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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位就是淮南王刘长。
刘长驱赶走了丞相公孙庆之后，又私自任命了一位名叫孟春的丞相。
大将军柴武有个儿子名叫柴奇。柴奇此人诡计多端，喜欢谈兵，且野心极大，他平素最喜欢结交的人就是那些卤莽武夫和江湖术士。刘长结识了柴奇之后，对其极为赏识和信任，任命其为淮南国中尉。刘长与柴奇二人从此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他们大肆收买天下亡命之徒，但凡是有些文才武功的人，只要来投奔，均能得到他们的高官厚禄或者良田美宅的赏赐。
刘长图谋不轨之心已昭然若揭，几乎天天都有弹劾刘长的奏章送到刘恒的手里，对刘长的所作所为满朝文武均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严惩刘长。尽管如此，刘恒仍然不想处治刘长。
一天，刘恒对舅舅薄昭说道，“最近一段日子以来，淮南王刘长的行为有所不端，舅父可曾听说？”
“回皇上，此事老臣早已听说过了，只是不知皇上打算如何的处治他啊？”薄昭轻声问道。
刘恒叹气道，“老子曰：‘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刘长的所作所为如果是缘于他对朕的不信任，那就说明朕对他所表示出来的诚信还是有所不足的，若如此，试问朕还能狠下心来处治他吗？”
“难道就任其胡作非为？”薄昭问道。
刘恒说道，“前些时候朕给他写过一封书信，希望他注意自己的品行，免得被朝中大臣们议论。可是他并不理解朕的苦衷，他在给朕的回信中说道情愿辞去王位为布衣，去真定守他母亲的墓，这不是说明他对朕还是不信任吗？”
“他这分明又是在试探皇上啊。”薄昭冷笑道。
“既然他来试探朕，那么朕就更应该再耐心一些啊。”刘恒微笑道。
薄昭问，“皇上您到底要对他忍让到什么程度啊？”
刘恒认真地说道，“他只要能改邪归正，朕始终都可以对他有所忍让。朕此次请舅父前来，是想请舅父以长辈的身份再给他写一封书信，信中的言辞要尽量的恳切一些，若是他看到书信之后能有所醒悟，便是舅父您的一大功劳。”
“老臣尽力而为吧。”薄昭答应道。
几天后，刘长收到了薄昭的书信，其书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老臣薄昭谨拜淮南王殿下
窃闻大王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诚信而智，此乃上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今大王所行，不称天资也。皇上待大王甚厚，而大王之言行，却全然有负于皇上之圣德，诚非计也。高帝蒙霜露，冒风雨，赴矢石，野战攻城，身被疮痍，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艰难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意欲弃国为布衣，是谓不孝；父之基业不能守，是谓不贤；不求守长陵，而求守真定，先母后父，是谓不义；数逆天子之令，不顺言节行，是谓不仁；贵布衣，贱王侯，是谓不智；不思学问大道，专乎触情妄行，是谓不详。悲乎，不孝、不贤、不义、不仁、不智、不详，此六者乃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臣恐高帝之神灵，必不护佑于大王也。昔者周公、齐桓公、秦始皇等皆有大义灭亲之先例，此事非当今圣上所不能为，实乃不忍为也，鉴往知来，万望大王察之。若大王改操易行，上书谢罪，则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称寿于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大王熟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箭出，不可追也。薄昭拜上”
如此声情并茂、言辞恳切的劝谏书，对于早就处于利令智昏状态的刘长来说，已经丝毫不起作用了。此时的他已完全把刘恒的宽宏大量当成了优柔寡断，把仁慈不忍当成了软弱可欺。
刘长看完了书信，在哈哈大笑声中把它扔进了火炉。然后他对站在一旁的柴奇说道，“不知这位皇上接下来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教训寡人？”
“很难说，微臣以为大王应该及早行动才是，万一他要是真的动手的话，我们就会功亏一篑的。”柴奇说道。
“寡人也是这样考虑的，前几天的那个日食其实就是上天对寡人的一个暗示，这是上天要寡人去遮盖他的光芒啊。柴爱卿，车马兵器都已备齐了吧？”刘长兴奋地问道。
