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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杂文一
词条名：义务教育、上学难、择校热、名校集团化、教师交流、升学名额分配、教育均衡
篇名： 制度创新：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探索
义务教育的困境：城市学生上名校难
义务教育阶段划分学区管理以来，出现城市内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情况，各学区中小学在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办学水平和教育成果方面参差不齐，存在较大差距。自然而然，那些硬件设施好、师资力量强、办学水平高、教学成绩突出的学区和学校，就成为家长和学生们追逐的对象。“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进入这些学校就读，成为家长们想方设法、不惜血本打破头也要挤进去的第一选择。比如缴纳高额的跨学区择校费、放弃就读当地较差的学校转而就读收费较高的民办中小学、或者干脆花大价钱在好学区周边买下比同类地段价格高出很多的“学区房”举家搬迁以便孩子就学。凡此种种，也只是少数条件很好的家庭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做到的，大多数家庭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接受孩子在所属学区就读的事实。2004年初浙江省城调队调查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全省有的学生择校就读，平均交纳的择校费为8240元。
2006年4月，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学军中学校长任继长在参加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时指出：不少媒体都或多或少地炒作过“上学难”的话题。可为什么上学会难，“难”在孩子没有书念还是挤不进好学校？政府目前努力实施的义务教育阶段保证每个学校都有充裕的师资接纳孩子，让每个孩子有书可念的做法很正确。而对杭州等不少城市而言，家长们所说的“上学难”很大部分包含了上“名校难”的感受。由此可见，当前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难”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于这一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引起的“上名校难”。
杭州的探索：名校集团化
为破解这一难题，杭州市委、市政府2004年9月开始推行“名校集团化”战略，出台《关于实施中小学名校集团化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以名校为龙头，通过名校承办、投资、入股等形式，实施“名校＋新校”、“名校＋民校”、“名校＋名企”、“名校＋弱校”、“名校＋农校”，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等多种办学模式，名校输出品牌、管理、师资，在最短的时间内带领新校、弱校整体提升教学质量。截止2006年12月，杭州市已成立51个教育集团，有191所中小学实施了“名校集团化”战略，城区的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学校比例达到80％，优质高中招生比例达到。
名校集团化战略实施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表现在：第一，普通学校向名校靠拢，所有学校不再向学生收费，确保加入教育集团后的学校大部分学生就地上学，在解决学生“上名校难”的同时又保证了学校的生源充足。杭州市教育局长徐一超指出：名校扩张，合理布局，没有演变成“贵族学校”，而是使更多普通家庭的孩子进入名校，无疑促进了区域内的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几年来的实践也表明：“名校集团化”发挥出了一定的集团效应，新老校区之间实现了优势互补，生源流失率、择校率直线下降。第二，教育集团内部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使名校品牌价值没有严重贬值。在优质教育品牌输出的过程中，有人担心，名校这杯“牛奶”会不会被稀释，名校品牌有没有贬值？有关专家指出，只要遵循教学规律，推行现代管理模式，科学输出新鲜血液，“牛奶”就不会被稀释。杭州市要求教育管理部门充分尊重学校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加入教育集团的各成员学校，实施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积极引进现代学校制度，让原汁原味的名校品牌在新的校区发扬光大。
在充分发挥这一模式优势的同时，人们也看到这一模式并不能根本解决义务教育不均衡的问题。有业内人士指出，部分教育集团的运作还存在一些硬伤：比如有的教育集团沿袭旧的管理模式，各校区各有法人代表，教学内容、行政管理、财务收支等都是各自为政，真正的师资流动尚未开始，目前仅限于个别中层管理干部的流动等等。对此，学军中学校长任继长也曾指出：教育集团化是杭州市政府探索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一种努力，它是一种有益、积极的试验，但并不是唯一的模式。其他例如名校结对帮助普通学校共同进步、政府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学校教学水平等都是不错的办法。道路有很多条，只是目前还没有最终找到一条成功的捷径。
归纳而言，这一创新是在不对原有学校、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不动“大手术”的基础上，以较小的代价，进行品牌、管理输出，以达到教育均衡化的目标。然而，教育是一项人的事业，品牌、管理的输出是以优秀师资的输出为基础的，只有名校的优质师资真正输出或共享至名校集团内的其它学校，品牌效应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否则仅仅是招牌的改变、管理制度的调整，仍不足达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
沈阳的改革：教师大规模交流
针对“上学难”、“上名校难”的问题，国内其它城市也作了有意义的探索。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东北最大城市沈阳，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创新。2005年底，沈阳教育局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干部教师交流工作的意见》。2006年暑期，沈阳市城区中小学教师进行了大范围交流。五城区总计有2055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交流，其中1958人为“人走关系动”式的实质性交流。在交流的教师中，有初中教师807人，小学教师1248人；高级职称教师119人，占交流总数的，中级职称教师1217人，占交流总数的；市、区以上骨干教师1146人，占交流总数的。截至2007年暑期，五城区中小学共交流教师2064人，其中80％以上为“人走关系动”。沈阳五城区所有中小学校都参与了教师交流，每年参与交流的教师人数均达到专任教师编制数的15％左右。同时，从2006年暑期开始，恢复全市总计35所民办公助学校的公办性质，这些学校与公办学校一样执行“按学区就近入学”的招生政策，不再享有特殊的收费政策，经费缺额按1：1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负担。这使各校之间同级别教师的待遇大体相当。
