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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下来，好做个邻居。
苏轼也明白王安石的好意，有些惭愧、有些遗憾，写诗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目送他离去，叹息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风流人物！”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两年后，也就是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听说司马光进入朝廷，顿生不祥；惆怅不已：“司马十二作宰相矣！”
果然，司马光执政以后，连废新法，王安石默然沉痛。当他听说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终于抑不住错愕、悲愤，道：“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同一年，司马光也病逝。
在王安石、司马光去世之后，原先的“新旧之法”的争论，已经完全变了样，彻头彻尾地演变成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到宋徽宗时期，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闪亮登台，利用王安石的声望，打着光复“熙宁变法”的旗号，将反对自己的人“统统收拾掉”，再将“新法”变成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这样，诸多宋人及明清诸人，都将矛头直指王安石，坚持认为王安石是罪魁祸首，纷纷跳出来辱骂他，如“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是有靖康之难”，“安石岂非万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之类。似乎，王安石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有一位少年朋友，是王安石的“骨灰级粉丝”，一直为王先生受到的指责、诽谤而愤慨不平，曾问我：“你欣赏王安石吗？”
我说：“非常欣赏，‘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酷毕！”
小朋友开心极了，又满怀欣喜地说：“那么，你一定支持王安石变法咯！”
“这个，这个嘛……”我竟有点嗫嗫唯唯，不知如何回答。
我推开窗户，看见黄浦江两岸，正在如火如荼地搞开发。我想：社会需要发展，旧城改造是必须的，拆迁也是应该的；然而，即使规划是极为先进、完美的，强制拆迁就是合理的吗？……
这样细想，实在头疼得很。我索性甩甩头，以这样的方式，彻底结束了这个苦恼的问题：
“今天，我在书房里悠闲地喝着茶，自然是敬仰王先生的人品，当然也是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反正，我又不是11世纪的宋朝小民……”
小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晚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城外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有《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等。
苏轼：明月几时有（1）
元丰二年（1079年）7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等文中的残语断句，以“谤讪新政”之罪，逮捕了苏轼。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史称此案为“乌台诗案”。
苏轼无辜下狱，时不时地被拉到御史台狱接受严审，相信政敌绝不会善罢甘休。一次，他见人送来几条熏鱼，霎那惊出一身冷汗：“完了，完了，我死定了！”
原来，苏轼与儿子苏迈有个“秘密约定”：如风声不妙、死罪难逃，便送来一条鱼。眼下一见“熏鱼”，他顿时一阵伤心，一阵绝望，一阵恐惧，跌坐在地。
摸到身下又凉又硬的地板，他想到自己死后，妻儿家小的凄凉情景，心头蓦地一痛，潸然泪下：“闰之和孩子，可怎么办？只能跟着子由了……”
想到子由，突然“哎呀”叫了一声，情不自禁的站起，在牢房里来回走动，心中怦怦乱跳：“子由怎样了？不知是否也遭了罪？我为甚么只想他来救我，却不曾为他处身设想过？可怜我们兄弟一场，到死不能见面，少年时还约好要‘对床夜雨听萧瑟’呢……”悲痛绝望之意，又深了一层：“子由，我先走了，你的情谊，我只有来世报答了。”随即写了一首诗，叮嘱狱卒转交苏辙：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看着狱卒的背影离去，苏轼长叹一声，慢慢陶出藏在胸口的青金丹，那是“有尊严地死去”的备用药物。他望空中拜了两拜，祈祷菩萨，保佑弟弟及家人健康长寿。这时，他想到苏辙以前对自己“谨慎择友”的忠告，今日果然栽倒在一些“好友”的身上，顿时对子由洞悉人情的能力深表佩服。他曾经得意地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泛爱天下之士，无贤不肖欢如”，如今又如何？思来想去，不由得苦笑：“放眼望去，只觉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今日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他无意中暼到一旁的饭菜，登时觉得肚子饿得干瘪，干渴更是难忍，毫不踌躇地端起就吃，心想：“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怎好进了阴间地府，向阎王陛下讨饭吃！”
待到吃饱喝足，连那鱼骨头都嚼着吃了，苏轼精神振作起来，随手将青金丹扔掉，心想：“即使要死，死前也可能跟子由见上一面。反正在劫难逃，他们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悉听尊便！”心里更加无所谓了，忽然摸到脸上的泪痕，忍不住自嘲：“苏轼啊苏轼，你这人忒也无用，适才竟然吓哭了，要是给人知道，脸往哪里搁去？”
他再不去想那些生死攸关之事，倒头便睡，鼾声如雷。
事后才知，那条“熏鱼”是个“误会”：苏迈托人给父亲送饭，送饭的人不明白这个“秘密约定”，还特地熏制了几条鱼，以给苏轼补养身体呢！
御史台狱的自杀念头，是苏轼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而将他从绝望边缘拉回来的，是他与弟弟苏辙的并肩携手、患难与共的手足亲情。《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轼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如此深情兄弟，苏轼怎能弃世离去？
