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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他还活着的种种理由。那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负罪感，也不光是因为害怕，可能起作用的还有倔强的，不肯认同死亡的生命力吧。
有我的作品里头，是没有消极，颓废和死亡的位置的。我自认为我的作品是生命之歌。由于与生俱来的极度的恐惧，我才选择了这种死亡演习的写作。我的每篇作品里头都有死神，也有那些决不放弃，决不低头的怪人或奇异的小动物，他们身上凝聚着千年不死的东西。这两方面的争斗一直在花样翻新。我不要听那爆竹的一声巨响，我也不要看亲人的残骸，即使听到了，看到了，我也要将它们排除出我的记忆。我决不让它们来主宰我的生活。时间一长，不要看不要听的东西便被对象化了，以越来越狰狞的面貌出现。所以我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危机四伏，它们那催命的鼓点越敲越紧，但表演的，不是死神的战胜，而是生的希望和生的光荣。
我的眼前有一个捂着双耳飞奔的长腿的小姑娘，她的步伐那么急促而野性。那个时候，她一点也没有料到她会要将这种行为艺术一直扮演到死，她只是出于强烈的本能一次次地演出，在她后面追赶的，是她永远都不能接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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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的艺术
同我的书卷气相比，我的读者更能感到我作品中那种浓厚的生活气息，那甚至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生活气息。我想，这大概是因为30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 社会的底层吧。所以现在，尽管我探索的问题非常艰深，尽管我的所有小说都可以归结到人的本质或抽象的人性上去，我的故事和叙说依然带有浓郁的社会底层的气味。这，恐怕永远都改不了了。30岁，性格已成形，世界观也已基本确定，这些铸就了我的基本的文风。和某些人的看法相反，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而且从未哪怕一刻有过出世的念头。我同世俗、同社会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矛盾，一种从迷惑、痛苦、徘徊到冷静、坚定的争斗过程。我的作品大部分描写的就是这个矛盾，这个过程。所以，我又怎么能够出家，怎么能抛弃这令我魂牵梦萦的一切呢？
从小我就是个矛盾体，既孤独又不孤独，我同这世俗的世界有着很深的计较——所谓的恩怨情仇。老师在讲台上指着几个捣乱鬼的鼻子说：“你们这些人，家里祖祖辈辈都没有受过苦。”我便将这句话记在日记本上，后来还记了一辈子。一般来说，家庭关系也好，玩伴之间也好，都不喜欢“较真”。说过的话就说过了，过一会儿就忘记了。所以虽然吵吵闹闹不断，却很少看到有真正的决裂。可我却不是这样，我常常同人决裂，动不动就较真，而自己的行为举止又并非无可挑剔。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我乖张，并且是极端入世的乖张。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同自己喜欢的伙伴一起玩耍，可我又动不动与他们闹翻，闹翻了又难以和好，于是我就长期处于交流的饥渴之中。
我的青年时代深深地卷入世俗的矛盾，大部分日子都是在人际关系的焦虑中度过。我也曾反省过自己，企图扭曲自己的个性，挽回一些败局。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成为了社会所不容的人。后来成了作家，又一次卷进社会生活的乱旋涡，又一次为社会所不容。回忆我同我们那里的作家协会十多年的不友好关系，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不辞去这个官方给的职位呢？值得为此惹这么多麻烦吗？当然，他们发工资是一个原因，我需要钱。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则是，这种关系正好是我创作激情产生的根源。同世俗中人的明争暗斗越频繁，不由自主的自我反省就越深入，越有力度。很少有人能知道这其中的奥妙的。那时，我听说作家协会的领导说不想要我了（因为我不参加协会任何活动，难管理），也曾有过脱离的想法，但我从未打算主动回家，而是准备让他们来“开除”。回想起来，那几次差点被开除的遭遇所引起的心灵动荡，的确产生了我最重要的作品。什么叫社会磨炼人呢？这就是吧，虽然有点黑色幽默。
