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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蓝天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他们前面坎坷的泥泞小道。这就是新东方学员们身上所聚焦的当代青年奋斗的无奈与悖论。
为出国付出惨重代价的朋友们，他们人生可能遭遇到的最大的陷阱，或者影响他们人生幸福的最大陷阱之一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不彻底“融入”西方文化，你就不能在当地生存发展，即使回国，你也不能算是“学成”归国——留学生最重要的使命，并不是技术，而是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把握和传播。
于是你学习。但好不容易适应了西方社会的文化与价值，一旦在中国机会的召唤下回国，却又要碰到反过来的文化不适应症，即人们常说的“反向文化冲突”。一个人如果不适应自己从小生长的文化，成为所谓的“假洋鬼子”，不是悲剧是什么？
于是你不回国。但对于那些留在国外工作定居的朋友来说，他们最大的悲哀在于，经过非凡的努力，适应了西方文化、融入了西方社会，甚至把自己彻底西方化之后，一个永远无法融合的问题：种族认同的困惑将陪伴他们一生。种族差异，是文化认同之核心、文明冲突之母，是几乎无法协调、融合的初始价值。
让我举两个经典例子来证明我对于种族融合的悲观主义：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女士，是五十年代从香港来到加拿大的第一代移民。尽管她本人并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看，比如她的姓名是：Adrian Clarckson，用的是她的前夫的姓，但她成为总督之后，华人媒体还是把她欢呼为华人从政的光辉代表——在这个例子里，华人社区把一个与自己血缘相关、但文化并不相同的人，当作了自己人。伍总督的尴尬是永恒的。（由于伍冰枝一直不与华人社区进行沟通认同，华人社区在发现自己对伍冰枝肉麻不成趣之后，又对她采取了一种冷淡和排斥的态度——徐小平加注于2005年。）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美国国会唯一的一个华人议员David Wu。他在2001年5月应邀去美国能源部演讲，到了门口被警卫大公无私地挡驾在门口，反复询问他是否是美国公民，他拿出议员证来也没有用，使得这位华人在美从政骄傲的象征人物备感失落……在这个案例里面，作为彻底美国化并且攀上国会议员如此高位的David Wu，遇到的是非华人族群，或者可以说是主流社区的“另眼”看待。吴议员的苦恼是深远的。
伍冰枝或者David Wu，他们已经是在西方社会登峰造极的华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两个故事，最经典地印证了我想表达的一个主题：在海外生活的华人，也许能够获得物质和事业的一切，但有一种东西却注定有所欠缺：基于民族和种族特点的中华文化环境。失去这个环境的华人，无论你如何成功，不管你多么富有，其生活总会令人感到某种巨大的缺憾。
为了生存与发展，华人不得不离家背井到海外寻求出路。但是，人口浩渺的中华民族、幅员广大的中华故土、影响巨大的中国文明，使得华人出国有了一个非常不同于其他移民族群的特点：这就是全球范围内炎黄子孙在种族和文化基础之上的一致认同性。这种认同性，当大家在国内时，体现出的是一种和谐而充实的生存状态（比如全国一致欢呼申奥成功，狂欢世界杯出线）；当人们到国外时，则表现出一种精神的互相依托和支援。
海外华人，无论什么身份，什么状态，他们永远的精神依托，就是中华文化的自觉、亚洲祖国的意识。不同的人对这种认同心理的评价和看法是不一样的，有人赞美它，有人厌恶它。但无论如何，它将永远驻扎在海外华人的灵魂深处。
四
那么，唐诗还要不要背呢？
徐超出生在加拿大，加拿###律自动认定他是加拿大公民。他从小到至今都是在加拿大上学。但麻烦的是，爸爸我却要用汉字和唐诗来折磨他。更有甚者，只要我在家，和他谈起世界的时候，都是用中国人的观点来影响甚至诱导他、改变他的加拿大意识，而灌输中国意识。
唐诗？What Does That Mean？（3）
