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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当时他在那里，他总要给他们寄一份漂亮的礼物，加上一封表达他深切思乡之情的信件，特别是当他妈妈在世时的圣诞节期间，情况更是这样。
在他心情良好、孤独感全然消失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与他在巴黎和别地相处的某些同代人，曾这样描述过他：“他讲故事的时候，总用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的方式，使入迷的听众神魂颠倒，兴高采烈。”
但也有着另外的一个诺贝尔，即被逆境伤害和多病折磨的诺贝尔；他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经常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头痛严重，然后就引起反复无常、坐立不安和严厉尖刻等现象。有时感到无家可归。他就消失几天或几周，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当病魔打击过去后，如果他不是带着少而精的行李跑到阿迪尔、汉堡或者维也纳，就会很快看到他戴着一副墨镜，头上缠着一块压定布，充满了忧郁和厌恶自己与生活的情绪，回到他那座实验室禁地。他没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费伦巴克，就会听到他那些最奇异的计划，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饭或晚上睡觉的时间，都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始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通过紧张的工作，使疼痛和忧虑消失；这些工作包括试验、写信，间或写一些小的文学作品，有时还将草稿写在实验日记簿上。起草一些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他处于忧虑而不是生病的时候，就更加司空见惯。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作为一个非常寂寞的人，经常给人留下一种明显的印象。尽管整天忙碌，并且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完全独立，他仍然终生处于无法治愈的孤寂状态。这部分是，也许主要是由于“腐蚀性溃疡”型的内在忧郁症；部分是由于他的生活斗争；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美满的家庭。
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关于他失望心情的例证，但是，从一封给路德维格的妻子埃德拉·诺贝尔的信里，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他写道：“我们之间的对比是多么悬殊啊！在您周围，环绕着爱情、欢乐、喧腾和跳动的生活，关怀别人和被人关怀；爱抚别人和被人爱抚；因此，您是在心满意足中安定地生活着。而我则好象一只被命运撞坏的无用的破船，在没有罗盘和舵轮的情况下到处漂流，没有对过去的甜蜜回忆，没有对未来的虚幻但却美妙的憧憬，没有尽管粗俗但却有助于自我美化的狂想，没有作为我们未来生活源泉的家庭，没有自然陶冶心灵的朋友，也没有为之愤怒的敌人；与此相反的是，只有一种在暗淡的光线中揭示那些没有洗净的污点和失败的自我批评。以这种轮廓划成的一幅肖像，对于一个欢乐幸福的家庭来说，是很不适宜的，而只配把它扔进字纸篓里。”
这位苦恼的发明家对自己那种遗传性的火爆脾气是清楚知道的，因此，当与外界发生磨擦时，他总要设法尽力控制它，特别是每当发火之后，他的健康总要受到损害。他曾宣称，当他愤怒的时候，“诺贝尔式的血液就会沸腾，我自己的炸药多得很，而生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就会冒出火花来，然而，这不过是只能维持半个钟头的事。”从他的信件中判断，如果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和名声受到攻击的干扰时，他就会变得很凶猛。
诺贝尔经常被那些要求资助这样或那样事务的、以及各种可以想象到的乞求信件所折磨。它们通常是以讨好和可怜的语气来表述这些要求，但有时是以达到难以相信程度的厚颜无耻来写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在计算之后说：他发现“邮局每天至少送来两打申请和乞求的信件，提出的要求总共至少有两万克朗，这就是说，一年至少达七百万克朗。因此，我必须声明说，与其落得个肯帮助人的好名声，还不如干脆让人去讲坏话好了”。
他当然要大量回拒这些要求，但是，象他那样肯帮助别人的人，大概为数不多。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当他们的计划使他感到兴趣时，他就会诚心乐意地慷慨解囊相助。毫无疑问，他对自己年轻时代为取得勉强的必需品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记忆犹新；因为他曾写过：“记忆里没有海绵而只有石板。”“我不问他们的父亲生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崇拜哪个小人国的神，因为正当的施舍，是不分国界和勿需表白信仰的。”
诺贝尔对于决定手段的目的，有他自己的观点。在一位奋斗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学企业真正有需要的情况下，他很少说个“不”字，但对于为立雕像、设纪念晚宴等活动而提出的资助要求，他则从不为之动心。他曾写道：“作为一条规矩，我喜欢为活人的肚皮帮忙，而不愿为死人的纪念碑出力……我的天生癖性是，不要去过于尊敬崇拜死人，他们对我们的大理石献品，既感觉不到，也一定会有不同意见，还不如去帮助那些有所需要的活人。”
现在保存的用几乎所有的语言写来的恳求和感谢的信件，以及诺贝尔提出明智劝告的复信，在档案室里足足有几大卷。明显的是没有人认为他所接到的技术或者精神方面的一纸劝导太低贱，因为有时是相当宝贵的。他是怎么找到时间来作这些事的，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尽管他有警惕，仍有不少被巧妙的骗子诈取过的事例，虽然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大方，但却肯定是造成他经常以厌世观点看待人类的原因之一。然而，初步的调查又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他讨厌给施舍以这种不名誉的形式，喜欢把问题谈清楚，从而经常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支持。
这位孤独的人在做过好事之后，并非没有忘恩负义的事情使他感到幻灭。他给一位朋友写道：“你提到我的‘很多朋友’。他们在哪里呢？是在蒸发干燥的幻想的泥底子上，还是在哗拉作响的水银柱旁边？请相信我，你只能在用别的动物肉来豢养的一群狗中间，或者用你自己的肉来喂肥的一些虫子里面，才能找到‘很多’朋友。愉快的肚皮和感恩的心灵是双生胎，阿门。”
诺贝尔在给一位被他认为对人吝啬的犹太朋友的信中，曾经写道：“不晓得你能否仅仅学会懂得，确实有人能够不带私利，或说不出动机去帮助别的人。在犹太人中间，恐怕只有一个人，即基督，曾经发现过这种思想；正因为少得可怜，所以他才被授与神的证书。”