“回大王，早就备齐了。派往南越和匈奴两处的使者也快回来了。”柴奇回答道。
“好，等使者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刘长说道。
柴奇急忙说道，“大王，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边等使者的消息，一边开始着手运送兵器到谷口呢？微臣以为匈奴、南越肯定会同意我们开出的条件，而且匈奴距长安比我们还要近一些，我们较远，就自当先行一步，否则我们会很被动的。”
“言之有理，那就有劳中尉为寡人发布命令吧。”刘长微笑道。
“遵旨。”柴奇大声说道。
鉴于刘兴居失败的教训，刘长与柴奇的计划是，让一部分士兵扮做商人，用四五十辆大车把兵器秘密地偷运到长安西北的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至淳化一带），然后大队人马化整为零，分散去谷口集结，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过潼关驻军的检查。谷口距长安城仅百十余里，若要出兵朝发便能夕至。
这件事发生在刘恒前元六年（公元前一百七十四年）。
兵器已经全部运走了，士兵们也已陆陆续续地出发了，派往匈奴的使者也回来了，匈奴已答应出兵策应，但派往南越的使者还未返回。正在这时候，朝廷的使臣却突然来到了淮南国，传旨淮南王刘长即刻进京。原来是南越王赵佗把刘长的使者扣了下来，并火速派人把这一消息告知了朝廷。
行动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中途再做重大调整已经比较困难了。刘长的方寸有些乱，柴奇给他壮胆道，“大王请放心，我们的行动才刚刚开始，朝廷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微臣觉得大王还是应该去一趟京城，免得引起他们的怀疑。”
“那你说他们此刻要寡人进京干什么呢？”刘长疑虑重重地问柴奇。
“也许还是为了开导教训大王注意君臣礼节吧。”柴奇微笑道。
“但愿如此啊。”刘长自言自语道。
数天后，刘长随使臣一同来到了长安。
傍晚，刘长一行刚进到淮南邸舍，廷尉府的衙役们就蜂拥而至，刘长及其随从尽数被捉。
淮南国叛军没有了主帅，立刻做鸟兽散。匈奴得知了消息，也按兵不动了。
刘长一案审理清楚之后，丞相张苍（灌婴已于两年前辞世，时张苍继任为丞相）、御史大夫冯敬以及廷尉张释之等联合上奏，要求按谋反罪依法严惩刘长。
谋反罪在当时应判弃市（在闹市区斩首，陈尸示众叫做弃市）。
刘恒看到奏章后摇头说道，“朕不忍心依法惩治淮南王，请列候、两千石以上各位爱卿再议。”
张苍遂率列侯、两千石以上官吏四十余人又议了整整一天，大家讨论的最终结果还是依法严惩。
看到这种情况，刘恒不得不动用了他的皇权，“赦免刘长死罪，废除王位。”
之后，有人提议应把刘长发配，刘恒准奏，刘长遂被发配到距淮南数千里之外的蜀郡邛都（今四川省邛崃市），邛都的邛崃山一点儿也不比他们淮南国的八公山逊色，只是此山已非他刘长所有了。
刘恒再一次法外开恩，允许刘长携带子女及宠妃妻妾十多名一同前往邛都，并责令邛都官府为刘长提供房屋和相应的生活物资，刘长喜欢酒肉，故而刘恒专门在供应物资中提到了酒肉的数量，“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
在发配的路上，看到娇妻幼儿跟着自己颠簸受苦，刘长渐渐地悔悟了。只听他感叹地对侍者说道，“我太狂妄了，也是你们害了我呀，你们只会说我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是我的过失却从来没有人真心地告诉过我，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也是我咎由自取啊。”
刘长在悔恨伤心之中拒绝饮食，几天后终于气绝身亡。他的死也正应验了老子说过的那句话，“强梁者不得其死。”
追随刘长叛乱的人除了柴奇、孟春等少数骨干分子被赐死以外，其普通士兵全部获得了赦免。
十年后，刘恒哀怜刘长的不幸，把淮南国一分为三，重新册封给了刘长的三个儿子。长子刘安为淮南王，次子刘勃为衡山王，幼子刘赐为庐江王。刘长被赐谥为淮南厉王（死后被册封叫做赐谥）。
刘长的王位被废以后，刘恒把当时的淮南国册封给了原城阳王刘喜，此时，刘喜又被徙迁回了城阳继续做他的城阳王。
