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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之行，给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留下了深刻的激情和美好的印象。党的十二大，他代表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要在20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翻两番”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即后来的小康社会的理想，可以说是在苏州找到了印证。
“喂喂，你是苏州戴书记吗·”在*离开苏州没几日，有一天戴心思书记在办公室突然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保密电话”。那边说：“我是小平同志办公室的，首长要我核实一个数字：你们苏州的农民住房是人均超40平米了吗·”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2章“苏”是邓小平梦中的“小康”（5）
“对的，我们的农民确实多数实现了人均40平方米了。”戴肯定地回答道。
“好的。谢谢戴书记。”电话挂掉不几日，*在北京找来中央分管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谈话。
*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要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决各自突出的问题，帮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具体规划能够落到实处。
“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800美元。我问江苏的同志，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他们说，在这样的水平上，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江苏从1977年到去年六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这样下去，再过六年，到1988年可以再翻一番……”
*的南方之行，特别是苏州给他留的印象极其深刻。党的十二大确定在20世纪末中国要实现翻两番，有不少人对此摇头，认为不大可能，理由是*十年后的中国经济处在全面崩溃状态，要用二十来年时间实现总量翻两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太悲观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经济老将认为持这种观念的人太悲观了，可当时确实谁也没有把握用二十来年时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对此，作为最实事求是的、四个现代化的掌舵人*内心不能不泛起几分暗暗的担忧：是啊，二十来年时间，实现翻两番，目标是不是高了些·是不是根本就不太可能·正是怀着这样的探求心理，1983年春天，*再也待不住了，他要到中国经济一直最活跃的江浙大地看一看，尤其是要看看苏南的同志怎么看待“翻两番”。
第一站苏州之行，*从苏州人肯定而有力的回答中找到了“翻两番”的自信：经济条件好、基数比一般地方要高出许多的苏州能够实现“翻两番”，那么那些基数比较低的地方“翻两番”应该更不成问题！
*为此非常高兴，不仅在苏州用钓鱼台的茅台酒款待陪同他的苏州和江苏领导同志，而且回到北京后几次在有关中央领导同志面前讲：我对“翻两番”已经有充分信心了。这年6月18日，*在出席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回答几位外籍专家关于“翻两番”的提问时，笑眯眯地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
*当年到苏州论说“翻两番”和他心目中谋划的中国式小康社会蓝图一事，一直让苏州人记忆犹新，并且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和工作激励。在我采访的几任苏州市领导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用这样的口吻告诉我：苏州能在今天远远地走在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列，应当感谢当年*在苏州留下的殷切期望。苏州人欣慰地告诉我：到2000年时，全苏州的工农业总产值其实至少翻了四五番。进入21世纪的头八年，他们又再次实现了“翻两番”，200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高达2230302亿元。
亲爱的小平同志，您听到了吗·这是苏州人向您报告的最近的一份“成绩单”。呵——我看到了：远在天堂的您，正在点头微笑……
。。
第3章“苏”是一对父子之间的生命传承（1）
在为撰写本书而采访的时候，我的妹妹突然给我来电话，说她又要买房子了。
“你不是已经在城里有房子了吗·再说你厂区的住宅小洋楼已经够宽敞、够气派的了！还添房子干吗·”我不解妹妹的动机。
“是给你这个哥哥买的！”妹妹说。
“给我买什么房子·我在北京有住的，还到家乡买房子干什么用·”我不解。
“你不是说以后退休要回家乡来嘛·”
“我——哎，那是何年何月的事！再说，我告老还乡也用不着你当妹妹的操心呀！”
“那不行！你那点工资和稿费添不上一处好房子，我给你买……”妹妹一腔豪气。
我一阵激动。本人有一姐一妹，由于历史的原因，她们没有读多少书，但她们现在各有自己的企业，生意做得不错。尤其是我妹妹，一人支撑着一个效益很不错的企业，走过了几段不平凡的经历，但终究现在比我强许多。姐姐也是这样。我们姐妹兄弟三人，过去我以挣稿费居经济条件第一位，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远远地被她们甩在后面。相比之下，我现在是“困难户”了。我们姐妹兄弟三人感情很深，姐姐与妹妹，她们对我格外地好。只要我开口，她们都可以为在京城当作家的我慷慨解囊。相比之下，我显得很小气——城里人通常有的那种小气。
