度叙写，而且与《国运—南方记事》的政治大叙事也不同型。《我的天堂》的特异最根本的是在于书写对象的独具价值。“天堂”意谓人类理想之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意义由此可见。在我看来，“天堂”的本旨可表征为有关人类生活理想诸要素的和谐相生，具体而言就是宜于人居的经济文化生态协调共构。正是在这里，苏州可以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但在何建明笔下，苏州作为“天堂”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桥流水人家，诗情画意闲趣，而是一个“让世界阅读了一个古老民族坚守家园与渴望通达的岁月痕迹”，“让人类懂得了向往与追求的遐想之美和智慧创造辉煌的现实之美”的现代东方水城、人间天堂。在这里，“古典园林的精巧与小桥流水的仙境映射出历史和现代的深刻与朴素”，“艳丽的双面绣和舞动的檀香扇伴着悠扬娇柔的评弹，歌唱着融和与致远”。何建明以一种写实而又充满诗情的笔调，叙写了新时期、新世纪“天堂”苏州多义复指和谐的美好景象。可以说，“天堂”苏州是中国特色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意象和符码。在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的天堂》的取事和立意，显示出特别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年，而苏州是以自己的方式展开并演绎这一时代主题的。何建明叙写苏州30年改革开放发展史，从对苏州的观察和把握中，设计史诗叙事的构架。《我的天堂》主体部分应为“人间天堂”史三部曲，即“异军突起”篇，“园区革命”篇和“五虎争雄”篇。“异军突起”记写的是“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崛起的历史，这是“新天堂”苏州建设的重要奠基。作者不是坐井观天地言说此节苏州人创业的历史，而是将它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康”理论构想的提出，关联了起来。“‘苏’是*梦中的‘小康’”，这种关联既是史实的再现，同时也突出了当代苏州人特殊的历史贡献。“园区革命”则着重描述了苏州西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东园（中新合作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西区东园的建设促成了苏州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品质的提升，为苏州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苏州下辖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吴江、太仓，整体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列，这有力地支撑了苏州经济的走强走高，也为“新天堂”苏州增添了发展的活力。“五虎争雄”就是苏州“五子登科”的大特写。报告文学是非虚构文体，作者选择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价值。何建明选择“天堂”苏州30年发展史作为报告对象，这“一度选择”（写作对象的选择）奠定了《我的天堂》总体价值生成的基础，而由上述“三部曲”的叙写可见，作者从对象的丰富存在中所作的“二度选择”（写作重点的选择），则具体地反映了苏州有别于他者的富有个性与特色的形象，使苏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苏州。很明显何建明着力所写的是苏州的经济，但《我的天堂》并不是一部经济史。作者将苏州的经济与苏州的文化结合起来写作，这不仅体现在“‘苏’是涂金的中国”、“人间天堂”史第四部“苏州人的哲学”等直接写到苏州历史文化的篇章节目里，而且也贯串在作品全部的言说中。作者从“干将剑”、丝绸、水城等抽绎出苏州文化的个性，“铸剑与丝织，这一硬一软，成就了吴国的霸业，也孕育了这个地区的文化与民风的精髓。今天的苏州人不也是靠这干事的硬气和成事的和气开创了新的历史辉煌和伟*吗？”“钢的坚硬与水的柔性，是苏州人的性格，是苏州昨天和今天的全部内涵所外溢的最简单而形象的表达形态。这二者写就了苏州的历史。”这里作者对苏州文化的认知虽然不乏文学家个人的感受与想象，但苏州文化精神的大致正体现在这样的表述中。而由苏州文化孕育的“苏州性格”，深刻地烙在苏州创业者的心魂之中，并且在何建明的《我的天堂》的叙写中可触可感。经济与文化融合写作以外，《我的天堂》注意了重写经济活动的主人人物的行为及其精神。经发题材既见经济，更见人。作品所写的人物有市委领导，县市领导，更多的是经济能人。作者对他们的描述，注意突出各自的业绩和人格个性，其中不少的人物因此形象鲜活，令人难忘。“政策一落实，小布衫全出湿”，“社队工业不姓资，治穷致富才性社”，这样个性化的语言，使熟悉农村工作，思想解放，敢于任事，务实果敢的高德正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以江南的“东北汉”聚焦张家港精神的代表性人物秦振华，则把这一人物的独特性给鲜明地呈现了出来。应该说，整体上叙写苏州３０年改革开放发展史的大作品目前只有何建明的《我的天堂》，但与苏州相关的各式文字文本还是不少。基于此，作者注意通过扎实的采访，尽可能更多地挖掘历史的细节，增加关于对象新的信息，从而有效地提升读者对于作品的阅读兴趣。如对中新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一事，作者比较详尽地叙述了事件发生发展波折回环的全程，我最感兴趣的是作品对其中有关的偶然性事由的插叙，和合作中对矛盾协调处理的细节。以上所言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写作等三点，归结为一点，即是作者注意了报告文学写作过程中的“三度选择”，从而使《我的天堂》在非虚构写作的制式中，进取于史诗的书写品格。