我的艺术感觉渗透于我在世俗中的每一件小事，所以唯一的出路便是全盘否定世俗，“把生活变成艺术”。这种行为艺术导致了我的实验小说的诞生。我的出世和超脱则是在于我的批判力——对自我的批判和否定。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平民阶层，所以我的思维也具有强烈的平民特征。士大夫那种飘逸文风同我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我的每一触角都是“界入”的。我在世俗的内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我无法动弹。这样，如果我要起飞，就只能依仗纯粹的灵魂的力量了。这也是我的小说为什么特别纯粹，不带一丝世俗杂质的原因。为了飞升，我将肉体抵押给世俗了。这同世外桃源似的飘逸正好相反。我关心什么？我每天关心的是世俗中的那些事和人，我对他们有无穷的兴趣和斩不断的牵挂，我永远是“他们”中的。我的小说也属于他们中那些想要有另外的一种生活的人。同时我在“他们”当中又很难受，很压抑，对自己的行为也很鄙视。就是这种种的情绪便积累了我在创作上要用到的潜意识吧。
性格
我性格暴烈，容易冲动发火，这个特征大概从婴儿时代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尽管阴郁的日子居多，内心的烈火一点都没有减弱，只要被点燃，就会“嘭”地一下烧起来。我的发作总是异常猛烈而持久的，和伙伴的争吵可以持续几个小时，同家里人闹翻则常常持续几天。如果受了冤枉或背了黑锅，满心都是恨；如果被人欺负了，则总想着报仇。总之是属于那种“放不下”的类型，所谓的“问题儿童”。有一次，弟弟看见我冲上楼梯，一把死死抓住一个比我胖大得多的小姑娘的双臂，那骂不绝口的小姑娘居然被我的气势吓坏了，“哇哇”大哭起来。我这才鄙夷地松开她走下楼去。弟弟对我佩服极了，想想我那时是什么样子啊，苍白，奇瘦，绰号叫“香棍子”！
童年的理智还没有健全起来，发作大多是盲目的。当然其间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即所谓的“认死理”。我认为自己是诚实的，家人却认为我在某件事上“撒谎”，由对骂而导致挨打，情感就如水库里的水倾泻而下，一定要闹出个真相来。但你又如何证实真相呢？真相不能证实，家人当然不相信，也不会去调查，家务太多，他们太忙。这个我是不想的，闹了再说。最后当然是没有结果，自己惨败。课堂上，后排男同学调戏我，乱吵，老师过来后，不说他反说我这个一贯守纪律的学生，就因那男同学出身好，是她的红人。我气急败坏，一顿乱辩，还哭起来。老师沉下脸来，训了我几句就走开了。大概她既有点看不起“出身”有问题的我，又觉得我难缠。事后我记恨了好几天。
一旦爆发，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因为里头有疯狂的成份，就如被刺激发疯的奔马，必得要跑累才会停下脚步。我想，这种暴烈应该是来自血液里头的遗传吧。据说我的老外公是个疯狂的暴君，一发疯就用刀砍我外婆，我亲爱的外婆被他砍得遍体鳞伤。我继承了这种非理性的暴烈，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之下，我没有变成外公那样的疯子，而是让自己的理性监控着体内的那个狂人，在文学的王国里肆意发挥，创造了奇迹。我的理性和逻辑能力来自父辈的遗传，我曾是我父亲的得意的作品，他手把手地教过我哲学——野马皈依了强大的理性，两方面的合力构成了我的才能。
青年时代，在街道工厂做事的时候，因为受到那个厂长的欺负，无计可施，我就和另一位女同事在车间里破口大骂，整整骂了一个晚班，后来还赌气旷工，又到厂部门口当着厂长的面挑衅了一下。其结果是不了了之，并没有扣我的工资。像这一类的大爆发就远远不是盲目的了，那里面是有谋略的。当然也是对于压迫的反抗。踏入社会之后我一直为社会所排斥，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我的反抗。