有一次，我看见他捧着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唱到最后是：“Happy birthday dear Canada”的时候，我居然想让他唱成“Dear China”……令我觉得对不起生他养他的枫叶之国加拿大。
我想我能够成功地用我的“中国意识”把孩子培养大。但问题是：出生在加拿大、一切生活方式都是加拿大式样的孩子，将来让他回国生活是很难的。如果他不回中国而在国外生活的话，太强的中国意识，对他成年后的幸福又是不利的。因为这在国外就很容易被人们视为异己。孩子生在长在加拿大这个国家，他需要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他的父亲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又不得不按照我所认定的价值观来影响孩子，在他心中栽种中国根基，把他培养成一个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其结果，对儿子的未来也许是毁灭性的。
“为什么不把你的儿子从加拿大弄回中国来上学？”这是所有接近我的朋友们反复询问的问题。
答案就是这个无奈的现实：中国和北美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鸿沟——文化鸿沟、观念鸿沟和教育鸿沟。国际学校实在太贵，中国学校实在太难。虽然我吵吵嚷嚷说了一两年要带他们回国，他们暂时还是回不来。无数海外留学生，都有和我同样的烦恼。
我的心，等待着迎接伤悲。
（顺便问一句：看了我的文章，谁还愿意把自家的女儿嫁给我儿子吗？）
……
五
以上文字写于2001年初夏。4年半后重读此文，再一次为我自己的深刻思考而感动！
2003年，我的两个孩子回国读书。两年下来，他们的中文有了巨大的长进。今年夏天，又回到了加拿大。
这个圣诞节，我特地把16岁的徐超带到北京，让他和我单独度过了一周时间。我带他参观了一些公司、参与了一些活动，还让他在新东方听了我的演讲和咨询，使这个一直瞧不起我的儿子，终于成为了爸爸的粉丝。徐超感觉非常好，他明确而真诚地告诉我：大学毕业后，他要来北京工作！
说实话，徐超来北京工作，对于北京未必是什么好事。中国根本不缺人口，而所谓“人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向着中国流动。严格限制海外人士在中国就业的时代，很快就会来临。所以各位千万不要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赞美徐超的选择。他只是在他少年的内心深处预感到，在中国，他会得到更多的同志和朋友，更深的友爱与认同，更好的工作与生活……
我知道，我对徐超的引导和我个人经验有关，未必适合每位生在海外的华人孩子。但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与生活。是的，这个选择也许未必适合所有人，但对于徐超肯定有着非凡的决定性意义——因为，我的儿子终于在这片决定了他的生物与文化基因的国土上，找到了他精神的归宿，找到了他灵魂的根基。
附记于2005年12月28日。
除夕的童年追忆
除夕的前夕，我从北京飞到了江苏泰兴的家里，见到了老父老母。看见家里的孩子们欢天喜地过春节的情景，不禁想起了我自己的童年。
小时候是多么渴望过春节啊！春节意味着大吃大喝大玩，我记得母亲总是会提前几个星期买上一大块后腿肉，吊在家里某个耀眼的地方，称之为“风干肉”，就等过年吃。童年的我，就天天看着这块肉，围着这块肉，学习、思考、成长，写作业、流口水——写一页作业，看一眼猪肉，很像成年后偷看女孩子合法裸露的人肉那样，心里膨胀着恨不得马上卸下来暴吃一顿的愤怒，以及那庄严而谦卑的神往！
童年的春节啊！那是吃与游戏的狂欢节，那是肉与鞭炮的迪斯尼。被风干肉诱发的等待和神往，成为春节氛围的一部分，成为童年幸福的一种仪式。这种对于幸福生活的等待，可能是最所谓幸福的核心。希望就是幸福，等待就是快感。它如同长大了等待放假、等待录取、等待毕业典礼、等待工作录用、等待发工资……以及，等待约会、等待结婚、等待生孩子、等待生孩子（因为生了两个）、等待出国、等待回国、等待痛苦和麻烦的过去、等待幸福与梦想的降临那样……虽然那种种等待，有时候实在也会显得漫长，等得人海枯石烂、猪肉风干！
