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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庭》中写“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说明蒲松龄再次在乡试中失利。此时离他“三试第一”已过去44年。
蒲松龄升官梦破灭后，又寄希望于儿孙。耐人寻味的是，不仅他的子孙不能飞黄腾达，他教的学生也同样没官运。他40岁后任教的毕府，过去出过尚书、刺史，蒲松龄在毕府30年教出的学生，居然无一人通过乡试。这一切都说明，蒲松龄治学跟科举考试背道而驰。
蒲松龄在八股文上用这么多精力，未免可惜。如果他把全部精力放到写小说上，《聊斋志异》的篇幅肯定可以翻一番。那是多美妙的事？
我们现在旁观者清，当年蒲松龄却当局者迷。因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是下层知识分子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出路。蒲松龄虽然喜欢写小说，却数十年如一日，花费大量精力钻研八股文，痴痴盯着“举人”这个头衔。直到晚年，蒲松龄因为《聊斋志异》很有名气时，他仍然认为，自己一生一事无成。
人总是很难认识自己，蒲松龄始终认为他做进士绰绰有余，只是缺举人这个环节。《聊斋志异》反映出强烈的“举人”情结。蒲松龄在《王子安》“异史氏曰”中说，秀才考举人有七种相似：刚进考场时，光着脚提着考篮，像乞丐；点名时，考官训斥，隶卒责骂，像囚犯；等回到考试的号房，一个一个号房上边露出脑袋，下边露出脚丫，像秋末快要冻坏的蜜蜂；等出了考场，神情恍惚，觉得天地都变了颜色，像出笼的病鸟；等到盼望发榜，草木皆兵，做梦也总是幻想考中，有时想到得志，顷刻间楼阁亭台都有了；有时想到失意，瞬息间骨头都烂了，这个时候，坐卧难安，好像是被拴住的猴子；忽然，飞马来报考中的消息，报条里却没有我。这时神情突然变了，灰心丧气，像服了毒药的蝇，摆弄它也没感觉；刚刚失败时，心灰意冷，大骂考官没眼睛，笔墨没灵验，势必把案头的书都烧了，烧了还不解气，还要撕碎了，用脚踏，用脚踏还不解气，一定要把这些书丢到脏水里，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人把八股文拿给我，必定要把他轰走，没多久，气渐渐平了，想求功名的想法又起来了，就像是跌了蛋的斑鸠，只好衔木营巢，重新另筑窠。这样的情况，当局者痛哭得要死要活，而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实在是可笑到极点。“七似”对秀才考举人的精彩概括，没有切身体会绝对写不出来。而这些真实的感受是蒲松龄写出大量精彩科场小说的依据。
蒲松龄既然连举人都没有做上，那么，现在留存下来的蒲松龄的唯一画像为什么是穿官服的？他穿的是什么“官服”？
执着可悲举人情结（3）
蒲松龄的官服是贡生服。蒲松龄19岁成秀才，72岁成贡生。贡生，是蒲松龄在科举路上苦撑苦熬数十年的最终成果。
贡生有几种，蒲松龄是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廪生（朝廷给补助的秀才）满十年后排队挨号升贡生。一个县三年可升一人。做了贡生，理论上可以做官，于是蒲松龄有了个官衔：“候选儒学训导”。
“儒学训导”是多大的官？儒学训导算不上是官，也没有品，算小吏。封建社会有各级官学，中央有国子监，省里有府学，最低的是县学。县学正教官叫“教谕”，需要举人出身，副教官叫“儒学训导”，可以派贡生做。但是，请注意，蒲松龄的“儒学训导”前边还有两个字“候选”，也就是你有儒学训导资格，能不能做上？还得由巡抚决定：看山东省除淄川县之外，有没有空出位子，如果空出位子，再看有没有排在你前边的人？蒲松龄做廪生27年，才挨上贡生，照此挨下去，这个大约相当于县中学副校长的“儒学训导”何时到手？所以，蒲松龄这个“儒学训导”，这个“岁贡”，颇像现今大学评职称给资格很老的副教授“资格教授”，不兑现工资和岗位，所谓“地方粮票”、“评退教授”、“名片教授”。对年逾古稀的蒲松龄来说，贡生只带来精神安慰和小小的实际利益：四两贡银。县令却迟迟不肯给蒲松龄树旗匾，发贡银。宣称“片纸不入公门”的蒲松龄不得不一再向县官上呈，请求县官来树旗匾，还声明，因为天旱少收，他欠了税，急等这几两贡银交税。县令给他树了旗匾，那几两贡银蒲松龄却始终没拿到。
一年后，江南画家朱湘麟来到淄川，蒲松龄之子请他给父亲画像。蒲松龄穿上了贡生官服。他在画像上题辞表示担心：穿这样的衣服，会不会被后代人“怪笑”？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蒲松龄在清冷的书斋依窗危坐而卒，享年75岁。
苦行僧入室而出生的蒲松龄，像高僧坐化，离开了人世。