虽然感情深厚，但兄弟俩的性格却大不相同：苏轼热情奔放，苏辙沉静恬淡。少年游玩之际，但凡有山可登，有水可浮，苏轼未尝不急急撩起衣裳，率先而行，苏辙却要查看一番后，才不紧不慢地跟上；苏轼如得到一副书画佳作，立刻欢呼雀跃，真以为乐，而苏辙总是淡漠地看着，不甚经意，但跟在哥哥身后读书习字，未尝一日相舍。
二苏的名字很有意思，都与“车”有关，名字里大有乾坤：“轼”是车上的前列扶手，是车的最显眼处、最易惹祸处；“辙”是车轮压出的痕迹，有功而不赏、有难而不担。在苏轼十二岁、苏辙八岁那年，苏老泉作了一篇《名二子说》，颇见用心良苦：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苏洵是深知两个儿子的脾气性格的。他见 “大苏”性不忍事，每遇不平事，立刻“如蝇在口，吐之而快”，无意中得罪不少人，就取名为“轼”，“轼乎，吾惧汝之外饰也”，故再取字“子瞻”，希望他做事能瞻前顾后，三思而后行。对于沉静内敛的“小苏”，老苏取名为“辙”，“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再取字“子由”，希望他能适当“动辄由他”，自由洒脱，大可不必担心福祸。
有人说，“名字决定命运”，绞尽脑汁地想个好名字来谋取人生的大富大贵、时来运转。我不知道“取名术”到底有无道理，但我知道，好名字并没有给苏轼的仕途带来好运！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尝尽世间悲苦离愁，做事并未“瞻前顾后”；而苏辙谨慎一世，未尝一日“由着性子”去。
几十年间，兄弟二人诗文词往来，从未间断。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就给子由寄信赠诗，仅以“子由”为题的诗词，诸如《示子由》、《别子由》、《和子由诗》等，就超过100首。
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苏轼出任密州知府。清晨，野鸡时鸣，月尚未落，朝露潯疂‘。他勒马站立，凭鞍无语，把自己入仕后的壮志未酬、旷达洒脱的万千思绪，一股脑地融入这首《沁园春 孤馆灯青》中，并急急地寄给弟弟：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潯疂‘。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有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苏轼欢饮达旦。他大醉之后，举怀邀月，拍手狂歌，起舞徘徊，清影风露之中，今夕不知何夕。猛然想到千里之外的弟弟，他一时难以自已，神来之笔，潇洒挥舞，作成千古绝唱之《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全词构思奇幻，豪放旷达，情韵兼胜，境界壮美，卷舒自如，颇有“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全篇皆是佳句，在格调上则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此词自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是推崇备至，《苕溪渔隐丛话》尤其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余词即或不必尽废，而苏轼此词自当高出一头。
一年之后的中秋，苏辙来到徐州，与苏轼相聚。兄弟俩七年未见，自然十分欢喜，一起登楼赏月。苏辙特作一首《水调歌头 徐州中秋》相和，缓缓吟唱：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
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
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
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
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
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
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苏辙想到中秋一过，两人就要再度分开，再聚不知何时，心中满是眷眷不舍，忧伤地想：我们千万不要像怀才不遇的王粲那样，后半生流落天涯，登楼望故乡，归期终未卜啊！一时悲从中来，苏辙无语凝噎，忍不住转过头，青衫泪湿。
苏轼见了，摇头笑了：“子由，‘明月不胜愁’，‘依旧照离忧’，词是好词，但何苦太悲！”为了开解苏辙，在分手之时，苏轼再和之以《水调歌头 安石在东海》，击掌唱道：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
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
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
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
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
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该词上阙借谢安事，作为“不及时引退”的鉴戒；下阙设想兄弟二人“退而相从之乐”，以安慰苏辙，尤其“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两句，温情脉脉，又让人忍俊不住。苏辙仿佛已经看到两兄弟相互扶持在路上走得东倒西歪了，不禁一扫离愁，绝尘而去。
可惜，天若有情天易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没过几年，就发生了“乌台诗案”，苏轼被抓入狱，苏辙也因受牵连而日子难过。但苏辙不仅未有丝毫怨言，还将哥哥的家小接到自己家中安顿，并一再上奏神宗皇帝，欲学汉代“提萦救父”典故，愿免一身官职为兄赎罪。
元丰二年（1079年）12月，“乌台诗案”终于结案，苏轼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苏辙也被贬为筠州监酒。《蓼花洲闲录》记载，苏轼出狱时，苏辙来接他，特地捂住自己的嘴巴，提醒他对这次“口舌之祸”引以为戒。随后，苏辙在小客栈里为他饯行。时值隆冬，寒风凛冽，苏辙拿起筷子，吃了几口面条，心中凄苦，难以下咽，连连停下。而苏轼重见天日，早将入狱的悲痛扔到爪哇国去了，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完了拍拍肚皮，大呼“好，好”。苏辙脸色一变，一边向仔细四周查看，一边急忙暗示苏轼要“三缄其口”，不要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