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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罗振玉的现场到达，甲骨文出现了一个背景性的拓展。它不再是文人书房里一片一片分散的、片段性的存在，而是变成一个整体气场。这个气场，就是殷墟所在地。
中国学者很长时间不到达现场而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这样一条道路，由此画上了一条界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还不明白田野考察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们的事。大家还是把尊敬投给那些号称“书斋学者”，也就是凭着古书臆想着种种时空关系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斋里的思考在社会上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罗振玉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对只抱着经典文献死读书的一些书虫的反讽。如果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可能会少了许多
“在场”的感觉，也会少了对文化的敏感。罗振玉正是凭着这种文化敏感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代大家。
‖万小龙：但我觉得，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没有一种先知式的昭示啊。像顾炎武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像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实际上正是罗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实地考察的新学风的历史前奏。
‖余秋雨：我很高兴你提到顾炎武。在罗振玉之前确实也有像顾炎武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脚去走了很多地方。顾炎武也做过书斋学者，读过很多书，但后来，他把远行考察放到了前面。远行时也带一点书，但不可能多，那就要精选了。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他是多么喜欢《汉书》，又知道他是赶着牛行走的。我自己后来在数万里考察时遇到困难，总想起这句诗。
中国文明在明代之后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除了顾炎武这样的特例，再也听不到大地的声音，再也得不到大地的活力，那它当然就会在自以为是的系统里边慢慢地枯萎。
在安阳，一批伟大的文献就要出土。这批文献一直埋在地下，连孔子都没有读到过，连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孔子曾经多次设想过商代，在《诗经》里读到商代，但是他也不太清楚商代是怎么回事，只能踮起脚远远地仰望。至于司马迁的仰望，那就更遥远了。而现在，商代人占卜用的具体物件就在眼前。如果不做田野考察，我们最多是过去读书人的孑遗而已，但是一旦面对现场，情况就不一样了。
确定安阳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并把它送达当代人的眼前，这是罗振玉的贡献。
罗振玉身边出现了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比罗振玉还要棒，这个人叫王国维。
王国维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在文、史、哲诸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留给我们一座巍峨的文化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城垒上，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学者，和许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样，也没有逃脱自杀的命运。一个王国维死了，而一个商代活了。当我们回味着中华古老文明的悠久记忆时，仍旧会对这位大学者的死良久沉思，想着想着，便想成了一部灰色的寓言。
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4）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11岁，他们早年的时候就认识，互相之间有比较深的交往。王国维对罗振玉和其他人收集的甲骨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然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1917年发表了一篇叫做《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论文。包括罗振玉在内的不少甲骨文研究者，大多着眼于解释字的含义与内容，而王国维则把甲骨文当做历史研究的资料。他在论文里证明，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里面所写的商代的谱系基本正确，是信史。当然，里面也有一些错误，王国维给予了纠正。
大家知道，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开创者，他创造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表述方式，其实是对于他之前历史的奠基性的叙述。这个奠基性的叙述在1917年被一个现代学者所鉴定，这个鉴定是司马迁自己当年都很想获得的。
王国维完成了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研究，这篇文章也可看做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起点。中国古代历史在缺少鉴定和证明的情况下延续了那么多年，最后终于从地下获得了鉴定和证明。所以在二十世纪前期，尽管兵荒马乱、生灵涂炭，中国学者却进入了一个特别让人感到骄傲的时代。他们用科学的方法，使我们古代的历史更可信、更可依赖了。这是一个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很矛盾的了不起的成就，似乎对中国的新生有一种预示。可是，正如我前面讲到的，王国维没有摆脱甲骨文大师共同经历过的悲惨命运。
1927年6月2日的早晨，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商讨教学事宜。之后他又向同事借了点钱，雇了辆洋车往颐和园方向驶去。十一点钟他进入园内，在石坊前坐一会儿后便漫步进入鱼藻轩，从怀中取出纸烟慢慢抽起来。烟尽火灭，他突然纵身跳向昆明湖。这位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就这样平静地走向死亡。王国维到底为什么死，永远也说不明白。似乎能够说明白的是他那篇短短的遗文，但是遗文好像也不能完全说得清楚。
我想从宏现上来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三相结构”：社会现实发展得越来越糟糕，古代文物发现得越来越辉煌，中国学者却表现得越来越杰出。这“三相结构”有一种强烈的不一致。我们现在可以潇洒地来谈论它，可对王国维来说，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撑这个“三相结构”，这就非常难了。他对古代了解得太多太多，特别是当甲骨文发现以后，商代已经重重地压在他身上，再加上他的其他研究成果，已经使他艰于行走了，但脚下的现实生活又是那么混乱。大家可以设想，一个人肩上的包袱越来越沉重，而脚下的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狭窄，最后毁灭的只能是他的生命。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肩膀和自己的脚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最后只能选择死亡。
我始终认为，甲骨文不是导致王国维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一定在他肩上增过重。