蒲松龄去世后，他的儿子替他写传，在题目中郑重地冠以“候选儒学训导”。我每次看到这个题目都震惊。人都死了，还候选什么？蒲松龄之子对父亲盖棺论定“功名”的重视，表明了蒲松龄的态度。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蒲松龄追求一生，最终到手的举人还带个“副”字！实在可怜可悲可笑。
但正是这可怜可悲可笑，成就了古代小说史多部精彩的小说，《聊斋志异》是最早集中揭露科举制度弊端和危害的作品。《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等写一个个秀才鬼魂滞留人世，继续参加乡试，构成奇特的“死魂灵”求官书生群像，成为中国小说史的奇观。其实，说穿了，这些有才气没运气的秀才不过是作者本身的“变形金钢”。
聊斋是怎样写出来的？
蒲松龄总考不上举人，跟他爱写小说有很大关系。蒲松龄是淄川人，淄川离齐国故都临淄数十里，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从古到今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淄川县东南有座小山，叫黉山，汉代大儒郑康成曾经在黉山上开过书院。黉山山后有个梓橦洞，鬼谷子曾经在梓橦洞讲学，听讲者何人？有苏秦、张仪。苏秦、张仪下山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逐鹿中原就开始了。淄川南部有个不高的山叫“夹谷台”，孔夫子担任鲁国司寇时，曾经陪着鲁定公到夹谷台跟齐侯相会……各种美丽的传说影响了蒲松龄。蒲松龄从小喜欢天马行空的作品，《庄子》、《列子》、《李太白集》、《游侠列传》。他酷爱小说。蒲松龄青少年时代是明末清初。此时，天崩地裂、改朝换代，发生了很多新奇事，引发了他写小说的热情。我认为，蒲松龄25岁时《聊斋志异》写作就开始了。这个推论是从他的朋友张笃庆的诗得出的。张笃庆说，蒲松龄“自是神仙人不识”，“司空博物本风流”。司空就是东晋时的司空张华，博物就是张华的《博物志》。张笃庆用晋代写过《博物志》的志怪小说家张华比喻蒲松龄，说明蒲松龄已开始写志怪小说了。张笃庆认为这不利于科举，该放弃，“聊斋且莫竞谈空”。但蒲松龄没接受朋友的劝告，他选择了写《聊斋志异》。天才总要表现自己；天才也总能找到表现自己的形式。我们要感谢蒲松龄这个似乎不识时务的选择，他的选择给世界文学留下了一部盖世奇书。
选择写小说，对蒲松龄来说，是掉进无底深渊。他得一边做私塾先生，维持全家的生活，一边继续参加科举考试，见缝插针写小说。那时，写小说非但拿不到稿费，连写小说的稿纸都得从嘴里省。蒲松龄冬天穿个破棉袄，手冻得笔都拿不住，脚像是给猫咬了，砚台里磨的墨水都结冰了，还是着了迷似的写。不管听到什么新鲜事，马上写。蒲松龄30岁时有过一生中唯一一次南游，到同乡进士孙蕙任上做幕宾。南游期间走到沂州时遇到下雨，住在旅店休息，一个叫刘子敬的读书人拿出《桑生传》给他看。书中写的是一个狐女、一个鬼女跟一个书生恋爱，最后双美共一夫。蒲松龄被书中故事吸引住了，他把《桑生传》改写成聊斋名篇《莲香》。
蒲松龄南游期间有两句很有名的诗：“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垒愁。”把所见所闻写成“鬼狐史”。鬼狐向来是中国小说的重要内容，但“鬼狐史”不是单纯的鬼狐故事，而是以鬼狐写人生，以鬼狐寄托块垒愁。所谓“块垒愁”是忧国忧民之愁，是屈原、司马迁那样上下求索、报国无门的愁。蒲松龄既想青云直上，又喜欢写小说，二者是矛盾的。蒲松龄的东家孙蕙注意到蒲松龄写小说影响求取功名，劝他说：老兄绝顶聪明，只要“敛才攻苦”，就能在科举上获得成功。所谓“敛才”就是收敛写志怪小说的才能，把精力集中到攻读圣贤书上。蒲松龄没有接受孙蕙的劝告，继续在穷困潦倒全家食粥的情况下，坚持写作。
关于《聊斋志异》，有两个传得很广的说法：一个是，蒲松龄在柳泉摆茶摊，请人喝茶讲故事，回到家加工，写成《聊斋志异》。另一个是，“聊斋”是聊天之斋。蒲松龄摆茶摊从未见于蒲松龄后人和朋友记载，这个说法来自《三借庐笔谈》，鲁迅先生早就认为不可靠。蒲松龄说：“我为糊口耘人田。”他一直在富贵人家坐馆，哪有空闲到柳泉摆茶摊听故事？不过，蒲松龄在求生存的同时，把写小说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他总是有意识地向朋友收集小说素材。这就是他在《聊斋自志》中所说的：“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至于说“聊斋”就是聊天之斋，也太表浅了。“聊”有“姑且”之意，“聊斋”跟屈原《离骚》叩天门不开“聊逍遥以相羊”有关，跟陶渊明辞官归乡“聊乘化以归尽”有关。“聊斋”含有作者鹏飞无望，聊以著书，聊以名志的意思。
