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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小的时候，当我在山上游荡之际，我以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还有我的弟弟外婆，我的玩伴，他们就是我的世界。在那个混沌的世界里，我是那么的自如、自足。学校为我打开了一张门，我过早地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今后将要在里头生存的地方。那里头的规则是很神秘的，我就是再有悟性也搞不清，适应不了。想不清的事我就不去想它，我虽然异常敏感，但我又一直懵懵懂懂，非常迟钝。我也听到过人们对我这种矛盾性格的评价——“不懂事”。
后来我长成了一个瘦精精的、营养不良的少女。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的表现离“淑女”总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某种看不见的钳制令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受，我一点都不想勉强适应我所属的这个世界，我逃避到幻想里面，到书籍里面。我在学校怕老师，在家里不听家长的话。那个时代，同那些懂事又体贴的少女比较起来，我的确是个晚熟的“愣头青”。而且我的晚熟还有种永远也无法成熟的倾向。那么，这种不由自主的对于“蒙昧”的坚守，是不是说明了所谓的蒙昧对于我来说有种难以言说的魅力呢？还有，成年之后的我的蒙昧是真的蒙昧，还是我具有一种为社会、风俗所不容的特殊眼光呢？也许只有我这类“不懂事”的人，才能穿透表层的伪装，触到事物的实质？也许就因为我坚持了用一个儿童的眼光来判断事物，这才使得同我熟悉或不熟悉的那些人暴跳如雷？的确，我时常表现得太不懂规矩了，我张口就说出事实真相，也不怕自己亵渎了权力。游荡在那个世界的边缘的我，终于渐渐地弄清了那里头的内幕。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就可以充当那个世界里头的一员了。鸿沟仍然有十万八千里，因为认识真相和按规矩行事是两回事。
我很想弄个专业作家来当，就托朋友去找了市委书记，帮我拨下来一个名额。这样我就可以到作家协会去领一份最低的工资了。可是我听人说，我这个作家还是临时作家，还没有“转正”。于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去问作家协会的领导，什么时候帮我转正？领导一瞪眼，说：“还没到时候。你这个妹子，真不懂事！”那一年我36岁，却被他称作“妹子”，而且说我“真不懂事”。也许这种事是不能直截了当地问的，也许我口气太大，居然同领导平起平坐讲话。总之我冒犯了人，所以是“妹子”。又过了两年，因为我不愿参加单位的会议，领导们觉得不能容忍我。还是这同一位领导劝我回家，不要当这个作家算了，还说他们可以考虑给我一点生活费用。看来我在当时的举动不但是不懂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他们想不通，一个人怎么可以不懂事到这种程度？难道她不是这个社会的人吗？既然从单位拿钱就是单位的人了，怎么可以没有规矩、我行我素？38岁的我当然不是不懂事，而是深深地懂得那里头的“事”。为了让创作顺利进行下去，我曾经做好了被他们开除的打算。然而时代风云又发生了变化，开除始终没有到来。
延长了的蒙昧期（2）
我所写的，正好是那位领导永远弄不懂的事；我之所以能写，正好依仗于我的不愿“懂事”。儿童时代那幸福的蒙昧期使我受益终生，对“不懂事”的个性的坚持使得我的作品有了一种先知先觉的风格。我将永远如此：一只脚跨在世俗社会的边缘，另一只脚立在我的空灵王国内，将这种交合的探索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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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