等待春节，延伸了春节的长度，增加了春节价值。没有这种等待，就没有春节，因为春节本身实在是太短暂了。我至今还在思考：母亲为什么提前那么久买一块肉放在家里？难道她老人家故意把美好的东西展示给我而不得，看着它受折磨，围着它练内功，以此来锻炼我追求幸福的超人耐力和强大自制力？以便将来能在新东方什么的地方谋个生活？
我不知道。这个春节我要问问我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风干肉终于到了可以拿下来烹制的日子，也就是春节到放鞭炮的时刻！妈妈给我们一人两块钱压岁钱——两块钱！这对1970年代的孩子们，绝对是巨款了！我敢挑战天下同龄人，谁在那个时候有我富有？做一身新衣服——这比毕业时穿的学位服重要得多。拿着压岁钱，穿上新衣服，那种不劳而获的巨大幸福感，以及拿着钱走到街头感觉富可敌国的自豪，至今还甜蜜地荡漾在我的心头。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春节在这种新衣新钞新气象中，迅速变旧老化衰减流逝。
正月初五到初十之间，大人小孩都会有几天节后忧郁症，但元宵节的到来又会给孩子们带来兴奋高潮。正月十三是高灯节，高灯是玩灯笼的日子。十五则是落灯节，落灯节意味着春节的彻底落幕。正月十三之夜，我一定会和左邻右舍小兄弟在黑暗的街头点着灯笼到处乱窜，看谁的灯笼最漂亮最新潮，同时高唱：“高灯圆子落灯面，吃下肚里望明年”……歌声在点点灯笼的夜色中飞舞，飘落在故乡潮湿的小巷里，飘落在童年幸福的记忆里，飘落在母亲寻找孩子回家的喊声里……
落灯之日玩累了的孩子，上床时，一旦想到春节这魔幻的节日已经过去，明天那普通的太阳又要升起，他可能会初次体验人生第一丝“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颓废和没落心理吧？幸福是一种等待，可好不容易等来的春节，就这么迅速地过去了，多么令人伤感、不服、委屈并遗憾——原来人生是不完美的！但那过去了的，已经无情地过去；那穿了半个月的新衣服，坑里来，洞里去，此时已经肮脏不堪；那初一刚到手的两块钱，比血拼，竞奢侈，此时已经出现赤字……好在满街飘飞的歌儿及时赶来提示和安慰孩子：“高灯圆子落灯面，吃下肚里望明年”，毕竟我们还有明年呢！
……
从北京到江苏泰兴家中，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老父老母虽然已经8旬高龄，但非常健康，令我非常开心。但开心之余，总有隐隐的遗憾。我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童年时代那种神圣的欢乐，失去了那种围着猪肉等待几个世纪的焦渴之乐，更失去了和几个外甥们一起向爷爷奶奶（我的父母）索要压岁钱的快乐……改革开放不仅释放了人的生产力，而且释放了猪的生产力——现在猪肉如此之多，孩子们不必围观那块风干肉，苦苦等待、默默祈祷了。年龄增长与生活的改善，都使得春节的幸福效应在无可奈何地递减。
啊，弃我去者，是那童年的欢乐；乱我心者，是那中年的烦恼；我的心灵再也没有童年的那种纯洁、单纯和源源不绝的欢乐了……但我多想把自己的人生缩短四十年，重回那穿新衣、压岁钱、放鞭炮、盼过年的童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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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蒲公英
我有一张照片，看到的人都说是一张艺术照。我同意，同时我也很得意，因为，这是我拍摄的一张照片，是我拍过的最得意的一张作品。
照片上带红帽子的男孩是我的大儿子徐超，当时他两岁，那个金发女孩，叫Sara，是我们当时紧隔壁的邻居小孩。
1991年，我在加拿大西部的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读书。由于太太已经毕业，在阿尔伯特省一个累斯布里奇（Lethbridge；Alberta）的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全家就搬到了这个地方。
当时我的母亲，从国内来看望我们，实际上就像国内所有祖母一样，是来帮助我带孩子。全家人就靠太太的一份工资生活。家庭的重心有两个：保证太太工作，保证徐超快乐。爸爸和奶奶的地位，暂时退居二线。我尝遍了全职父亲的辛酸苦乐。
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