大文学家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算得上蒲松龄人生的重要事件。王士祯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人，官做到刑部尚书。他创立“神韵说”，是清初一代文宗。王士祯丁忧期间到西铺探望从姑母毕际有的夫人，和蒲松龄相识。这时，王士祯正在写作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他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大加赞赏。他向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写下36条评语，说《张诚》是“一本绝妙传奇”，说《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他还写下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首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趣味性，用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说出《聊斋志异》的底蕴。蒲松龄写小说受到孙蕙、张笃庆等朋友的劝阻，却在一位台阁大臣那儿得到赏识，他非常激动，有一种“春风披拂冻云开”，“青眼忽逢涕欲来”的感觉，他以王士祯的私附门墙的弟子自居，真诚地希望王士祯能给《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祯答应可以考虑，但最终没有写。这可以理解，台阁重臣给穷秀才的“鬼狐史”写序，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有趣的是，历史常跟人们开玩笑，当年蒲松龄希望通过王士祯写序提高《聊斋志异》知名度，现在《渔洋山人精华录》煌煌巨著里知名度非常高的诗歌，竟然就是这首《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历史常跟人开玩笑，你明明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样的结果恐怕是王渔洋和蒲松龄都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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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墓被掘所见（1）
我关注并调查蒲松龄墓在“文革”中被掘的情况，是想通过墓葬搞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
蒲松龄18岁时奉父母之命和刘氏成亲。刘氏荆钗布裙，少言寡语，讲究实际。蒲松龄和她是柴米夫妻、贫贱夫妻，不是神仙眷侣、浪漫情人。这一点，蒲松龄的《述刘氏行实》写得非常清楚。
奇怪的是，聊斋爱情却种类繁多、描写细腻。能把爱情写得如此多样、如此动人、如此出神入化，总该有作家亲身的爱情经历在内吧？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
1980年田泽长教授发表的《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根据《蒲松龄文集》的《陈淑卿小像题辞》提出：这篇骈文写的陈淑卿是蒲松龄的情人。蒲松龄22岁时逃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古老山村跟年仅十六七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家，他们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挠，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蒲松龄30岁到江南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的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生育了子女。“可怜乐极哀生”，蒲松龄的幕宾生活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田教授的论述似乎很有道理。《陈淑卿小像题辞》情辞并茂，文章作者跟陈淑卿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