在那个年头，谁家的小孩又没有排过队呢？买计划物资要排队，买煤要排队，买粮食要排队，买布，买猪下水都要排队。父母事情多，排队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小孩身上。排队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也别想白得好处。排队是有技巧的，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幼稚如我这样的小孩也慢慢地悟出了这一点。可是，我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成功的决窍。
有的人很会插队，找到一个队伍里的熟人就唠叨个没完。谁能反对他们唠叨呢？这又没有规定！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人还在唠叨，也在一点一点地向队伍里靠拢。别人都已忘记他是插队的了，只有我恨恨地记得。可是我这么腼腆，这么瘦弱，怎么敢去说他呢。在我漫长的排队生涯里，几乎每次都要碰见这种人，每次都是敢怒不敢言。
同一些无法预料的因素比较起来，插队这种小事就算不了什么了。时常，有好几个队伍摆在你面前，你选哪一队？我们同院的小孩都比我灵活，到队伍里钻几回，换来换去的就换到了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队。我不知道他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我每次都是死心眼地站在一个最短的队伍后面，可回去得也最晚。我不会换队，每次都一站就站到底，哪怕队伍移动得像蚂蚁那么慢，心里也存着希望——毕竟还在动嘛。我记得有次买油，当我终于排到柜台跟前时，发现所有的顾客都走光了，我羞愧地成了最后一名，除了一名老头来帮我打油外，其余人都吃饭去了。
最怕的是更为神秘的因素的干扰，它们常常可以使得我白白浪费大半天时间。那时的人“走后门”还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可是在任何场合，都有可能出现强权人物，这些人可以不按规范，多吃多占。有一回我为家里买煤，我又按惯性选择了一队最短的队伍。这一次，居然排了一个多小时还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怎么回事呢？刚好一个朋友路过，就请她帮我站一下队，自己到前面去观察。却原来，在我的那一队的窗口前，拥挤着七八个青年后生，有的还攀跨在窗台上方。我踮起脚，从人缝里看过去，我看到的情况总是模棱两可：好像里头在卖票，但是又没看到人出来。那七八个后生始终将窗口遮得严严实实，似乎里头有见不得人的秘密。过了好久好久。终于一声吼，一个小伙子拿了一张煤票挤出来了，他浑身都是黑汗，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说，队伍并没有一动不动，还是有人买了票出来了。于是我回到队伍里，继续耐心耐烦地等。这时我发现只有一个小孩排在我后面，而我，已经快排了一上午了，才总共挪动了四五米的样子。再去排其它的队是绝对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排到底吧。可以想见，那一天我没有买到煤。我在回去的路上一直想这个问题：那些人为什么围在售票的窗口不离开呢？如果是来买煤的，买了就应该走啊。还有里面的营业员，她（或他）多长时间才买一张票呢？怎么我站在那里观察了差不多半小时，才看见有一个人拿了票出来？莫非她（或他）上厕所去了？莫非吃饭去了？莫非这一队并没有专人售票，只不过是敷衍我们的？莫非所有的煤票都落到了那几个强权人物手里？
社会生活中的黑洞常常令我不寒而栗，儿时排队的经验只不过让我远远地看到了洞口的一些表象。也许像我这样的小孩，即使全看到了，也还是学不会适应的技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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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心忡忡
我的童年和少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忧心忡忡中度过的，我这种心理来自于对我未知的那个世界的害怕。。通常一桩心事让我的那种心理状态持续好多天甚至半个月，最后才得以解脱。忧心忡忡的原因总是一个——怕同人打交道，尤其是陌生人。在那种场合，我既容易脸红，又时常听不懂别人的话。