“我要给你买一套旁边是小桥流水、前后都是花园绿地、左邻右舍还应该是园林湖泊的别墅……”妹妹在电话里这样向我描绘她要送给我的“养老斋”，又言是“江南才子别墅”。
“为什么要这么好啊·”我问。
“因为你是我们苏州人啊！你是我们何家的骄傲，苏州的文人怎么能没有这样的居住条件呀·”妹妹说完，在电话的另一头“咯咯咯”直笑。
那得多少钱呀·我心里在盘算……
“放心，阿哥。一切都由我来操办。我只要你一句话：过几年你是不是要告老还乡回苏州住·”妹妹的这句话显得有些认真。
“嗯，那应当不是问题。”
“好，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妹妹把电话搁下。之后的日子里，不时有她从老家传给我的各种房子的信息，有时让我出面与苏州当地的朋友打个电话，说是他们掌握着更好的房产信息。
我不用去管这类事，我知道妹妹的豪气是最愿意在我这个哥哥身上无私地奉献和体现的。但她的话时常勾起我对另一个人的怀念，那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在三年前患病去世了，72岁的他终究没能越过人生的一道坎。这三年里，我想念最多的一个人也是他。这让我特别吃惊和意外，因为父亲在世时，几乎是一个与我赌了30多年气的人——我们父子之间的问题跟许多家庭的父子之间的问题一样，谁都不让谁。这种结果通常是在其中的一位离开人世后，另一位才猛然发觉以往发生在父子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变得毫无意义。
与父亲的分歧，是我这位生长在“天堂苏州”的儿子该不该离开这块美丽的土地和我是否应该最终回归老家的问题。
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虽然年轻时一直当干部、在我出生时就是一位共产党员，但他骨子里却非常传统，连我不识几个字的祖父的思想都比他开通。
“应该让他出去闯闯！总在小河塘里游不长路。”1975年底，围绕我该不该出去当兵的争论就开始了。祖孙三代人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与我站在同一战线的竟然不是父亲，而是我的阿公（苏州人习惯称祖父叫阿公）。父亲为此与我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较劲，并且利用那么一点儿小权力对身为儿子的我进行“残酷打击”——那时作为小“走资派”的他被贬为农村的生产队长，他竟然采用原始的、甚至有些残暴的手段来惩罚我这个不听话的儿子。他让十六七岁的我，跟着成人去当“纤夫”——划船到上海运输下脚氨气之类的繁重劳动。从我老家那个何市小镇到上海也就一百公里，但靠人工摇橹得花两天时间，尤其是装满货物后，碰上逆流潮水，得三天时间才能完成艰难的旅程。当“纤夫”的日子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3章“苏”是一对父子之间的生命传承（2）
父亲当生产队长，为了让我打消“离家远行”的念头，他采用了种种惩罚我的手段：罚我去参加挑河——冬天在刺骨的河底冰水里挑泥垒江坝。我至今记得1975年的那个冬天，我有三个月是在长江边的堤坝上度过的。白天与壮劳力们一起挑泥筑坝，在那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必须干完分配的任务。民兵队员们一个比一个疯狂，零下几度的冰冷刺骨的江水和呼啸的寒风挡不住他们的“哎哟”声……我只能跟着大伙儿前进，即使根根肋骨在发出痛苦的响声，也必须坚持到收工的最后时刻。惟有可能属于自由的是晚上独自伏在稻草堆里偷偷哭泣——至今想起少年时代年复一年参加的那些“学大寨”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时，我都会浑身筋骨发痛……我们属于那个年代的青春殉葬者。
也是在这年底，我逃脱了父亲的权力控制，争取到了一个当兵的机会，结果我赢了，成了一名当时青年人都羡慕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父亲无法阻止我离家的理想，但我知道他在等待继续惩罚儿子的机会——他从骨子里认为我不应该离开苏州老家。“出去好啥的·”他时常瓮声瓮气地冲我说这样的话。他认为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我一直公开嘲讽他那是落后的“农民意识”。
“你懂个屁！”对这，父亲特别愤怒。
1976年初，我离开家乡，也离开了父亲，开始了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旅程。而这一走，就是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父亲和老家苏州成了我生命中时近时远的另一种关系。过去我一直以为在与父亲的争执中我是胜利者，他是失败者；而对故乡苏州，我以为自己也不再因离别它而感到有什么失落与牵挂——我觉得我的事业和人生在走向另一个美丽的天堂……
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结论是：与父亲的争执，他是最后的胜利者，我则是甘心俯首称臣的失败者。与老家苏州的关系，更不用说，一句话：我永远是她的儿子，我的生命离不开她的怀抱。
这种质的变化，缘于父亲的离去和我对故乡的重新认识。
作为父亲的儿子，我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点出息的人。1980年我就因在军队从事新闻报道“成绩突出”而从湘西山区的一个驻军工程兵团，直接调到北京某兵种总部，从此成了北京市民。后来也多次动员过父母搬到北京居住，可是父亲一直不答应，也不说原因，甚至有些顽固。北京多好，挨着天安门！老家的亲戚朋友都这么对我父亲说，可他“顽固不化”，“死，也要死在苏州这块地上。”他总这么说。
父亲是2004年底被发现患了绝症的。这也是我离开他30多年后第一次有十天时间天天跟他在一起的唯一的一段难忘的日子。父亲在上海某医院做化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