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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愿意跟我打个赌吗？”他突然用很响的声音说了起来。“为什么事打赌呢？”
这位老兄开始让我感到挺有趣。
“哼……为什么事吗？就为这个：我敢断定，您把我当做傻瓜。”
“哪能呢。”我惊异地喃喃说。
“把我当做乡巴佬，当做大老粗……请您说实话……”
“我还没有结识您的荣幸呢，”我回答说，“您凭什么可以断定……”
“凭什么？单凭您说话的声音就可明白；因为您是这样随随便便地回答我的……可我完全不是您所想的那样……”
“请听我说……”
“不，请您听我说。第一，我的法语讲得不会比您差，德语讲得甚至更好；第二，我在国外待了三年：单在柏林就住了八个月。我研究过黑格尔的著作，先生，我会背歌德的作品；除此之外，我曾长时间地钟情于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后娶了一位生肺病的小270
姐，她的头发都掉光了，可人品顶好。所以说，我和您是同一档次的人；我不是您所想的那种乡巴佬……我也常进行反思，我身上毫无直率可言。”
我抬起头，倍加细心地端详着这位怪人。在幽暗的灯光下，我勉强看清他的面容。
“您这会儿在打量我，”他整了整自己的睡帽，继续说，“大概您在自问：‘今天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他呢？’我就告诉您为什么您没有注意到我吧，因为我躲在别人的背后，站在门外边，没有跟任何人交谈；因为那个仆役头端着盘子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早就把胳膊肘抬得跟我的胸一般高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一是我穷，二是我安于冷落……请说实话，您没有注意到我吧？”
“我的确未曾有幸……”
“就是呀，就是呀，”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是这样。”
他坐了起来，交叉起两只胳膊；他那睡帽的长长影子从墙上弯折到天花板上。
“请照实说，”他忽然瞟了我～一眼，继续往下说，“您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大怪人，是一个所谓的独特的人，或者也许是一个更差劲的什么东西，也许您以为我是装作怪人的吧？”
“我应该对您再说明一遍，我还不认识您呀……”他低了一会儿头。
“为什么我同您，同一个素昧生平的人这样唐突地聊起话来——那只有天知道！（他叹了一口气。）不是由于咱们的心灵相通吧！．您和我，咱俩都是正派人，也就是自我主义者，无论您跟我．我跟您都互不相干，不是吗？不过咱俩都睡不着……为什么不可以聊聊呢？我这会儿来了精神，这在我是很少有的。您看出了没有，我很胆怯，我胆怯并不因为我是外省人，没有一官半职的人，穷光蛋，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自尊心强得要命的人。可是有的时候，在我的一些既无法确定也无法预见的良好情况或偶然机会的影响下，我的胆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譬如眼前就是这样子。这一会儿哪怕让我跟达赖喇嘛面对面——我也敢向他要点鼻烟闻闻。不过，您也许想睡了吧？”
“恰好相反，”我急忙回答说，“我很高兴跟您聊聊。”
“您是想说，我让您开心……那更好了……这样吧，我先对您说明一下，这儿的人都管我叫古怪的人，就是说，有些人在闲扯旁的无聊事中偶然提到我的名字时，就这样称呼我。‘我的命运太没有人关心。’他们无非是想刺痛我……我的天！他们若能知道……我之所以潦倒，就是因为我一无古怪之处，除了有时有点冒失，像我眼下跟您这样聊天，可是这种冒失根本算不了什么。这是最廉价最低级的一种古怪。”
他转过脸对着我，并摆了摆双手