文革中有段时候，父亲被关牛棚，要由我去代领他的工资。他的工作地点是学院里一个叫函授处的地方，似乎他解除劳动教养之后就在那里整理资料。开始还给他发83元工资，后来就只发45元生活费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领工资的情形。在那之前好几天我就开始惶惑不安了。父亲之前带我去过一次函授处，是一栋别致的两层楼房，门前有花坛和万年青。听他说领工资的地方是在二楼进门左手边第三个门。我最担心的是，万一财务室的人不相信我怎么办呢？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我，我手里只有父亲的一颗图章，凭了这颗图章他们就会发工资给我吗？还有，万一他们问我什么事，我听不懂他们的话，那就糟了。越临近考验，我越像热锅上的蚂蚁。然而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上到二楼，心里怦怦跳个不停。财会室里头人很多，都是领工资的，我默不做声地排在队伍后面。时间就仿佛停滞了一般。啊，轮到我了！我亮出图章，对那人说：“我是邓钧洪的女儿，来领工资的。”由于刻意用力讲话，我的声音很大。那人看了我一眼，从那一排纸袋里头抽出一个，把钱交给我，然后在表格上盖了一下图章。直到我下了楼，我才感觉到自己在发抖。那时我没想到，他们肯定是熟悉父亲的图章的，而且我的样子老实又腼腆，当然不会怀疑。从那以后，领工资就成了我的事。我虽仍然紧张拘谨，但远没有第一回那么恐惧了。
那个年月，对于落到头上的灾祸（比如被抄家；比如被从家里赶走，搬到楼梯间去栖身；比如去为牛棚里受难的父亲和被关押的母亲送生活用品这一类的事）我既不紧张也不忧心忡忡，反而显得很平静很沉着。只有去单位找人开证明转学啦，去管理处购买食堂的饭菜票（外面的人不得在学院的食堂吃饭）啦这种要同人打交道说明情况的事，我才会感到很为难，很厌恶。看来那种正常的将自己看作社会的一员的观念从来也不曾在我心中扎过根，所以我才会一到了要同作为“组织”的人打交道时，就难为情，畏惧。又由于生活上少不了这类麻烦，我隔那么一阵就会忧心忡忡好几天。而灾难就同这种事不同了，我不用同人打交道，我只要忍受并且蔑视就可以了。我已经在父亲的教育下成了个懂道理有理想的少年，完全经得住风雨了。
忧心忡忡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那不就是个人要不要作为社会的一员来生活这个问题对我产生的冲击吗？啊，这的确是个问题！虽然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从儿童时代起我就为了这类事焦虑、恐惧、失眠过。长年累月，我站在外围观察，但我始终融不进去。如果我不预谋的话，我的言语，我的举动就永远是不得体的、异端的。几十年都过去了，摆在我面前的仍然是这个问题，即，我要不要开始“生活”，“正常的生活”对于我这样的人究竟有没有可能？我依然忧心忡忡，就像久远的少年时代那一回要去领工资一样。
生命圈
我想，我和弟弟都有一个生命圈。他的圈比较小，是中国式的。他每天上班，每天惦记他的宝贝女儿，还看一点书，基本上不怎么与人来往。我呢，我的圈子是西化的，不断向外扩张的。我每天写作，稍微惦记一下我的儿子，同丈夫商量一下家务。我的圈子是通过作品向外拓展的，因为我也不怎么与人来往。
焦虑从两三岁起就伴随着我。外界是一个黑洞，幼儿园和医院里那些令我恐怖的日日夜夜，影子似的在眼前穿梭的大人们，宛如噩梦。我总是想，只要一觉醒来，一切就会改变了。所以我应该紧闭双眼，马上入梦。所幸的是这些日子都很短暂，我得以回到我的圈子内。我对三岁多时家中发生的那场灾祸并没有太多的记忆，也许一方面是晚熟，另一方面也是那件事并没有很深地触及我的生命圈？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外婆的羽翼之下，还用不着我们去同外界打交道。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我的童年既完整又幸福。即使后来进入了学校，即使要焦虑的事大大地增多，我里面那种已经成形的东西也并没有被破坏。
从一开始我的圈就不是完全封闭的，它是一个矛盾，既排斥外界，又渴望着外界。当我搬回城里时，外婆已经去世两年了。我终于在宿舍里交了一个好朋友。那一天，我决心要将我外婆讲给我听的一个极为幽默的故事转述给她听。我和她来到井边，我模仿我外婆的外乡口音给她讲了那个故事，自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很可惜，她没听懂。我有点失望，有点惆怅，还有点恨自己口才不好。那么好的故事，那么好笑的方言，都被我弄糟了！后来我又将那个故事对自己复述了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