如果说王国维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高贵的悲剧结构，那么他的好朋友罗振玉，却进入了一个怪诞的悲剧结构。罗振玉肩上的分量也很重，在尖锐的矛盾当中，他简单地选择了不矛盾，那就是选择“古”。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他就选择一个已经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复辟，到伪满洲国任职，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面文化旗帜。这等于造成了另外一种自杀。
你们看，当一个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声音说给当代大地听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牺牲者。牺牲的形态可能是悲壮的，比如像王懿荣；可能是窝囊的，比如像刘鹗；可能是无奈的，比如像王国维；也可能是怪诞的，比如像罗振玉。这些中国现代学者的生命，组合成了一种祭坛前的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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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古老王朝的归来（1）
‖余秋雨：1928年，也就是王国维死后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甲骨文大师们纷纷走上毁灭之途的时代结束了。当时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院长是蔡元培先生。中研院之下成立了一个历史语言所，这个所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察殷墟，像李济、梁思永等著名的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殷墟考古中来，他们带来了国际规范，带来了现代考古学的严密规则。殷墟和甲骨文的研究，就从可歌可泣的祭奠阶段解放出来了。
这里我想询问，在你们想象当中，现代考古学在哪些方面会超过从王懿荣到王国维的以金石学为基础的甲骨文研究？
‖王牧笛：比如说，一些技术手段和探测方式的变化会使得发掘更加便利，考古的范围和视野不断扩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像水下考古，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王安安：这一阶段的研究要更加规范，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上；还有就是注重国际交流，把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人类文明进行横向比较，这是从前所没有的。
‖王秋实：另外，我觉得现代考古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像之前的个体行为。现在更多的是一个团队、一个组织进行某种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而且重视了对文物的保护。
‖余秋雨：角度不一样，但每一点几乎都讲对了。第一，科技手段和组织力量的介入使得大规模的场地开挖成为可能，之前靠几个学者根本完成不了这项工作，你再有钱也就是多买几片甲骨而已。第二，由此可以从地质分析判断文化形态，从而就能更好地确定年代，以及这个年代的整体生态状况。第三，从此他们的每一个发现都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国际考古学上任何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又快速地被运用。这就和我们前面说的几位大师级的甲骨文研究者完全不一样了。
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蔡元培给当时驻守河南的冯玉祥打电话，请他派兵来保护整个殷墟和发掘现场，然后就是一批批现代考古学者的进入。从1928年到1937年，以中央研究院的团队进行的大规模挖掘有十五次。193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终于挖掘出了甲骨窖，或者说甲骨坑YH127号。这就了不得了，因为这可能是古人类文化史上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家档案库。
这个档案库如果仍然放在小屯村处理，就会有很多麻烦。因为量实在太大，又在贫瘠的野外，研究人员和科学设备不可能集中那么多，条件很成问题。所以必须装火车，运到南京。运送的那一天似乎发生了一点情况，我看到过一篇资料，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那是用平静的语言记述的——
正当甲骨坑YH127整个用吊车打包，要运到安阳火车站的时候，殷墟边上的洹河突然升起了一股白气，白气升到天上以后变成白云，白云变成乌云，这个乌云就随着这个运输的车，一直到安阳火车站。接着下起倾盆大雨，这个大雨，就落在木箱子上。
如果这个记述是真的，诸位听下来有什么感觉？
‖金子：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古老文明咒语的一个印证。就像法老的陵墓，任何打扰他安宁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厄运。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去保持它的神秘感，而因为神秘，所以伟大。
‖王安安：我个人并不是非常喜欢这种神秘主义的比附。一个乌云就是什么冥冥之中的某种天意，我觉得这样说不太可信。但是这又提醒我们，应该对历史和传统保持一种敬畏。尤其是面对文化传承之根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
第三课 古老王朝的归来（2）
‖余秋雨：我赞成王安安说的不要过于沉溺于灵异现象，应该洗去乌云和白云里的具体象征，因为这样会使文化变成巫术。但是有一点可以保留，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王懿荣之死、刘鹗之死、王国维之死，白气直至瓢泼大雨一直随YH127号甲骨坑跟到火车站的这种情景，都让我们从平庸的文化现实生活中超拔出来，只有这种超拔才能使我们面对真正的伟大。否则我们的文化态度可能就过于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了，其实我们真正懂得的有多少呢？
前面我们谈到过，在1899年，几乎是在甲骨文被发现的同时，敦煌藏经洞也被发现了。其中大量的文物都被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带到西方去了，被研究，被展览，被很好地保存。现在我们可以在西方博物馆里面看到敦煌藏经洞里的好多藏品。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这些文物，是让西方考古学家带走好，还是应该让它们留在兵荒马乱的国内？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矛盾。我并不把他们看成一般意义的强盗，他们有能力研究保存；但是这毕竟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祖先最后的遗留。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如果我早生几十年，我会在沙漠里把他们的车拦住，把骆驼队拦住，和这些人辩论。如果他们被我说服了，就把文物留下来。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麻烦了，我能把车拉到哪里去呢？拉到南京？拉到北京？这很难。也有车拉过，一路上这儿丢掉一些，那儿又偷去一些，结果稀稀落落，不成样子。如果拉到西方去，我又觉得于心不忍，因为这片大地难以真切地听到祖先发给我们的声音。所以我说，拦下了车只能让它停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对于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王牧笛：我觉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的视角。文化可能是无疆界的，但是民族却是有界可循。我会选择让这些文物留下来。我相信当时中国学人的学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