我的性情是改不了也不想改了，它就这样慢慢转化成了我的写作的方式。我每天都要在写作中爆发，叛乱，和起义，然而，这种爆发，叛乱和起义却又是于朦胧中朝着某个方向的皈依。所以不论我写下什么，都可以从那里头看到多年前那个哭声响亮持久，异常躁动的婴儿的影子。这个婴儿长大起来之后，竟成了最善于用铁的逻辑来约束自己的人。我就这样在自我囚禁中得心应手地发挥着。毁掉老外公的暴戾也就这样成全了一名艺术工作者。但我并不能预测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的逻辑崩溃，就像我父亲老年的情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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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复仇
魔鬼名叫记忆，住在深不见底的地方。我们在每个人身上看见它的痕迹。然而我们看到的那些，都是表层的、外在的记忆，比如儿子长得像父亲啦，几代人有同样的嗜好啦，父债子还啦，癌症基因啦之类。然而这记忆还有另外一种，它在人无法探测到的处所兴风作浪，到最后关头才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人。这种记忆是超出常识的预测的。认识这种记忆，则是文学和艺术工作者的毕生工作。
我身上装着一个火药桶，这实在有些不相称。因为我内向，瘦弱，害羞，多愁善感，又爱冥思遐想。据说我出生不久，就以夜间爱哭闹为最大特征。哭一通夜不消停的情况是常有的（从我后来养育儿子的经验判断，很可能是缺钙引起的神经方面的痛苦，但那个年代缺乏医学常识，所以不知道原因）。哭并不说明我就没有忍耐力（我的忍耐力很强），只不过是我要将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外界。我在身体变化之际死命地啼哭，我是一个有传达能力的婴儿。但我相信，我从来不无缘无故地哭，我应该是一个爱笑的婴儿，有一张照片纪录了我灿烂的笑容，那可是我唯一的一张婴儿照片。然而我因为爱哭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欢迎——这个世界不欢迎有传达能力的婴儿，人们喜欢那种静悄悄的，不劳动大人的婴儿——这是我们文明古国的风俗。
再大一点，表达自己给就我带来灾难，受到大人们的制裁。虽然挨了打，还是要反抗，要表达，欲望是如此的强烈，愤怒可说是刻骨铭心。我身上的那股“要说话的”冲力，必定是经过了无数代人的积累而发展出来的。中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制裁的社会，但魔鬼是不会死亡的，无论经过多少代。就文学艺术在本土的命运来说，棍子底下出天才应该是一个规律。当然这棍子，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无形的情感的压迫。似乎我一直初衷不改，压而不服，是属于乖张，“难养”的那一类孩子。也许是因为时候快到了，我身上所负的使命已显露出基本的风范？在后来，“说”，终于成了我生存的方式。
我身上被镇压的冲动一旦爆发，就达到疯狂的地步，欲望或愤怒往往是以“反弹“的形式发挥出来。即，如果不去刺激它，它就潜伏在那里，一旦被刺激起来，它就如决堤的洪水。我想，既然它是存在的，而又被以凶残的方式镇压在深渊，那么，要伸张自己，表明自己，就只能是以疯狂反扑的形式了。从儿童到少年时代，周围人总觉得我有那么些不可理喻。这个模式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运用，终于有一天进入了我的创作。每天，我都在导演着镇压与反弹的好戏；每天，我都要以此来测试我的理性的张力和欲望的强度。我在硝烟弥漫中去获取最高的享受。
至今我仍记得我在某些阴惨的夜晚，口中发出的那些诅咒。我愿自己变成蛇蝎，变成狼，对压迫我的一切施以可怕的报复。我要说，吐出我胸中埋藏了千年的污秽之气。那不就是孩童自发进行的演习吗？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不由自主地演习一次，如同某种致命疾病的发作。当发作越来越疯狂之际，自制力也随之越来越强。当然，其结果总是爆发，而不是湮灭。
意义与虚无
我感到幼儿园就像一个鸡笼子，当然那时的我还未见过鸡笼子，这是现在回忆起来的感觉。我惶恐地站在那里，周围是那么的嘈杂，我无处可呆，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幸亏外婆来了，外婆在栅栏那里叫我呢。我奔向外婆，口里高喊：“外婆！！”外婆俯下身凑在我耳边说，她将一个饼子放在X老师那里了。她要我过一会儿去向X老师要了来吃。她说完后就匆匆离去。我重又陷入鸡笼子似的地狱。这些人，我不认识，也不喜欢，为什么要将我放在这个地方啊。中午睡午觉时，我睡不着，烦躁又情绪低落。X老师过来了，用手按着我的眼睛强迫我入睡。我心里惴惴地想，我的饼子呢？她为什么不给我吃？