“先生！”他喊了一声。“我认为总的说来只有古怪的人才能活在世上；只有他们才有生活的权利。有人说：Mon verre 12’est pasgrand，mais ie bois dans moll verre。瞧见吗，”他低声插一句，“我的法语讲得多地道。我觉得，即便你的脑袋大，装的东西多，你知识渊博，无所不知，紧跟时代——然而没有一点你自己的、独特的、个人的东西，那你就是一无所有！只不过是世上多了一个储藏普通物品的地方而已——谁又能从这里得到什么满足呢？这可不行，哪怕你蠢，也得有自己的蠢法！要有自己的味儿，自己的原味儿，这样才行。您别以为我对这种味儿要求很高……决不是的！这样的人多得很：无论你朝哪儿瞧——都有古怪的人；任何一个活人都是古怪的人，可我不在其内！”
“其实，”他稍稍沉默了一会后继续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是壮志凌云呀！我在出国之前以及回国之初，自己曾经多么的自负呀！在国外时我非常谨慎，总是独往独来，我们这种人应该如此，可是我们这种人总是在钻研、钻研，而到头来什么也没弄明白！”“古怪的人，古怪的人！”他带着责备的神情摇摇头，又接下说……“都管我叫古怪的人……可实际上这世上没有比我更不古怪的人了。我大概生来就是要模仿别人的……真是！我在生活中似乎也是在模仿我读过其作品的各种各样的作家，我活得累极了；我过去学习、恋爱，后来结婚，似乎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似乎是在履行一种义务，或者像在学功课——谁分得清呢！”
他摘下头上的睡帽，扔在床上。
“要不要我把我的一生讲给您听听？”他用若断若续的声音问我，“或者就讲讲我一生中几件有特色的事岂不更好？”
“请讲讲吧。”
“要不，我还是对您讲讲我是怎样结婚的事吧。结婚么本来是件大事，是一个人的试金石，婚姻就像一面镜子，可反映出……可是这种比喻太陈腐了……对不起，我得闻一下鼻烟了。”
他从枕头下摸出鼻烟盒，打了开来，又说起话来，一边摇晃着打开了的鼻烟盒。
“先生，您就设身处地去想想我的情况……您判断判断，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喏，什么样的，您说说，什么样的好处呢？您说说，这种百科全书与俄罗斯生活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让我怎样能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呢？而且不光是这种百科全书，还有整个德国哲学，甚至说，整个德国科学，怎样能运用过来呢？”
他在床上蹦了起来，气得直咬牙，并低声嘟哝说：
“唉，本来嘛，本来嘛……那么，你于吗要跑到外国去学呢？于吗不坐在家里就地研究你周围的生活呢？这样，你倒可能认清生活的要求，认清未来，也可能认清自己的所谓使命了……可是得了吧，”他又换了一种语调继续说，似乎在替自己辩护，而且有些胆怯，“还没有一位智者写进书里的东西，让我们这种人上哪儿去研究呀！我倒是很乐意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的，可是它，我的宝贝，却不吭声。那样子是说，你就这样来理解我吧；可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呀：你们就给我一个结论，给我提供一个断语吧……一个断语？——他们说，这就是提供的断语：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的说话吧——像不像夜莺？而糟就糟在他们说得像库尔斯克夜莺一般动听，可是说得不像人话……于是我一想再想——似乎觉得科学到处是一样的，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决定前往异国，到异教徒那边去……有什么办法！——年轻气盛嘛。要知道我不愿过早地发起福来，虽然有人说肥胖意味着健康。不过天生不长肉的人，怎么也胖不起来！”
“可是，”他稍加思索，接着说，“我似乎说过要给您讲讲我是怎样结的婚。您就听听吧。一，我告诉您，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二……这二么，我觉得需要把我青年时代的情况对您说说，不然您会什么也搞不明白……您还不想睡吧？”
“不想，不想睡。”