教师交流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区域内师资在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骨干结构上得到调整，校际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一些相对薄弱学校和偏远学校的社会声望日益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家长“择校”的传统思维产生了动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热”。第二，较好地传播了优良校风和先进办学理念。大范围的教师流动，使校际间各具特色的校风、学风得到推广与传播，新老教师之间取长补短，在教学风格、方法上相互影响和带动。第三，推进了中小学用人制度改革。教师“从一而终”的职业生涯模式被打破，教师由“学校人”逐渐过渡为“系统人”、“职业人”。教师在同一所学校任教6年后，就具备了异校交流的条件，就要思考自己的未来发展问题。两年来，城区4000多人参与异校交流，并分别在一个月内办理了人事调动关系，这种状况给全市教师带来了极大震撼，广大教师开始重新思索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业内人士也表示：如此高强度、大范围的教师交流需要很好的环境和条件，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会来一些问题。比如教师从邻近学校到较远的学校上班，出行交通不便使工作强度、时间大大提高；在交流的同时，教师待遇如果没有相应提高和均衡化，就会挫伤教师的积极性，教师队伍有流失现象；学校人员流动过于频繁，也使师资队伍的结构稳定和长期培养无从谈起、教学水平难以从根本上改善。
归纳而言，这一创新是以较大的代价，即教师的大规模流动来实现现有教育资源的均衡化，但代价比较沉重，实施过程中必然重重阻力，产生的摩擦成本容易使实践的发展背离改革的初衷。实际上，真正优秀的师资应该是稳定的、同时能够共享的，短期交流可以，频繁流动则不行。一旦频繁流动起来，其价值的成长性就会产生很大的疑问。
上海的经验：优质高中名额分配和大力扶持郊区县义务教育
近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也通过政策导向，采取措施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化工作。《上海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提出教育均衡化发展是一大重点。从2004学年起，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实行“五四”学制，即小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初中从六年级到九年级，保证了上海基础教育的城乡一体化。
在教育均衡化方面，2006年上海出台一项高中招生新政策：试行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和现代化寄宿制高中将10％招生计划按比例分配到初中（简称“名额分配”）的招生方法。由区县###门严格按照辖区各初中学校应届毕业生人数比例，将10％的招生计划平均分配到各初中学校。同时规定，考生必需参加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区县招生部门根据考生志愿和学业考试成绩从该校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择优录取。这意味着以往一些可能被人忽视的初中，也将有毕业生跨入优质高中，对“择校热”将起到一定平抑作用。
同时，为扶持郊区县义务教育，达到城乡均衡。上海市出台了多项措施：第一，加大财政扶持力度。2006年上海市财政加大对财政困难地区特别是远郊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市教委继续安排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崇明、南汇、奉贤、金山、青浦、松江等远郊区县及财政相对困难地区的义务教育。第二，加强中心城区学校与郊区学校师资的“强对流”。出台政策规定，到上海郊区支教一年以上并经受援单位考核合格，担任中级教师职务满四年（一般为五年），可以申报评聘高级教师；市、区重点中学和高级中学的教师有初中教学经历的，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评聘高一级职务。这些政策导向为吸引更多的市区教师到郊区支教奠定了基础。同时，组织郊区县教师到中心城区开展教学研修班“脱岗培训”。据统计，仅2006年郊区县就选派了100多名中青年校长和教师到对口中心城区挂职锻炼或跟岗培训。第三，开展对###流，精品课程落户郊区学校工作。在2006年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9个中心城区与9个郊区县签约结对教育对口合作交流，揭开了为期3年的教育对###流计划。计划内容包括教育局领导班子交流，就教育教学改革的规划、思路进行碰撞；局属职能科室的对###流，就共同从事的工作进行借鉴；校际间的结对交流，就学校建设、师资建设等进行互动等。郊区县教师参与中心城区的教育培训项目渐成常态。
归纳而言，上海市将部分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平均分配，这是在承认当前教育不均衡的前提下，调动优质高中招生对选择中小学校的指导作用，通过升学的均衡对教育的不均衡作出纠正。考虑到未来义务教育可能提高到高中阶段，教育均衡化还要进一步向上扩展，初中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将走向全面均衡，这一措施有较大的实验意义。试想，若优质高中招生名额的平均分配从10％逐步提高到100％，学生、家长们还愿意选择所谓的中小学名校吗？在各校名额相同的情况下，越是名校竞争只会越激烈，反而相对差一点的学校，有更大的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上述情况是在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条件下的理想状态，反之如果政策执行不到位，每一学校具体名额分配不能体现公平或出现漏洞时，则微观方面的不均衡最终还是会导致整体的不均衡。进一步地，即使名额分配完全公正、彻底，从实质上看也只是各学区升学机会的均衡，而不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从现象上看，就是可能会出现“差学校的优等生可以升学，而好学校的次等生不能升学，但前者其实并没有后者优秀，因为后者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因此上述措施实施的均衡效应是明显的，但其实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教育不均衡，教育的均衡从根本上还是应体现在以强补弱或对积贫积弱者予以更大的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