刘长的长子刘安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化巨人，刘安不仅热衷于诸子百家的学说，对自然科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以他为主编撰的《淮南子》一书，是集我国汉代以前的思想文化之大成的一部学术名著，《淮南子》内容广泛，包罗百家，在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基础上涉及了政治、哲学、文学、天文、地理、以及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书中对天地自然、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与探讨。只可惜该书问世不久便被汉武帝刘彻和董仲舒“罢黜”了。
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发生了刘兴居和刘长的两次叛乱，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贾谊就是其中的一位。
贾谊时任梁国太傅，他结合当时的形势，博引旁证，写出了一篇具有相当政治远见的策论呈献给了刘恒，这篇策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治安策》。
贾谊的这篇策论的核心思想一言以概之，就是居安思危。他认为当时的天下并不象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好了。表面上的安定是假象，假象的背后正隐藏着重大的危机。犹如一个人睡在一堆木柴之上，但是他不知道柴堆之下尚有火苗存在，木柴未燃烧起来之前他是安全的，可这种安全又能持续多久呢？显然贾谊所指的火苗就是那些众多的诸侯国了。
这些诸侯国有的强大，有的弱小，贾谊认为强大的诸侯最危险，比如淮南国，皇上对他们如此的仁慈，他们仍然心怀不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因为他们有叛乱的本钱啊。因此贾谊给刘恒建议道，“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一个人如果得了手足肿胀病，小腿肿得象腰那么粗，脚指肿得象腿那么粗，若不及时治疗，必将成为难治之症，那时侯即便是扁鹊再世也已无能为力。贾谊认为现在的天下形势就很象是一个人得了这种手足肿胀病。为此，必须要尽快地削弱那些强大的诸侯国的势力，可以用分封的方式把一个大国分化成若干个小国，直到使得他们没有能力叛乱为止。贾谊提出，这种情况若不尽快解决，等到将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就会悔之晚矣。
其实，贾谊的这条建议刘恒早就注意到了，不仅如此，刘恒还曾经尝试过这种办法，比如几年前给刘兴居兄弟们封王时，就是把齐国的土地一分为三，由他们兄弟三个分而王之。
当然了，贾谊再次地提出这个建议时，已把它归纳成了理论性的东西，也更是上升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刘恒非常重视贾谊的建议，不过他没有采取激进的方式，而是用相当稳妥的手段在若干年后又拆分了几个比较大的诸侯国。前元十六年（公元前一百六十四年），刘恒把势力仍然比较强大的齐国又一分为六，封齐悼惠王刘肥的六个儿子为王。同年，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封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
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中还专门提到了太子的教育问题，贾谊说道，“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贾谊认为，“心未滥，化易成。”在太子的童心未失之前是对他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最佳时机，而且教育还要得法，太子身边的人以及周边环境也很重要。
德才兼备的晁错后来被聘为太子刘启的老师虽然不一定和贾谊的这条建议有关，但是选中才能不在贾谊之下的晁错做太子家令，说明刘恒同贾谊一样，也非常重视对太子的教育问题。
前元十一年（公元前一百六十九年），刘恒的小儿子梁王刘揖在一次骑马奔跑的过程中不幸坠马而死。太傅贾谊觉得自己对不起皇上的知遇之恩，常常自责“为傅无状”，一年后也郁郁而死，享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英年早逝固然可惜，但是他在这短暂的一生中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光辉篇章，诸如《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吊屈原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