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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北京，听说李安在成名前也曾经做过六年全职父亲，恨不得飞到纽约去亲他一下。一个拥有盖世才华的男人，在生命的壮年担任全职父亲，虽然也是伟大的工作，但观众只有太太一个人，想想也是一种委屈！
不过，我的优点是敬业。既然担任全职父亲，我就要做成一个最优秀的全职父亲，哪怕唯一的观众想退票，我也要把这个父亲做好，不仅喂奶把尿，还要摄影拍照！争取得奥斯卡最佳育儿摄影奖！
徐超两岁，已经达到了一个最可爱的年龄。我们住在一个低价房租的社区，出门就是照片上这一大片草地。邻居是一对非常善良可爱的年轻夫妇，我居然把他们的名字忘了！——但照片上这个女孩的名字，我还记得：叫Sara。我们和这家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达到了亲密的程度。他们的大女儿Sara，也成为徐超最好的朋友。
每天白天，我们会带着徐超出门玩，徐超走到门口，就会自动拿起挂在那里的帽子戴到头上，然后走出门去，骑小车、荡秋千、玩沙子、找Sara。
照片中的徐超和Sara，正在玩蒲公英。Sara的脚边，有许多蒲公英花朵。Sara抓起一朵小花，对着徐超吹过去，蒲公英的花瓣纷纷扬起，徐超第一次见到这个景象，被一次次逗得开怀大笑。
由于相机的拍摄角度，使草地看上去有一望无垠的感觉，其实这只是一片绿化隔离带，并不像显示的那么宽，草地边上就是快速路。大片的绿地，配上晴朗的天空，晴朗的天空，配上大块的白云，形成一种非常令人愉快的景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个孩子在一起嬉戏，处在童年幸福的经典状态。我用傻瓜相机把这个场景抓了下来，也留下了我本人在加拿大留学生生活的美好回忆。
所有朋友看见这张照片，都会以为是画报上的。但一听说这是我拍的，马上就会认真多看几眼，因为大家想不到我还有这一手——其实那只是偶然而已。1994年我在北京遇到阿忆，我和他在北大就比较熟悉。他看了照片马上说：可以推荐到《读者文摘》发表。说实话，这张照片要说发表还是有缺点的，比如徐超脸上缺少光。
大概是2000年左右，俞敏洪开车带着全家到了拍这张照片的城市（那里是去黄石公园的一个路口），突然从那里给我打电话，问我：小平，我正在累斯布里奇，并且就在你住过的那个街区，告诉我你的门牌号码，我给你的旧居拍几张照片带回来！
这个感觉非常好，我最好的朋友，居然去访问我的旧居，而且要拍几张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照片……但是，我居然也把那个门牌号码给忘了！我说了半天如何辨识我的房子，但敏洪是不可能找到的。以至于老俞回国后提到此事，让我感到很遗憾。
不过，这张照片，多少弥补了我的遗憾。徐超的童年，我失去的青春，我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活美好的一面，都在这种照片上得到了永恒的保留。
在北大小摊吃煎饼果子
下午去新东方开会，结束时已经晚上八点。老俞立即就要出差，也就不管我们晚饭。与会的安静说：北大校园里有一个卖煎饼果子的，非常好吃，想不想去？
安静是80年代末北大学生，学的是哲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却读了投资，现在一家著名国际投资集团担任首席代表，掌控着折合几十亿人民币的美元资金，助长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投资领域有名的人物。
她的邀请，既有美女的魅力，又有金钱的诱惑，加上去北大夜游的雅兴，我和王强立即把另外一个预先约好的饭局忘了，连说“想去、想去，我们最爱煎饼果子！”……即将出差的俞敏洪，看上去一副想退票跟我们一起去的样子，但被我们好意劝阻。老俞命苦，是公开的秘密。
安静让她的司机开着她的黑色奔驰，大家坐上一辆车兴致勃勃就到了北大。
煎饼果子的小摊在三角地西边那条小路上，背靠燕南园的围墙，面对几幢学生宿舍楼。在小摊边，我们和几个学生排着队，等待安静推崇备至的煎饼果子辉煌出炉。