《我的天堂》相比于何建明其他国家叙事的作品，其个人性是极为突出的。作者在新苏州“天堂”前以“我的”加以定语，可见其情感的取向与强度。这在我们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苏州是作者“我的故乡，我的亲人，我的生命，我的诗赋”。一般来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公共性写作，作者的个人性更多地体现为写作的个人风格，而不是在内容上刻意地植入。但《我的天堂》具有较多的个人内容，如序篇第三章“‘苏’是一对父子之间的生命传承”。这样的内容配置，在国家叙事的总体框架中并没有显得突兀赘然，相反这种软性的侧笔，既烘托了“天堂”苏州的独特魅力，又使作品产生特殊的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而这也是史诗性的书写应该具有的要素。读《我的天堂》，何建明以背让病弱的父亲背靠的情景，如同朱自清《背影》中的“背影”，作为一个“有意味的”生命形式，挥之不去。
（作者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田珍颖书评：美丽天堂的时代颂歌（1）
美丽天堂的时代颂歌
坚守与渴望的岁月记实
美丽天堂的神话与哲学
——读何建明《我的天堂》 田珍颖
50万字的报告文学《我的天堂》，沉甸甸地书写了古城苏州的古往今来，尤其是对近年来步伐铿锵之记实，让你见识了苏州人“钢的坚硬与水的柔性”。掩卷品味，感慨万端。探究全书的脉络，有三点值得成文列举：
一、多学科知识的自如运用，增加了作品主题的丰厚性：
何建明提倡报告文学作家的学者化。这一主张，对建设思想性为主体的报告文学的独立品格，颇为有益。恩格斯在论述“戏剧的未来”时，明确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这一论断，特别适应于报告文学的当今于未来。由此看来，使作品的主题得以最佳的表现，当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一。在本书中，努力用学者的思维，强化主题，是作者努力实践的重要方面。
广阔的历史学的视角，从开篇贯穿至全书的结尾，并由历史的铺展，加入了地理、天文、人文及民俗等文化的笔墨，其汇合之势如苏州之水，滔滔流来，让你眼见了“苏”之金，“苏”之理想和向往。笔触遥起至公元前11世纪，自秦伯、仲雍建“勾吴”之文明之邦，到苏州的第一个名字“子城”；以阖闾、夫差之治，到“卧薪尝胆”的史实中，伍子胥成为这段历史的光辉与悲剧，他留下了千古水城，苏州从此由水而活、而昌、而繁荣；春申君继伍之水业，至秦汉三国的和平，滋养了苏州人心中的智慧——“闷声大发财”，从而造就了明清时水城的“万商云集”。一路走来，今天苏州的盛极当代，原本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结果。这种以史为叙述之道的写法，在全书几乎每写一地，均有涉及。史不仅是背景，而是成为事端发展之源头，读来拓宽了眼界，又理解了现实中那如何仍为“天堂”的苏州。
思辨的表现，当在作者对政治、经济及社会学等各项学科的涉猎中。作者不规避这些非形象化的理性因素，直接出面论断。比如：在论及“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形式定性与实质时，作者引用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又以苏联解体中计划经济的弊端为对比，明确地指出：苏南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纠正和调整计划经济的那种僵化、单一和命令式的经济形态，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接着，作者以“放栏的猪崽养不大”的朴素比喻，指出了乡镇企业的局限和趋向化，从而为乡镇企业作实质剖析并定性。另外，如作者对江浪文化的解读，对“中国是个讲政治的国度”及“实力与权威”等论述，不仅直面社会，而且颇有见地。
这样的理论，在文中见于一二段落之长，也见于寥寥几句之短，语句之平实，让深奥的道理浅出于文，不执拗、不游离、却是主题的坚实支持。
这些理论对于作品的参与，还表现在作者对别人的哲理性语言的引用。如费孝通先生关于乡镇企业这个模式的论断；历史学家在调研苏州之后，对“苏南模式”于当前苏州大发展之重大作用的论证，都成为作品思想性的理论支持。而更巧妙的，还在于作者对书中典型人物那些哲理性语言的保留，它既免除了理论自身的枯燥，又使草根阶层从实践中体会的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