宗教观点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受过洗礼和坚信礼，是一名路德派教徒。舒克教授指出，诺贝尔真正的博爱，是他宗教态度的重要部分。“只有当一种宗教对人类表示出热爱，对于他来说才是有价值的宗教。但是，他的所谓无神论，则是一种特别的类型。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受到雪莱的很大影响，他同雪莱对生活的态度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从哲学的观点来说，这种态度无疑是相当混乱的，那位诗人比这位思想家更加混乱些，但是，持续的思想则是它的高度理想主义。它反对主要宗教的神圣信仰，因为它们的上帝是世界上一位暴虐和不正义的统治者，他要为所有的宗教战争和对其它信仰的一切迫害而受到谴责。但在这种否定之后，可以看到一个不对另外一个上帝的过错负责的上帝，这就是那位和平的、对人类满怀爱情的上帝。实际上，雪莱和诺贝尔的无神论，与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很相近。”
诺贝尔对内森·索德布罗姆的教区工作，经常给予金钱支持。索德布罗姆后来成为瑞典的大主教，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是巴黎瑞典教堂的牧师。他曾给诺贝尔写了下面几行很有启发性的话：“我们在宗教观点上的分歧也许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因为我们两人都同意，我们应该对我们的邻居，做一些我们希望他为我们做的那种事情。坦白地说，我有一位继父，而我只厌恶自己，却一点也不厌恶我的邻居。但是；就我的理论宗教观点来说，我承认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常轨上分离出来的。由于这些问题远在我们之上，我拒绝承认它们是通过人们理解的办法解决的，在宗教方面，要想知道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就好象将圆形变成方形那样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去弄清人们不能相信什么，却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事情。我没有越过这些范围。任何曾经想过这一切的人，都一定会认识到，我们正被一个永恒的哑谜所缠绕着，而所有真正的宗教，都是建立在那上面的。人们透过上帝的面纱，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人们以为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只不过是来自个人的想象，因此应该被拘限于个人的直觉。”
诺贝尔在复信中，远非作为一个宗教的敌人出现，象他那样对生活的精神价值有着强烈感的人，也许为数很少。他所不能接受的，只是围绕这些精神价值的教条和装饰。
政治观点
诺贝尔总是尽可能地站在政治活动之外。不管他是在家里还是外出旅行，他读的东西都很多，并且通过各种政治色彩的报纸，他对世界政治状况显然是精通的。他在文字中所表达的观点，使我们可以对他在这方面的思路得出一个近似的看法。
他把强权政治看作是口是心非和阴谋诡计，始终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这种强权政治影响他的国际活动，并且总是同他所憎恶的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在他那些没有写完的短篇小说中，他以戏弄的方式无情地鞭笞了政府机构、官僚作风和陈腐法律等。由于这些私人写作在他恼怒和生病时起着一种安全阀的作用，所以这些批评有时走得很远。他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几乎全都看不惯。他的批评态度不仅是前后一贯的，而且是对所有人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个激进分子，但却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出现的。舒克教授认为，诺贝尔无疑是受了在他年轻的时候俄国流行的文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用自己的一切气质，来反对沙皇这类专制政治。然而，他决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群众的政治常识没有信心，对普遍的选举权和议会制度不表同情，反而认为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拥有广泛的权利，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强烈怀疑给妇女选举权或让妇女参加政府的政策，他说：“东奔西走地受差遣，好象肯定是男人的事。”
诺贝尔在他的晚年认为，他是“一种社会民主派，不过却有点变形。”但是，索尔曼并不同意这一点。他的意见是：“诺贝尔在立场、言论和行动方面，表明他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不同。他甚至很难作为一名民主派。他对在他工厂里的工人抱有好感，并且照顾他们的利益，但却从来没有时间去进行个人接触。对他自己的仆人来说，他是一位最随便的主人，但是，他却拘守礼仪，任何私人接近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当他生病、痛苦或者感到缺乏它的时候，也从不这样。”
他热烈支持平等机会和大众教育的原则，他曾说过：“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荣。”他对别人的人格尊严、自由和个人信仰，表示极大的尊重。
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发明家、工业家和资本家，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常要同各国的高级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和争论。由于他对当时的政府和国家当局以及它们的司法和经济机构持有众所周知的批评态度，因此，看来他绝不可能会对社会民主党广义的基本原则例如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大量的私人财产不应该被继承或者留给亲属，其理由正象他说的那样：“它们将由于帮助懒惰，并且因此而助长损伤人类的元气，从而带来灾难。”他自己的遗嘱，就是他这种观点的证明。
有那么一两种对他作出的判断，因为它们简洁有力，而曾被轻率地引用和存留在文学传记里，因此必须予以澄清。例如，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常被称为“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这个富有色彩的提法的唯一错误是，这个称呼对他来说不够恰当。他的确很富有，而且不倦地到处旅行，对于行动的独立和自由，有着急迫的需要。从这些方面来看有点相似，但人们熟悉的流浪汉的另外一些特征，他却一点也没有，他并不放荡不羁，从不懒散，也从不无目的地行事。他不管是在贫穷的年轻时代，麻烦的成年时代，还是在晚年多病的黑暗时期，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一分钟成为任何别人的一个包袱。他总是目的明确地行事，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