做煎饼果子的西施姑娘熟练地制作着她的艺术品，烤饼、抹酱、撒葱、摊鸡蛋，搁薄脆、合成、出炉……把做煎饼果子的过程搞得很迷人。我们一边欣赏，一边等待，一边说笑，安静指着西南方那座宿舍楼说：瞧，当年我在北大就住在这个楼里！
这就是著名的28楼。28楼著名，不仅因为它是女生宿舍楼，更因为这里是西语、国政、中文等系女生住处。这些系科的女生，比理科系女生总体上要更加浪漫时髦一些，组成了北大最具魅力的仙女阵。那里是北大男生们梦魂萦绕的地方，是学生时代俞敏洪魂断蓝桥的去处，也是我自己当年看着天鹅进进出出、暗自流口水的地方。
王强怏怏地说：“当时我住在32楼。”我也怏怏地说：“当时我住在31楼。”两个老男人，心里都在怏怏地叹息一件事——当年没有住过28楼！
煎饼果子只能一个一个地做，第一个出来，女士优先，我们让安静先吃，安静不客气，站在那里就吞食起来，全然失去了平时的优雅。第二个饼热烘烘地出来，我从煎饼西施手里接过来捧在手上，对王强说：“王强你来。”王强谦虚地说：“不不，小平你吃吧。”我说：“我是说你来排队，等下一个。”王强和安静大笑。我立即消失在煎饼果子的热气中，好像狮子埋头吃一匹斑马。
排队的学生，很快认出了我们。一个女生眼睛发亮地说：“你是徐老师吧？你们今晚在北大有讲座？”
我说：“没有，我们是专程来吃煎饼果子的，据说这里的煎饼果子世界一流——这位是王强老师。”
女生说：“啊，王强老师，抱歉刚才没有认出你来。徐老师经常上电视所以熟悉，但没想到你是这么帅！”
我一听，很生气地说：“你的意思是没想到王老师居然和我一样帅是吗？”众人大笑。
女生捧着她的晚饭走向那座依然令我神往的28楼，我看着她的背影，忍不住想：这个女孩子，她的未来将会怎样？她的人生会如何度过？也许二十年后，她也会像安静一样，乘着黑夜，坐着她的黑色奔驰车，专程回母校来吃这里的煎饼果子，并指着28楼告诉她的同伴：“瞧，当年我就住在这个楼里”……同时，她肯定还多了一个谈资：“瞧，二十年前，就在这个摊子前，我还遇到了站在这里吃煎饼果子的王强、徐小平。已经多年不见他们做讲座了——但好像还都没死呢！”然后就开始说我们的绯闻……
人们对自己母校的感情是终身难忘的。虽然这里的煎饼果子确实好吃，安静的魅力和财富，也使得煎饼果子入口难忘，但如果她只是请我们去一个饭店吃饭，而不是来这个北大小摊，我们肯定不会去，而赶去参加老朋友的饭局了——毕竟事先有约嘛！
但夜里去北大吃煎饼果子，就完全不一样。站在自己20年前住过，即使没住过也神往过的宿舍楼门前，与刚下课学生一起排队，和校园里男女一样说笑，同那些充满活力、野心和欲望的青年人一道，感受一次那一去不复返的校园生活，感受一下那飞过不飞回的纯真岁月、梦想岁月、青春岁月、暗恋岁月……心灵获得的感悟，任何事情都无法替代。
这使得这个小摊的煎饼果子具有世上任何美味都无法比拟的吸引力，吃了它，你就总想再来。
友谊的意义……怀念吕林（1）
吕林，1961年8月12日生于成都。北京大学中文系1980级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曾任北大五四文学社社长，北大燕园新闻社社长，广播台台长，主编出版影响深远的《新诗潮诗集》。毕业后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离职后创建天爱公关公司。后担任《城市旅游》杂志主编。在北大期间主编《新诗潮诗集》，在中新社期间主编《海外华人名人录》，曾经编写世界名校丛书之《北京大学》，在城市旅游杂志期间主编旅游人文丛书《小镇》。
2005年9月4日因病不幸早逝，英年44岁。
2005年10月23日，吕林亲人、同学、好友在北京大学世纪大讲堂校会议厅，为吕林举办了“怀念吕林”追思会。这是我在追思会上的发言。
去年上半年的一天，吕林给我打电话，要我为他主编的《城市旅游》杂志写稿。吕林主编这本杂志，拥有可以请人免费出国旅游的权力，唯一的条件是写一篇游记而已。所以，我一方面不敢承诺为他定期供稿，另一方面，也不愿失去被他邀请的机会，况且，吕林是我多年的朋友，即使没有免费旅游的机会，我也不能简单拒绝他真诚的邀请。所以，左思右想，给他写了一封邮件，说了几个不能从命的理由，信中我还开了一些玩笑，请求他理解。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邮件刚刚发出十几分钟，吕林就来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说了一句让我非常自豪、也非常难忘的话：小平，稿子不必写了，要的就是你这种幽默感！