“那好极了。您就听听吧……隔壁房间里的坎塔格留欣先生呼噜打得真够呛！我是不很富裕的双亲所生的——我说双亲，是因为，据说，除了母亲之外，我也曾有个父亲。我记不得他了；据说，他是个不大有出息的人，大鼻子，一脸的雀斑，红头发，用一个鼻孔吸鼻烟；在我母亲卧室里挂着他的肖像，穿一身红色制服，黑黑的衣领贴到耳朵，仪表很不雅观。我常常被拉过他的肖像旁去挨鞭子，在这种情形下母亲总是指着他的肖像说：‘要是你爹还活着，还要把你揍得更厉害呢。’您想想看，这对我是多大的鞭策呀。我既无兄弟，也无姐妹；或者说确切点，我有过一个身体很差的弟弟，生有软骨病，不久就痛苦地夭折了……这样的英国病为什么会传人库尔斯克省希格县呢？但问题不在这里。作为一个乡村女地主的母亲满怀急切的热情培养我，从我初临人世的头一天她就开始对我进行教育了，直至我满十六岁……您是在听我讲吗？……，，“当然，请往下讲吧。”
“那好吧。当我年满十六岁时，我母亲便毫不犹豫地辞退了我的法裔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人住区来的一个德国人，名叫菲利波维奇；母亲把我带到莫斯科，给我在大学里注了册，就把灵魂交给万能的上帝了，而把我留给我的亲叔叔照管。这位叔叔名叫科尔通’巴布拉，是一个司法检察官，不单是名闻希格雷县。我的亲叔叔，司法检察官科尔通一巴布拉照例把我的财产掠夺一空……但问题也不在这里。我进大学时——应该为我母亲说句公道话——已经具备良好的素养；但是那个时候在我身上已显得缺乏特性。我的童年跟其他青年人的童年一无不同之处：我也像是在羽毛褥子下傻乎乎地、蔫不唧唧地长大的，从很小就开始死背诗书，同时也渐渐变得萎靡不振，说是喜欢幻想……幻想些什么呢？——咳，幻想美……等等。我在大学里也没有另辟蹊径：我很快就加入了小组。那个时候跟现在很不一样……可是您也许不清楚小组是怎么回事？记得席勒在某首诗里说道：
Gef百hrlich ist’S den Leu Zu Weeken，Und schrecklich ist des Tigers z￡^n．Doch das schrecklichste der Schreken——Das ist der Menseh in seinem Wahn！
我对您敢肯定说，席勒他要说的不是这个，他想说的是Das istein‘小组’……in der stadt Moskau！
“您认为小组有什么可怕之处呢？”我问道。
我的邻人抓过睡帽一戴，把它往鼻子上拉了拉。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之处吗？”他喊了起来。“我认为是这样：小组就是对各种独立发展的毁灭；小组就是对社交、女性、生活的无耻的替代；小组……哦，慢着，我来告诉您吧，小组是什么玩艺儿！小组就是把懒惰和颓废合在一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却被赋予合理事业的意义和形式；小组用议论取代交谈，使人习惯于毫无意义的空谈，使人脱离独立的有益的工作，使人染上文学的疥疮；最终使人丧失朝气和纯真坚强的灵魂。小组就是借团结友爱之名，行庸俗无聊之实，以真诚和关心为由而搞倾轧和野心的结合；在小组里每个成员都有权在任何时刻把自己肮脏的手指直捅进同伴的心窝，没有一个人的灵魂保持有一处纯洁和没有创伤的地方；在小组里所崇拜的是夸夸其谈的空谈家、爱面子的机灵鬼、未老先衰的小老头，所吹捧的是平庸无才而徒具‘隐秘’思想的诗人；在小组里，十六七岁的年轻小伙就会风雅而玄奥地大谈女人和爱情，可是到了女人面前却说不出话，或者跟她们谈话如同跟书本谈话一样，再说谈的又是什么呀！在小组里吃香的是诡辩和花言巧语；小组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官……哦，小组！你不是小组，你是个怪圈，在你那里毁掉了多少正派的人呀！”
“唉，请允许我说一句，您这是太夸张了，”我打断他的话说。他默默地瞅了我一眼。
“也许是的，天知道，也许是的。可是要知道，我们这类人只剩下一种乐趣了，那就是夸张。我就是这样在莫斯科度过了四个春秋。先生，我的确难向您形容这段时光过得多么之快，真是太快了；来伤心、懊恼。早上一起来往往就像坐雪橇滑下山似的……睁眼一瞧，已经滑到山脚了；已经到黄昏了；一个昏昏欲睡的仆人来给你套上常礼服——你穿好了衣服，便慢慢地去到朋友那里，抽着烟，一杯杯地喝着淡茶，海聊德国哲学、爱情、永恒的精神之光等等，真是海阔天空。不过我在那里也遇到过一些颇有特性和独立个性的人：有些人不管怎样糟蹋自己、扭曲自己，仍然不改其本性；惟独我这个倒霉蛋像捏一块软蜡似的把自己捏来捏去，我那可悲的本性却不作半点的反抗！这时候我已年满二十一。我接管了留给我的遗产，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