性格温和含蓄的吕林很少爆发那种夸张的笑声，所以它一直在我心底回响。对朋友的体贴，对友谊的珍视，对朋友优点和缺点的理解和欣赏，在吕林这阵大笑里展示得淋漓尽致。人们说千金易得，知音难逢，吕林是我一生的知音。
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周末，大约在三四月份，我突然想念吕林，就给他打电话请他来家里吃饭。电话中吕林说他非常想来，但实在是赶不过来，我说有什么来不了的，来吧，我等你。吕林说：真的来不了，我在威尼斯采访呢！我和吕林开心地大笑，心头充满了一种无名的喜悦。
这是我和吕林二十多年交往中最后一次对话。九月中旬，我从外地回京，突然听到吕林去世的噩耗，在难以置信的悲伤和震惊中，我按下了手机通讯录里“吕林”的名字，电话接通了，响起的是吕林生前设置的音乐铃声，那是一片百鸟朝凤的天籁之音。当时的我，呆呆地期待着吕林也许会来接听电话，并且说：啊，小平，你这个家伙，又在干嘛呢……
吕林再也不会接我的电话了。我的生命里，少了一个最能欣赏我，理解我，容忍我的朋友。北大校友圈子，失去了一个曾经活跃，曾经奉献，曾经多次搅动未名湖文化风云的可爱的校友。
1983年秋我到北大工作，吕林成为我在北大最早的朋友，最早的知音。我刚来不到一个月，很多北大的学生学者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认为我是不入三教九流的不务正业者，瞧不起我。我需要北大的理解和接纳，需要朋友的支持。吕林把我写的一篇关于校园生活的文章做成了配乐朗诵，在他主持的北大广播台播放，在吕林的帮助下，我刚刚萌发的发展校园文化的理想，迅速在北大获得了普遍的知音。
1983年底，吕林录音采访了我们正在排演的剧目《活的音乐史》。《活的音乐史》是我到北大后创作的一部大型歌舞表演作品，关系到我本人校园文化实践的成败。通过吕林的这次采访和宣传，这部后来在北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和留下持久记忆的节目，引起了北大师生的强烈关注，并在首演的那天，引来了大量的人流。
1984年国庆节，北大学生在天安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我和吕林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在吕林的追踪下，我俩找到了打出这些标语的同学。并在当天夜里九点多钟，在团委办公室，通过电话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稿，我清晰地记得吕林在电话中一字一句发稿的形象，心里对他这种形象充满了喜爱和仰慕。
当时，我虽然是北大老师，但对吕林这样浑身上下洋溢着活力、智慧和能力的北大学生，总有一种说不清的神往之情。而吕林以及其他许多和我结下终身友谊的北大学生，也从来没有把我当老师看，甚至都不喊我“徐老师”，而是“小平”。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给人民和光明两报发出稿子之后，我们和中青报联系。值班人员让我们把稿子亲自送去，并答应给我们报销来回打的的钱。正在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出发时，那边来了电话，说不必送了。我和吕林都很扫兴，但吕林似乎更扫兴，他说，咳，可惜，早点出门就好了，一次兜风的机会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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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的意义……怀念吕林（2）
第二天，由“徐小平、吕林、吴妙龄”三人共同署名的“小平您好”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轰动了全国，也轰动了燕园。这篇在吕林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